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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盒极普通的药，从药厂卖到一级代理商（全国总代理）为1。5元；全国总代理将其转卖到各地二级代理商（多数为私人承包）的价格为5元；二级代理商卖给医药公司的价格摇身一变成了30元，其中25元的差价费包括给医生的处方费12到15元，药房统计员的统方费2到3元，还有给医药代表的提成3到8元，其余则为二级代理商自留利润；医药公司卖给医院的价钱为35元，其中5元为医药公司中介搭桥费用；而医院最后卖给患者的价钱为45元，其中10元为医院自留利润。价钱较之出厂价己翻了30倍，据说成本低得可怜。
出厂价1。5元的药就可以卖到45元，至于出厂价15元的药，最少都要卖到百元以上的。病人进医院看病，医生开药，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支药都是有回扣跟着的。医生给病人看病开什么药不是取决于药品疗效，而是看哪家医药代表给的回扣多，药价越高回扣越高，拿得最多的就是科室主任和所谓教授级别的，最高的每月可拿十多万。当然，做手术的医生是不屑于拿这些回扣的，因为病人家属的红包早就把他们喂饱了。
张声翔接触过的所有医生都有车，还是好车。单纯按照他们工资条上的收入，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车。特别是中午时分，不少医生连白大褂都来不及换，就开车走了。很多时候，他们是被利益相关的人请去消费了，这些消费，很多是由医药代表请的。
在公司老医药代表的引导下，张声翔仅做了半年，月收入就达到一万元了。但他却毅然辞了职，辞职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因为他还没有丧尽天良：“看到病人如获至宝地拿着医生开的处方抓药，我心里就特别难受，真是应了那句话，‘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辞去医药代表后，他便开始从事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虽然他有理论知识，但珠三江这边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识，是个人都能做，专业性不强，流动性就特别大，反正中国人多，你不做还有别人做。更重要的是，身为人力资源工作者，他竟然不站在公司的立场去压榨工人，有时还为工人说话，这是做人力资源的大忌，所以他在一家公司从未呆满过一年，直至辗转进了樱之。但明天，他不知道自己又会在哪里？
说到这里，他唉声叹气地猛灌了大半瓶啤酒。对于我们打工者来说，每当谈到前途的话题，许多人和我一样心情沉重。在这个城市，我们只是被视为创造gdp和利润的机器，而不是这个城市的一员。虽然大多数财富出自我们之手，但我们没有事业，没有家庭，没有生活，没有未来。我们活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两边却又都靠不了岸。我原以为只有一线的工人如此，没想到身为樱之厂人事部招聘组长的张声翔也不例外。
第210章（）
我不知道，是深圳这个城市让我们心情沉重？还是打工生活让我们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亦或是，整个中国都失去了统一的、明确的方向？
张声翔喝得太多了，但我和王磊怎么劝也劝不住，他总是回签：“别管我，我心情不好。”
没办法，只好任由他喝。桌上的气氛一时有些沉默，我偷偷瞟了王磊一样，没话找话说：“我在樱之厂上班，但总感谢别扭。虽然我知道厂里这些日本人并没有参与那场战争。但对他们的仇恨，己经渗透在我的血液里了，所以感觉很矛盾。”
王磊犹豫了一下，摇摇头：“不能一概而论，我始终不喜欢那些对所有日本人的人身攻击，特别有些人张口就是‘所有日本人都是什么什么’的行为，除了表现骂人者的粗鲁以外，对日本人没有任何杀伤力。连动物界都讲弱肉强食，何况是人？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反省和完善自己，让历史不再重演，而不是一味迁怒于别人！”
我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但还是梗着脖子说：“我就是厌恶日本人，以后也不会喜欢。并且，听说日本国内反华势力也好严重。”
他宽容地说：“我们应该厌恶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分子，而不是所有的日本人。日本有反华势力，中国不是也有反日愤青吗？”
我立刻释然，但还是心存疑虑道：“那樱之厂的日本人有反华的吗？”
他笑笑：“怎么说呢？日本人在中国，一般都是小心翼翼的、心怀畏惧，因为他们来中国是赚钱的。但一旦回到日本，他们就会变得嚣张起来。
我没好气地说：“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在自己国家赚钱，偏要跑到中国来？”
他叹了口气：“日资是外资，外资在中国设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第二是，外资在中国设厂国家有许多优惠政策，比如前三年不需要交税，即便三年后交了税，国家对外企的税收政策也放得很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优惠，但对国企和民企就有许多限制，所以这边大厂几乎都是外资、台资、港资或合资。有些外资厂就是瞅准这个漏洞，在一个地方投资三年后，赚了钱，换了地方继续；第三是，虽然中国有劳动法和工会，但劳动法形同一张废纸，工会也是高高凌驾于普通工人之上，主要为资方服务。你想想，沃尔玛在世界各国都是拒绝加入工会，但偏偏同意加入中国工会，这其实也间接反应中国工会并不是为工人服务的。沃尔玛就是知道在中国设立工会实际上是为企业服务的，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矛盾的，所以才会加入。再加上现在几乎是无官不贪，所有在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的低工资、低劳动保护，超时工作，在中国都可以实现。”
我郁闷极了，但还是嗫呶着问：“那日本人好相处吗？”
他想了想说：“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日本人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彬彬有礼的，为人谦和，这种谦和是发自内心的，但这种人是极少数；还有一种也是彬彬有礼，但总会露出狐狸尾巴，在某一时刻让人看出他们骨子里的傲慢和惊恐，这种人占大多数吧；第三种就是明目张胆的狂妄了，这种人也不是很多。”
他懂的可真的，说起话来头头是道。而这些道理，都是我以前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我仰慕地望着他，正想问更多的事情，张声翔己经喝得往外吐了。
我只好起身去埋单。但服务生指着王磊告诉我：“那位先生己经付过了。”
我回到座位想把钱给王磊，他却淡淡道：“算了。”
如果他为自己埋单说出一大堆理由，我还准备反驳他，但他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让我没有任何理由再坚持，只好讪讪地把钱放回口袋。但对他，我更生出许多的好感来。
这时，他己经架起张声翔，正要离开时，张声翔却挣脱他的搀扶，踉踉跄跄地回过头，睁着被酒精烧得红通通的眼晴瞪着我，好半天才含糊不清地说了句：“杨海燕，看在你请我这顿饭的份上，送给你四个字，小心相本。”
我一时没明白过来，迷迷糊糊地问：“你说什么？相本是谁？”
他却又开始醉话连篇了。
旁边的王磊犹豫了一下，小声说：“就是主管行政的相本副总经理。”
我还想问什么，两人己经走出了川菜馆。我好半天也没缓过神来。小心相本，我为什么要小心相本？
虽然张声翔的话让我担心了好几天，但随即便释然了。樱之厂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就拿人事部来说，文员属于最低一级，文员的上一级是管理员，管理员的上一级是组长，组长的上一级是主任，主任的上一级是经理，经理的上一级才是副总经理。办公室的等级还是经过简化的，要是车间或别的部门，还有班长、科长等等，等级制度更加严格和复杂。所以，一个普通文员和副总经理之间还有好几个级别，怎么也轮不到我和相本打交道啊？
再说，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小心相本”，而是在人事部所站的位置！小小的人事部，不过三四十人，却分成了几派，其中有两个最大的派别，一派是以金自立为首的，比较受相本喜欢；另一派是以张声翔为首的，比较得黄经理欣赏。但虽然有黄经理撑腰，张声翔毕竟比金自立低一个等级，就象黄经理毕竟比相本副总低一个等级一样。虽然金自立比张声翔的官大，但现官不如现管，这就给很多职员造成一种困扰，到底该站在哪一派呢？
人事部除了培训组、招聘组、薪酬组、事务组外，还要负责企业内刊《樱之人》的编辑及发行。培训组长由金自立兼任，招聘组长是张声翔，薪酬组长是韩路，事务组长是史学宏，《樱之人》主编是崔平凡。
韩路曾经做过财务，为人十分圆滑世故，对金自立竭力迎合，两人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史学宏虽然勤奋，但太过老实，其余几个组不想做或不屑做的事情都推给他，弄得他成天手忙脚乱，吃力不讨好，看到金自立象老鼠见了猫似的。崔平凡为人很是清高孤傲，据说曾出版过两本诗集，经常上班时间写诗，他的职位可有可无，所以不掺和任何一派，任何一派也不屑拉拢他。
因为利益所趋，培训组、薪酬组是旗帜鲜明站在金自立一派的，事务组虽然对金自立很看不惯，也不敢公开反抗他。按理说，招聘组应该站在张声翔这一派的，但苗选婷对招聘组长的位子窥视己久，再加上她又是老员工，所以就和金自立走得很近，要本不把张声翔放在眼里。如此一来，张声翔就显得势单力薄了。除了阳容容、赵宁、刘文茜等几个招聘组成员外，没谁把他放在眼里。
第211章（）
金自立并不满足，他还想把新进人事部的我拉进他的那一派里，让张声翔更加孤立起来。虽然因为胡琳的事情，我和他产生了隔阂，但自从我进了人事部，他就对我格外热情，仿佛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节似的。但我知道，时间久了，若我还没有下决心站在他那一派，这种照顾便会变成“小鞋”。
我现在之所以能坐在人事部宽敝、明亮的办公室，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和张声翔当初的推荐也是分不开的。何况，张声翔为人远比金自立坦荡诚实得多，我不会做忘恩负义的小人。
不知是因为人事部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是因为曾经的流水线生活和屈辱的经历，虽然终于成了人事部文员，但我并没有产生多少做为一个文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我依然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流水线女工。
自从进了人事部，因为工作原因，接触到很多人事方面的资料。樱之厂人员每年的人员流动率高达50％，反正中国别的不多，就是人多。几乎每天都有员工辞职或被解雇，负责办理离职手续的阳容容常常忙得晕头转向。与此同时，两个招聘点不间断地招聘新员工，特别是普工招聘点，几乎每天都是爆棚，门外黑压压站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
这些人，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市。人事部每月都要统计一分《各省人员分布表》，在这份表格中，排在最前面的七个省是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贵州、河南、安徽。而男女比便，一直在一比七左右浮动。
这些统计结果，让我对打工仔打工妹的生活，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工作环境变了，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新的烦恼又接踵而至。人事部是没有冲压机开了，但几乎每天都要做各种各样的表格。有时候坐在电脑前做表，我恍然又变成了做表的机器。
日本人对做表真是痴迷，芝麻绿豆点大的事都要做个表，然后对着表重复开会，一次、两次，三次，讨论的东西全部一样，并称这样比较有感全感。
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人事部会议特别多，不但人事部会议多，整个樱之厂会议都特别多。并且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召开，如周日或周一至周六晚上。有时一开就是三到四个小时，还不算加班。虽然开会不算加班，但如果迟到或不出席，却又一律按旷工处置。
在车间上班时，每天宿舍、厂区、饭堂，三点一线，大多数时间处于睡觉和工作两种状态，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才知道，樱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这也是会议多的原因之一。
在我进人事部半个月后，就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当时听说罢工，我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但金自立却无所谓地说：“一群乌合之众，冒不出多大的泡！”
这次罢工涉及时计组立工场的六组全体工人共计八十余人，这些工人几乎每天都要站16个小时，但本月所发的工资，以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却改成了每天一元。30元钱对有钱人来说实在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对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而言，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如果这次罢工能把所有被减去一半站立津贴的工人联合起来，也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六组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向所属科长提出恢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被拒绝后，第二天便集体不来上班了。
罢工期间，我去计生组立车间看了一下，偌大的车间里，除了六组，别的组仍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他们站在那儿象一棵棵高矮不等的树，机械地重复着一个动作，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如金自立说的那样，这次罢工并没有冒多大的泡。两个小时后，那些在宿舍里睡大觉的罢工者终于耐不住了，在保安及部分管理员的劝说下，陆陆续续回到车间上班。
虽然如此，当天下午，人事部还是张贴了一份告示，口气十分严厉：
告示
今天上午，计时组立工场在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带领下，无故罢工两小时，严重影响了车间正常的生产秩序，给工厂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现要求知情员工举报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可直接向上级举报或将闹事者名字投入意见箱，必有重赏。
若有知情不报者，一旦被查出，将严惩不怠！
落款是“总经理室”，后面还有田中总经理的签名，可见厂方对这次举报是极为重视的。
虽然没有知情者来人事部举报。但第二天打开意见箱上，我看到金自立面露喜色，从意见箱中拿出好几页纸，邀功功似地交给了黄经理。
难道真有知情者举报，这让我很为那些所谓的“别有用心的闹事者”担心。
我的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因为在樱之厂，大部分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都表现得奴性十足，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在利益面前，出卖兄弟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很多中国员工，在要求别人协助的时候，并不是坦诚自己要求协助的理由，而是要反复强调：“这是日本人说的。”虽然我为说这些话的人悲哀，但这句话却是屡试不爽。
比如有一次，我们人事部预定好的会议室被别的部门抢占了，大家愤愤不平，立刻有人厉声训斥：“吵什么吵，没见到里面都是日本人吗？”
当然，为了害怕惊动里面的日本人，他的声音很轻，但就这一句话，刚才还群情激愤的人们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每个人都很累，办公室的气氛也很压抑。
在车间里，我这样的年龄己算大龄，但在办公室，几乎都是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后都二十初头了，所以我的年龄并不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