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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很眼熟，也很陌生，像平时看一个字，越看越像，也越看越不像。见鬼，我到底来过这里没有呢？让我来推测一下吧：踏上前面那石板路，绕过芭蕉林，在油榨房边往左一折，也许可以看见炮楼后面一棵老树，银杏或者是樟树，已经被雷劈死了。
片刻之后，推测果然被证实了。连那空空的树心，树洞前有两个小娃崽在烧草玩耍，似乎都在我的想象之中。
我又怯怯地推测：老树后面可能有栋矮矮的牛房，房前有几堆牛粪，檐下有一张锈了的犁或耙。当我走过去，它们果然清清晰晰地向我迎来！甚至那个歪歪的麻石春臼，那臼底的泥沙和两片落叶，也似曾相识。
当然，想象中的石臼里是没有泥水的。但细一想，刚下过雨，屋檐水不应该流到那里面去吗？于是，凉气又从我的脚跟升上来，直上我的颈后。
我一定没有来过这里，绝不可能。我没得过脑膜炎，没患过神经病，脑子还管用。也许是在电影里看过？听朋友们谈过？或是在梦中我慌慌地回忆着。
更奇怪的是，山民们似乎都认识我。刚才扎起裤脚探着石头过溪水时，一个汉子挑着两根扎成a字形的树，从上边来。见我溜溜滑滑，就从路边的瓜棚里拔出一根干树枝，丢给我，莫名其妙地露出一口黄牙，笑了笑。
“来了？”
“嗯，来了”
“怕有上十年了吧？”
“十年”
“到屋里去坐吧，三贵在门前犁秧田。”
他屋里在哪里？三贵又是谁？我糊涂了。
随着我走上一个小坡，一片檐瓦门庭在前面升了起来。几个人影在地坪中翻打着什么，连枷摇得叭叭响，几下重，又有一下轻。他们都赤脚，蓄寸头，脸上有棕色的汗釉，釉的边缘残缺不齐。日光下一晃，颧骨处的汗釉有一小块反光。上衣都短短地吊着，露出软和的肚皮和脐眼，裤边也松松地搭在胯骨上。只有发现他们中的一个走向摇篮开始解怀给小孩喂奶，又发现都挂了耳环，才知道她们——是女人。有一位对我睁大了眼。
“这不是马”
“马眼镜。”另一个提醒她。觉得这个名字好笑，他们都笑了。
“我不姓马，姓黄”
“改姓了？”
“没改。”
“就是，还是爱逗个耍方呵？哪里来的？”
“当然是县里。”
“真是稀方客。梁妹呢？”
“哪个梁妹？”
“你娘子不是姓梁？”
“我那位姓杨。”
“未必是吾记糟了？不会不会，那时候她还说是吾本家哩。吾婆家是三江口的，梁家畲，你晓得的。”
我晓得什么？再说，那个什么又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似乎是想去找她，却来到了这里。我不知自己是怎么来的。
这位大嫂丢下连枷，把我引进她家里。门槛极高，极粗重，不知被多少由少到老的人踩踏过，坐过，已经磨得中部微微凹了下去。黄黄的木纹，像一圈圈月光在门槛上扩散浸染开来，凝成了一截化石。小娃崽过门槛要靠爬，大人须高高地勾起腿，才能艰难地倾着身子拐进去。门内很黑，一切都看不清楚。只有一个高高的小窗眼漏下一点光线，划开了潮湿的黑暗，还有米潲和鸡粪的气味。好半天瞳孔才适应过来，可以看见壁梁上全是烟灰，还有同样苍黑的一个什么吊篓。我坐在一截木墩上——这里奇怪地没有椅子，只有木墩和板凳。老妇和少妇们都叽叽喳喳地挤在门边，喂奶的那位毫不害羞，把另一只长长的*掏出来，换到孩子嘴里，冲我笑了笑，而换出的那一只还滴着乳汁。她们都说了些奇怪的话“小琴”“不是小琴。”“是吧？”“是小玲。”“哦哦。小玲还在教书吧？”“何事不也来耍耍呵？”“你们都回了长沙吧？”“是长沙城里还是长沙乡里？”“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小罗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陈志华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熊头呢？找了娘子没有？”“也有娃崽了吧？一个还是两个？”
我很快察觉到，她们都把我错当成一个既认识什么小玲也认识什么熊头之类的“马眼镜”了。也许那家伙同我长得很像，也躲在眼镜后面看人。
他是什么人？我需要去想他吗？从女人们的笑脸来看，今天的吃和住是不成问题了，谢天谢地。当一个什么姓马的也不坏。回答关于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让女人们惊讶或惋惜一阵，不费气力。
梁家畲来的大嫂端来一个茶盘，四大碗油茶，我后来知道，这是取四季平安的意思。碗边黑黑的，令我不敢把嘴沾上去，不过茶倒香，有油炒芝麻和糯米的气味。她把地下两件娃崽的脏衣捡起来，丢进木盆，端到里屋去了，于是一句话被分切成两截：“老久没有听到你的音信，听水根夫子话（半晌才从里屋出来）你一回去，就坐了大牢？”
我吃了一惊，差点让油茶烫了手。“没有。什么大牢？”
“背时的水根，打鬼讲！害得吾家公公还吓心吓胆，为你烧了好多香。”她捂嘴笑起来，“哎哟，要死了。”
妇女们都笑起来。有一嘴黄牙还补充：“还到戴公岭求了菩萨呢。”
真是晦气，扯上了香火菩萨。也许那个姓马的真地撞了什么煞，有牢狱之灾，而我代替他在这里喝油茶，在这里蠢笑。
大嫂又端上了第二碗茶，一只手照例横搭在端茶这只手的腕子上，大概是一种礼节。而我第一碗还没有喝完，水干了，芝麻和糯米却没有滑到碗边来，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斯文体面地吃上。“他老是挂牵你，说你仁义，有天良。你那件袄子，他穿了好几个冬天。他故了，我就把它改了条棉裤，满崽又穿”
我想谈谈天气。
屋里突然暗了下来，回头一看，一个黑影几乎遮挡了整个门。看得出是男的，赤着上身，隆起的肌肉没有曲线，有棱有角像一块块岩石。手里提着一个什么东西，从那剪影来看，是个牛头。黑影向我笼罩过来了，没容我看清面孔，嗵地一下丢掉了手里的东西，两只大掌捉住了我的手锉起来。“是马同志呵，哎哟哟，呵呀呀”
我又不是一条毛虫，惊恐什么呢？
当他转到火塘边，侧面被镀上了一层光亮，我这才看清是一张笑脸，有黑洞洞的大嘴巴，两臂上都刺了些青色的花纹。
“马同志，何时来的？”
我想说我根本不姓马，姓黄，叫黄治先，也不是深沉而豪迈地来寻访旧地的。
“还识（认？记？）得吾吧？你走的那年还在螺丝岭修公路，吾叫艾八呵。”
“艾八，识的识的。”回答得很卑鄙，“你那时候当队长。”
“不是队长，吾记工。你嫂子，还识不识哟？”
“识的识的，她最会打油茶。”
“吾同你去赶过肉的，识不识得？（赶肉，是否就是打猎？）那次吾要安山神，你话（说？），那是迷信。收末还不是，你碰上牧麻草，染了一身毒疮。那回你还碰了只麂子，从你胯下过，没叉着”
“嗯嗯，没叉着，就差一点点。我眼睛不好。”
黑洞洞的大嘴巴哈哈笑起来。女人们慢慢起了身，摇晃着宽大的臀部，出门去了。自称艾八的男人搬出一个葫芦，向我大碗大碗敬酒。酒很浑浊，有甜味，也有辣味和苦味，据说浸过什么草药和虎骨。他不抽我的纸烟，用报纸卷喇叭筒，吸一口，烟纸烧起了明火。他不急，甚至看也不看一眼，待我急了好一阵，才从从容容一口气把明火荡灭，烟还是好好的。
“如今酒肉尽你吃，过年，家家都宰了牛。”他抹着嘴巴，“那年学大寨，谁都没得禄。你晓得的。”
“是没得禄。”我想谈谈大好形势。
“你视见德龙哥了吗？他当了乡长，昨日到捉妹桥栽树去了，兴许回来，兴许不回来，兴许又会回的。”他谈起一些令我糊涂的人和事：某某做了新屋，丈六高；某某也做了新屋，丈八高；某某也要做屋了，丈六高；某某正在打地基，兴许是丈六也兴许是丈八。我紧张地听着，捕捉这些话后面的各种脉络。我发现这里的话有些怪，看成了“视”，安静成了“净办”。还有一个个“集”，是起的意思？还是站立的意思？
我有点醺醺然了，对丈六或丈八胡乱地表示着高兴。
“你这个人过得旧，还进山来视一视。”他又把烟纸吸出了浅浅的明火，又让我暗暗急了两秒钟。“你当民师那阵发的书，吾还存着哩。”他咚咚地上楼，好半天才头顶几丝蜘蛛网下来，拍着几页黄黄的纸。这是几页油印的小书，大概是识字课本，已经撕去封面了，散发出霉气和桐油气。上面好像有什么夜校歌谣、农用杂字、辛亥革命，还有马克思论农民运动及什么地图，印得很粗糙，一个个字大得很，还有油墨团子。我觉得这些字我也能写出来，没什么稀奇的。
“你那时也遭孽，饿得脸上只剩一双眼睛，还来讲书。”
“没什么，没什么。”
“腊月大雪天，好冷啊。”
“好冷的，鼻子都差点冻落。”
“还要开田，打起松明子出工。”
“嗯啦，松明子。”
他突然神秘起来，颧骨上那一小块光亮，几颗酒刺，朝我逼近了。“吾想打听件事，阳矮子是不是你杀的？”
什么阳矮子？我头盖骨乍地一紧，口腔也僵硬了，连连摇头。我压根儿不姓马，也没见过什么阳矮子，怎么刑事案都往我身上扯？
“都话是你杀的。那家伙是条两头蛇，该杀！”他愤怒着，见我否认，似乎有点怀疑，又有点遗憾。
“还有酒没有？”我岔开话题。
“有的有的，尽你的量。”
“这里有蚊子。”
“蚊子欺生，要不要烧把草？”
草烧起来了。又有一批批的人来看我，拐进门来，照例问起身体可好和府上可安一类。男人们接过我的纸烟，嗞地抽得很响，靠门或靠墙坐下，眯眯笑，不多言语。听他们自己偶尔说上一两句，有的说我胖了，有的说我瘦了；有的说我老多了，有的说我还很“少颜”，当然是由于城里的油水厚。直待烟烧完，他们又笑一笑，说是去倒树或下牛粪。有几个娃崽跑过来，把我的眼镜片考察了片刻，然后紧张得兴高采烈，恐惧得有滋有味，“里面有鬼崽！有鬼崽！”一边宣告一边四下奔逃。一位姑娘，总是咬着一根草站在门边，痴痴地望着我，还好像亮晶晶地旋着泪花，不知是什么意思。弄得我很不自在，只好正经地总不时地盯住艾八。
这类事我已经碰得多了，刚才去看他们种的鸦片，路上碰到一位中年妇人。她一见我就显得恐惧，脸像一盏灯突然黯淡，赶紧拔着鞋后跟，低头择路而去。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艾八说我还应该去看看三阿公——其实三阿公已经不在，说是不久前被蛇咬死了，只是在人们的谈论中，还留下一个名字。在砖窑那边，还有他一栋孤零零的小屋。已有一半倾斜，眼看就要倒塌。两棵大桐树下，青草蓬蓬勃勃地生长，有腰深，已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阴险地漫上了台阶，摇着尖舌般的草叶，就要吞灭小屋，像要吞灭一个家族的最后几根残骨。挂了锁的木门，已被虫蛀出了密密的黑洞。我不知道主人在的时候，房屋是否会破败得这么厉害。难道人是房屋的灵魂，灵魂飞去，躯壳就会腐朽得这么迅速吗？草丛里倒栽着一盏锈马灯，上面有几点白白的鸟粪。还有一个破了的瓦坛子，你一碰，坛子里就嗡地一下涌出很多蚊子。艾八说这瓦坛总是浸酸菜，当年我经常到三阿公家里来吃酸黄瓜的。（是吗？）墙上灰壳驳落，隐隐约约有几个油漆字，仅笔触的边沿还未完全褪色：“放眼世界”艾八说那还是我写的。（是吗？）艾八扯了一把车前草，又打望树上的鸟窝。我则朝窗里瞥了一眼，见屋角有半筐石灰，还有一个大圆盘，细看，发现是铁杠铃，锈得不成样子了——我感到惊异，这种罕见的体育用品，怎么会出现在深山里？怎么运到这里来的？
大概不用问，也是我送给三阿公的，是么？我把它送给三阿公去打锄头或耙头，而他终究还是没有打。是么？
有人在坡上唤牛：“呜吗——呜吗——”于是对面的林子里有隐隐的牛铃声。这里唤牛的方式比较奇特，像喊妈妈，喊得很凄凉。也许那炮楼的砖壁就是被它喊黑的罢。
一位老阿婆背着小小的一捆柴，从山上下来。腰弯得几乎成了直角，走一步，扯出的下巴就一锄，像锄着步子。她深深地仰望了我一眼，似乎不是看我，而是从前面看到了我脑后的桐树，模糊的黑瞳孔全顶着上眼皮，没有任何表情，只有满脸皱纹深刻得使我一震。她看看三阿公的老屋，又回头看看寨子口上的那棵老树，没头没脑地咕噜了一声：“树也死了。”又慢慢地锄着步子远去。头上几根枯枯的银丝，随着风压下去，压下去。
我现在相信，我确实没有来过这里。我也无法理解老阿婆的这句话——一个无法看透的深潭。
晚饭弄得很隆重，牛肉和猪肉都大模大样，神气十足，手掌大一块，熬得不怎么熟，有一股生腻味。堆出了碗口，就系上草箍，一层层往上码，像码砖窑——几千年前就有这种吃法罢。男客才能上桌。有一位没到，主人在空着的位子上放了一张草纸，大家吃一块，往纸上夹一块，算是他也吃了。席间我谈到了香米，他们根本不肯出价钱，简直是要白送。至于鸦片，今年鸦片好是好，但国家药材站统购。我不好再说什么。
“阳矮子该杀。”艾八嗬嗬地喝下一口热汤，把汤勺放回桌面那黏糊糊的老位置上，又眼盯肉碗敲着筷子，“翘屁股，圆手板，什么功夫都做不像，还起屋，不就是阴毒？”
“就是，哪个没挨过他一绳子？吾腕子上现在还两道疤。操他老娘顿顿的！”
“他到底是何事死的？真的碰了血污鬼，跌到崖墸氯チ耍俊�
“人再狠，拗不过八字。命里只有一升，偏要吃一斗。夏家湾的洪生也是这个样。”
“连老鼠都吃，几多毒辣！”
“是蛮毒辣，没听见过的。”
“熊头也遭孽，挨了他两巴掌。明明是几袋颜料，吾视见过的，染不得布，只画得菩萨伢子。他说是炮子。”
“也怪熊头的成分大了一点。”
我鼓足勇气插了一句：“阳矮子的事，上面没派人来查过么？”
艾八咬得一块肥肉吱吱响：“查过的，查卵！那天来找我，我就去打牌。哎，马同志，你的酒没动呵？来，取菜取菜，取。”
他又压给我一大块肉。我喉头紧缩，只好再次作出去装饭的模样，躲人暗处，把肉拨给了胯下一挤而过的狗。
饭后，他们说什么也要让我洗澡，我怀疑这是不是当地一种风俗，得装得很懂。没有澡盆，只有澡桶，很高大，足可以装几大锅热水，就放在灶屋一角。女人们可以在桶前来来去去，梁家畲来的大嫂还不时用瓜瓢来回水，使我不好意思，往桶内一次次蹲。只到她提桶去喂猪，才偷偷出了口长气。我已经洗得一身发热，汗气腾腾了。大概水是用青蒿熬出来的，全身蚊虫咬出来的红斑也不怎么痒了。头上那盏野猪油的灯壳子，在蒸汽中发出一团团淡蓝色的光雾，给肉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