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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合作中的道德因素（）
带剑的契约对于保证合作关系是有效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根本找不到，或者不值得用“剑”也就是法律来保证合作。那么在这时，有没有其他办法来达到均衡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法律是保证人与人关系之间的唯一武器，那么博弈策略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作家吴思在潜规则中曾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可以作为一个引子。这个故事来自明史，是一个监察官员的故事。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上皇帝，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写了份上疏，说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出书费用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对大臣们说：“一良忠诚耿直，可以当佥都御史。”
这时，吏部尚书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又是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吞吞吐吐，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崇祯再次把韩一良和一些大臣召来，当面追问。然而韩一良就是不肯点名。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甚至顶着被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作为给事中，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分内事。因此，恐怕还是一种外在规则的压力，或者说外在规则在其内心中形成的“道德”在起作用，使其坚决不肯背叛向他行贿的人。
上面这个历史故事讽刺性地告诉我们：在现实环境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道德因素，可以化解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的矛盾，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
有一群猴子被关在笼子里，从笼子上方垂下一条绳子，绳子末端拴着一个香蕉，上端连着一个机关，机关可以开启水源。猴子们发现了香蕉，纷纷跳上去够这个香蕉，当猴子够到香蕉时，相连的绳子带动了机关，于是一盆水倒了下来，尽管够到香蕉的猴子吃到了香蕉，但大多数猴子被淋湿了。
这个过程重复着，猴子们发现，吃到香蕉的猴子是少数，而其余的大多数猴子都被淋湿。于是，每当有猴子去取香蕉，就有其他的猴子主动地去撕咬那个猴子。久而久之，猴子们产生了默契，再也没有猴子敢去取香蕉了。
在这个故事里，猴子间产生了“道德”。猴子们认为取香蕉的后果对其他猴子不利，因而取香蕉是“不道德的”，它们便会主动地惩罚“不道德的”猴子。
与法律一样，道德也是对某些不合作行动的惩罚机制。这种机制的出现使得人类从囚徒困境中走出来。道德感自然地使得人们对不道德的或不正义的行为谴责或者对不道德的人采取不合作，从而使得不道德的人遭受损失。这样，社会上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因此只要社会形成了道德或不道德、正义或非正义的观念，就自动对行为产生了调节作用。
博弈智慧
在日常生活的交际中，单纯依靠对手的道德自律来达成合作是不保险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道德因素的考虑，对博弈策略进行相应的调整，把交际变成长期的、多边的，从而形成诚实守信的动力与压力。
第161章 诚信建立的基石（）
一次性博弈中双方都会为了当前的利益最大化而使出浑身解数，因为行为之后就各走各的路。重复博弈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合作的可能性，也成为了诚信建立的基石。
论语学而中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交往的基础在于守信，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没有信用基础，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陷于混乱的生活危机之中。
中国的儒家把守信视为一种人人必须奉行的道德准则。现代经济学则认为信用是人们在通过交易往来，主要是在多次的重复博弈中建立起来的。在一种较为完善的经济制度下，若“重复博弈”发生，则人们会更倾向于相互信任。
你到菜市场去买菜，当你担心上当受骗而犹豫不决时，卖菜的摊主就会对你说别担心我不会骗你，我是天天在这卖菜的！他强调这个天天在这里买菜，你便会放下心来，与之交易，这就是经济学经常提到的语言重复博弈！
博弈本是赌博与下棋，其结果不是你赢就是我输！泛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涉及双方互相损益的行为，现在人们又引申为一切人际关系中各个行为主体相互影响的决策及其均衡。在单独的一次博弈中存在较大的机会主义，也就是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倾向于利用自身的优势为自己追求最大化利益，这就可能给对方带来损失，而对方也同样会这么做，于是双方都要采取措施来防范对方，白白增加了很多成本。
而进行重复博弈可以减少欺骗，增加相互间的信任，因为上当受骗的人会进行一报还一报的报复行动，其结果是双方都没得到好处，互为损害利益！理性的人们认识到这样大家都没好处，于是相互欺骗的行为减少了，诚信就产生了。
网易新闻频道曾有过这样一个标题：“诚信奇迹无人卖报摊三年口袋里从没少过钱”。讲述一个叫王波的卖报摊主，因为夫妇两个又要带孩子，还有一个书刊摊要打理，所以把自己在成都近郊金名苑市场小区门口的报摊办成了“无人报摊”，报架上写了“请给5角买报”的油漆字，还放了一个装钱的口袋。三年来，这个报摊每天都会卖出报纸100多份，但从来没有少过钱。
诚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形成的。无人卖报摊开张的第一天就少了两元钱。两元钱等于4份报，这4份报的“买家”中或许就有不诚信的机会主义者。卖买双方在第一天里就进行了一次诚信与不诚信的简单博弈，这场博弈中，诚信卖报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他完全有可能不顾其他买报人的不方便而在第二天就取消这个无人售报摊，如此一来，买卖双方都陷入了不诚信的“囚徒困境”。但卖报人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坚持了下来，结果第二天又多出了2元钱。于是，这一坚持就是三年。
我们可以把这个诚信报摊看作摊主与买报人之间的博弈，而从博弈过程来看，诚信报摊成立第一天那种“每个博弈者都只关心一次性支付的简单博弈”已经转变成了“重复的、连续进行的博弈”，连续博弈的过程中，偷报者必然会担心卖报人可能采取暗中观察、抓住偷报者示众等报复措施，所以会理性地克制投机行为、选择诚信与合作，于是必然就出现了双方都诚信的博弈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背信的成本低于其价值。一份报纸不过才五角钱，没有人愿意为了这“低廉”的成本，而冒被社会和周边人谴责的危险，这就涉及在重复博弈中，如果坚持诚信的成本问题。从短期来看，诚信也是有价值的也是需要成本来维持的；但是如果是重复博弈，从长期的收益看，诚信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提倡诚信不仅是因为重复博弈的原因，事实上，缺乏诚信会提高交易成本，妨碍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制度经济学大家威廉姆森认为，由于利己主义动机，人们在交易时会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总是想通过投机取巧获取私利，如不履行合约中规定的义务，曲解合约条款，以信息优势欺骗对方等等。这样一来，在交易时就得讨价还价，得调查对方的信用，得确保履行合约，交易成本就非常高了。交易成本过高时，也就不值得交易了，于是一个潜在的帕累托改善就不能实现。由此可见，只有交易双方彼此诚信，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
博弈智慧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诚实守信的品行会给一个企业家带来好处。因为诚实守信的企业家往往更容易取得商业伙伴的信任，就更容易为自己赢得商业机会。机会的增加，交易成本的降低，对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额都大有益处。
第162章 投机者的博弈（）
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让我们看到了一幕大戏。这场大戏的精彩部分并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总统选举对决，而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选举。
民主党的提名竞选，最终在希拉里和奥巴马之间进行。在2008年总统选举之前，奥巴马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他那年才46岁，只有3年的国会参议员和7年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工作经历，但是他是当时国会中唯一一位黑人参议员，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五位黑人联邦参议员。
相比之下，希拉里是美国前第一夫人，有着多年的从政经验，同时也是美国第一位女参议员。不论在哪个方面，人们都觉得希拉里会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但是在选举开始之后，奥巴马的人气迅速蹿升，并最终获得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伊拉克战争开始时，希拉里投了小布什发动战争的赞成票，后来又改成有条件对战争拨款，人们因此指责希拉里是见风使舵的投机者。
到底什么是投机呢？投机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名词，与投机相对应的是投资。市场上通常把买入后持有较长时间的行为，称为投资，而把短线客称之为投机者。
投资家和投机者的区别在于：投资家看好有潜质的股票，作为长线投资，既可以趁高抛出，又可以享受每年的分红，股息虽不会高但稳定持久；而投机者热衷短线，借暴涨暴跌之势，通过炒作牟取暴利，少数人一夜暴富，许多人一朝破产。
人们对投机通常是不屑一顾，但是投机又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短期内可以得到大量回报。
投机者行为的重要特征就是：只关心今天，不关心明天。假如一个投机客投身政界，那他的行为模式就是，观察现在环境下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对自己有利，一旦确定下来，就马上选择这个主张，而不考虑以后会怎么样。
博弈智慧
如果博弈是一次性博弈，那么商户会选择欺诈顾客；如果博弈变成了无限次重复博弈，商户最优的选择就变成了以真诚的态度为客户提供真货。如果商户是投机者，那么他所关心的就仅仅是今天的利益，并不考虑明天会怎样。
第163章 带剑的契约才有效（）
为了鼓励合作，通常需要包含某种惩罚作弊者的机制。这种机制有助于减少双方作弊的动机。在一次性博弈中，这种机制的作用无法发挥，因为没有下一次的合作，作弊的行为也就无法得到惩罚。但在重复博弈中，一方背叛的出现，会在日后以损失的形式使其得到惩罚。如在迟到问题上，当迟到者没能准时到达时，其受到的惩罚远远超过其迟到的收益，因此故意迟到的行为最终会消失。
通常来说，一般性的惩罚在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上是有效的。但对于重大问题来说，则又另当别论。如在价格战中，虽然双方都签订了合作的协议，有的甚至还制订了惩罚的办法，但由于没有执行这一机制的保证，那么各方都有动机偏离合作，因为一方背叛的收益还是要远远高于合作的收益。
我们知道，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签订合作协议并不难，制订一个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真正具有挑战的事情是如何保证这一协议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如果协议签订之后，没有执行惩罚机制的约束，最后的结果还是会令人失望，博弈参与者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仍有作弊的动机。
霍布斯曾经说过：“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证一个人的安全。”也就是说，没有约束力的合作协议对合作毫无帮助。
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博弈中，早已形成的法律可以说是对合作协议的有力保证。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法律就是通过第三方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由于这一规范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能够促使惩罚机制可信且有效执行。在一种有效的法治环境中，法律可以改善囚徒困境。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假设公司甲与公司乙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公司甲经常向公司乙购买原材料，由于两家公司在不同的城市，于是两个公司经过谈判之后签订买卖合同，一般在一周最后的那一天，公司甲将现金打入公司乙的银行账户，公司乙则发货到公司甲，若违约则处以2倍罚款。
实际上，公司甲与公司乙都是理性人，他们的合作就是一个有限次数重复博弈，在社会不存在法律的情况下，在两个公司任何一次交易中都有可能存在其中一家公司不遵守合同，逃款或逃货的风险，即使公司甲现金充裕，而公司乙货源充足。
然而，在我们理想的法律环境下，两公司最佳策略都是合作。我们不妨假设公司甲与公司乙每年的交易都有十几次，平均每笔生意为100万，若违约则罚款200万。公司乙的产品成本为80万，公司甲受到产品后可获得净收益也为20万。
如果两公司都选择合作，双方收益均为20万（指两公司各自的利润）；
如果公司甲合作，公司乙背叛，那么公司甲付款后，公司乙不发货，甲会损失100万，乙收益100万；
如果公司甲背叛，公司乙合作，那么公司乙发货后，公司甲不付款，公司甲收益120万（其中包含20万的利润），公司b损失80万（指公司b货物的成本，也就是收入减去利润）；
如果两公司都背叛，公司甲不付款，公司乙不发货，双方收益为零。
在没有法律背景的条件下，双方选择不合作是自然的纳什均衡点。然而当引入强制性的法律时，结果就会有所不同，这时他们所签合同具有法律效应，一旦有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罚款其200万元，并且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合作才是两个公司的最佳策略。简单说来，就是法律通过惩罚的有力保证，改变了两个公司博弈的均衡结果。
霍布斯认为，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对某种行为如“违约”采取惩罚措施，但是如果惩罚措施不力，即使扣除惩罚的成本，行动者从“违约”策略中获取的好处也大于他采劝守信”策略所带来的好处，那么国家的法律措施是无效率的或者说是低效率的。因此国家法律的制定应以抑制对他人的危害行动为原则。这就是使得惩罚有效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我们的社会中，当涉及公共物品时，普遍存在着“社会悖论”的问题。人类共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当每个人都从自身利益出发企图多占有一些资源时，就会产生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公共地的悲剧、人口问题、大气污染等都可以在社会悖论中得以解释。在这些问题中，关键是要制订游戏规则来控制每个人的行为。
博弈智慧
作为第三方的法律无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