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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意识到，特权，是无处不在的！
吃过晚饭，我直接回了宿舍。一般来说，计件工是直落打卡的，吃过饭直接进入车间。但计时工，比如查衫员、清洁工吃过饭都要回宿舍休息一下。我回宿舍时，宿舍里己经有了几个人。我和她们打了声招呼，正要拿水桶去冲凉，便听到门口传来一个礼貌的男声：“请问，杨海燕住在这里吗？”
我回头一看，竟是沈洲。只见他脱下厂服，换上白衣蓝裤，带着眼镜，竟有了几分斯文儒雅。几个女孩子便大喊大叫：“杨海燕，有人找！”
第64章（）
朱素贞还故意逗他：“沈大主管，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进来坐坐呀！”
沈洲一直微笑着，推了推眼镜，好脾气地说：“不了，下次吧。”
我赶忙将水桶又放回床底，红着脸跟他往外走。身后还传来女孩子七嘴八舌的叫声：“沈洲，明天要买拖糖啊。”
我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脸涨得通红。我们宿舍和前后的宿舍，住的都是普通员工，职员级别是住在另一栋单独的宿舍楼的。现在ie主管大驾光临，引得很多目光纷纷朝向我们，特别是很多女孩子，眼光中满是羡慕与嫉妒，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觉前面相貌普通的他，也英俊挺拔了许多！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和男孩子出去，虽然明知道是看病，但多少有些暖昧的感觉，非常难为情。沈洲还是憨憨地笑着，走到厂门口时，他让我等了一下，不知从哪里推出一辆自行车。值班保安和进出厂门的人，都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别有深意。甚至ie部有一个叫李森的工程师看到我们，还故意和他打着招呼：“老大，逛街啊。”
我恨不得有一个地缝钻进去，与此同时，心里也有些感慨，这个李森平时在车间傲得不得了，从来不拿正眼看一个普通员工。现在我和他的主管走在一起了，我感觉自己的身份似乎无形中提高了许多。尽管我知道有这种想法不好，但我还是遏制不住自己的这种想法。
路，其实不很远，但坐在一个并不熟悉的男孩的自行车后面，我感到非常别扭。自从和他走出厂门，我一直是低眉顺眼的，现在坐在后座上更是连动都不敢动一下，十分拘谨。自行车先是在大路上行驶，接着进入一个村庄，然后七拐八拐的，最后在一栋陈旧的楼房前停下来。
楼房很是偏僻，但门口却不时有人进进出出，这些人大多穿着工衣，应该都是来看病的人。门前也没有什么医院或看病字样的标识，我有些疑惑地望了浓洲一眼。他赶忙解释道：“这里的医生是一个同事的堂哥开的，他在家时是一家县医院的主治医师，医术还不错。来看病的都是熟人带来的，怕上面来人查。”
我心里虽然还有些犹豫，但医院是去不起的，除此而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样想着，便跟他走了进去。
房间是很普通的一房一厅，厅里零乱地摆着床铺、煤气灶等等东西，和普通的住户没什么区别。稍和别人家不同的是，床边有一张破旧的办公桌，桌边放着两把椅子。此刻，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正在给一个男孩看病。这大约就是医生了，医生见到我们进来，冲沈洲点点头，示意我们在旁边坐下等。
让我惊讶地是，在这样不起眼的房间，医生竟然有听诊器，手电筒，血压计等等，似乎样样俱全呢。等了有十几分钟，他给男孩开了药，让男孩多休息，便示意我们过去。
他态度和蔼地问：“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我难为情地说：“肩膀长了两个脓包。”
他问：“哪里？我看看。”
我忍着肩膀和衣服摩擦时的疼痛，剥下肩膀处的衣服，他只看了一眼便脱口而出：“哦，里面都是脓，要开刀。”
一听开刀，我头都大了，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开刀？医生，我是不是得了癌症？你快说，不要骗我啊，我很坚强的。”
医生轻声安慰道：“当然不是，别怕，只是太热气了，应该是粉刺发炎。做个小手术就好了，你放心，不要多少钱。”
但“手术”两个字还是强烈刺激了我，在我印象中，如果说到动手术了，那一定是大病了，我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沈洲赶紧安慰道：“别怕，你那么年轻，不会有事的。”
医生站起身来示意我们跟他到里面的房间，进去一看，房间内有一张小小的、铺着白布的床，床对面是一个放着各种药物的木架子。我和沈洲分别在一张凳子上坐下，医生从架子上拿出一个铁盒子，铁盒里叮叮当当的，我看到很多针头和刀片。
医生说：“里面有好多脓，我先用刀片划开，然后再用针筒插进去把脓吸出来就没事了，你要不要用麻醉？”
我还是担心倘若刀片割开却没有脓怎么办？如果那样的话，肯定是癌症无疑了。但医生说不是癌症，我的心己经得到一点安慰，不再象刚才那样害怕。我镇静地问：“用麻醉和不用麻醉有什么区别？”
医生说：“用麻醉呢，手术时感觉不到疼，不过伤口好得慢；不用麻醉呢，手术时很疼，不过伤口好得比较快。”
我每天都要上班，当然希望伤口好得快点，对我来说，身体上的痛疼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干脆地说：“不用麻醉。”
医生有些惊讶地说：“不用麻醉很疼的。”
我坚定地说：“没关系。”
我从小就胆小怕血，所以赶忙将脸转向别处。我听到医生在叮叮咚咚地准备手术用具，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由于坐在凳子上，身体无所依傍，我感觉自己是那么地无助与迷茫。手术器具不再响了，大概是准备好了。果然，医生发话了：“你到前面扶着她，防止手术时她身子歪了。”
沈洲听话地站到我面前，小心地用手扶住我的另一只肩膀。我害怕地将头紧紧埋在他怀里，他轻轻拍着我，安慰道：“没事的，没事的。”
就在这时，我感觉肩膀上传来一阵钻心的刺疼，冰凉的刀片一下下割开了我肩上的皮肤。我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嘴唇无意识地紧紧咬住他的白衬衣。
医生一边小心割着我的皮肤，一边说：“别紧张，别紧张，刀片好久不用，有些钝了。”天哪，我真是恨他，为什么要用一块钝的刀片来给我做手术啊！
等到刀片不在我的皮肤上运动时，我用眼角的余光又看到他拿起针筒插了进去，我胆战心惊地问：“有脓吗？”
他说：“怎么会没有！”
我大吃一惊，又问了一句：“没有脓？”
这次他有些不耐烦了：“怎么会没有？一针筒都盛不完呢。”
我这才听出来，他刚才用的是反问句，意思是有脓，但我却听成了感叹句，以为没有。仅仅一个脓包便吸了一个半针管的脓，吸完了这个，他又开始切割另一个。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我还是紧紧咬住沈洲的衣袖。一点一点感受钝了的刀片在皮肤上切割的滋味，真的是好疼好痛啊。不过这样的疼痛和多日的担惊受怕相比，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第二个脓包比第一个脓包稍小一些，脓也相对少一些，但还是装满了一针筒。当医生把那两个半针筒的脓给我看时，我赶紧扭过头去。最疼的时刻过去了，我长舒了一口气，浑身上下立刻轻松了起来。然后就是上止疼药、消炎药，包扎。
第65章（）
做完这一切后，医生又给我开了一包药，让我回去服用。总共一百六十五块钱，惭愧的是，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好在沈州抢着替我付了帐，我感激地看着他，他依然是憨憨地冲我笑笑。
医生边找钱边说：“一百六十五元真的不算贵，要是去医院，他们肯定会叫你做好多项完全不必在的检查，这样的手术，绝不会少于一千块钱。”
沈洲连声称是，医生将药包好，吩咐每天都要来换一次药，大约要换一个星期。癌症的阴影消失了，死亡的气息远离了，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换一个星期的药又算得了什么呢？
肩膀处放了药包扎后，虽然还有些隐隐的疼，但比起手术时的疼，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而手术时钻心的疼，比起连日来的担忧和恐惧，更是算不了什么。当然，这一切，都要感谢沈洲。
因为有了刚才手术时肢体上的接触，我感觉自己和沈洲之间又进了一步。仅仅两天时间，我对他便由原先的排斥变成了现在的依恋。让我感动的是，他一如既往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似乎对我别无所求一般。
在厂门口分手时，他从口袋里把药给我，并耐心吩咐我：“早点睡觉，明天吃过晚饭我会去找你的。要是没有准时去找你，那就是我有事加班了，不过最多加到九点，我就会去找你，别乱跑啊。”
我温顺地连连点头。现在他成了我的主心骨，我疲倦了近两年的心灵，终于找到了停靠的港弯。在东莞，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朋友是丽娟和陈刚。而丽娟，一直是主角，陈刚是围着她转的，我只是一个配角而己。现在，终于有一个男人关心我、爱护我了。
我感觉自己似乎会成为下一个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只是这到底是不是爱情，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宿舍里空荡荡的，都还没有下班。厂里冲凉的热水一年只供应三个月，现在早就中断了。虽然天暖了，但冲冷时，还是感觉水有些冷，我不敢把水直接放在身上，而是用毛巾沾了水，慢慢擦着身子。这时才发现，肩膀处的伤口渗出了很多血，不但染红了包扎的棉花和纱布，连工衣都染红了。甚至有些血迹还流到了胸前和后背，尽管如此，和没手术之前的疼痛相比，也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为了防止伤口再往外渗出血，我右胳膊的移动幅度不敢太大，这样擦起身子来就比较艰难。好不容易冲好凉洗好衣服，看看床头的电子表，己经是十一点了。宿舍的人还没有下班，自从进金秋厂后，第一次这么安静。
我爬上床，因为平常大多要加班到凌晨，所以一时竟睡不着了。我想着近两年发生的事，想着刚才，想着沈洲，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我拿出那本记着每天上班时间和包装件数的日记本，情不自禁地写起日记来。
写着写着，往日的一切都浮现在眼前，甚至包括那家名叫“永新”的表链厂，我差点都记不起名字了。阿香她们，不知可好？还有亮光厂，吴少芬、罗小花、许娟、石辉等等，他们现在又是怎样的际遇呢？打工生活真是无奈，因为不是来自同一地方的老乡，除了恋人，再好的朋友也有分别的时候，而那一别，也许就是永远不能再相见！
现在沈洲对我很好，但我是四川的，他是河北的。也就是说，如果做不成恋人，我和他也终有分别的一天。但若做恋人，除了知道他是ie主管，其余的，我对他是一无所知。
想着这一切一切，我感觉自己下笔如流水，是有太多的话要说了！
蓦然惊醒之时，己是凌晨一点了，宿舍的人还没有回来，我睡意却上来了。赶紧放下笔，拉上蚊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醒来，女孩子全都向我道喜，还要我买拖糖，我无力地辩解道：“他只是带我去看病，真的不是拍拖。”
我下铺的张花花挤眉弄眼道：“看不出沈洲还是活雷锋呢，做好人好事？”
朱素贞也接口道：“就是就是，他怎么不带别人去看病呢。红姐，粉粉上次感冒，怎么沈洲没带去她医院？”
听了这话，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起来，连红姐都笑得合不拢嘴了。
另一个女孩说：“不要说粉粉，人家还小呢。”
段明兰也凑趣道：“粉粉还小，红姐正好。红姐，沈洲有没有带你去看过病啊？”
红姐乐哈哈地说：“他带我看病怎么啦？做我儿子还差不多，儿子带娘看病，有什么不对吗？你们这些人哪，净瞎想。是吧，海燕。”
我越发红了脸，赶紧跑出宿舍，身后传来她们更放肆的大笑声。
不用说，沈洲一天都成了她们取笑的对象，甚至连周桂枝和珍姐也问他要拖糖吃。看着他在一群女人的围攻下落荒而逃，不知为何，我感觉心里如小鹿撞撞，不敢抬头看他。但每一次四目相对，我又感觉甜丝丝的。
虽然晚上他加班，但到七点半，他又出现在我宿舍里。因为有了昨晚的铺垫，今天坐在他车后比较放松了。一路上，我们还聊起了天。我才知道，他本科学的是劳动经济，因为没有过硬的关系，分不到好的单位。大学毕业后，只好进了县城一家半死不活的国营水泥厂。每月四百多块钱，还不够他用在人情来往上的，更不用说抽烟喝酒上的花费了。身在农村的父母供他上了大学，他毕业了，却还时常要回家拿钱花，他感觉很对不起父母。
那几年，随着当地乡镇企来的飞速发展，国营水泥厂效益逐步下滑，先是奖金少了，再就是奖金取消只发基本工资，直到后来几个月发一次工资，最后是树倒猴狲散，一副烂摊子踢给了政府。
政府地不是万能的，最后只好向厂内人员集资，想留下来的，每人出资五千，否则，只好走人。那时候沈洲刚刚参加工资，为了供他读书，家里还欠了一屁股债，哪里拿得出五千块钱呢。
万般无奈，他一气之下来了深圳。在当时很多热血青年的心中，深圳就是一片热土。他渴望在这里，能把破碎的梦想重新点燃。到深圳后，他先是经朋友介绍进了一家工厂做经理助理，他感觉学不到东西，就又应聘到广州一家知名企业做ie工程师。感觉条件成熟悉后，他便跳进金秋做了ie主管。
劳动经济？大学本科？经理助理？ie主管？深圳？广州？这些名词在我听来是那样陌生和新鲜，全都是我和丽娟、李梅、红姐她们在一起时所不知道的。我感觉他的话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我不由得把对这些陌生和新鲜的名词的崇敬变成了对他的崇敬。
第66章（）
我敬佩地说：“你去过这么多地方，真羡慕你。”
他不以为意道：“没有任何区别。我呆过的几家公司都算不错的，但不管是广州、深圳还是东莞，生活节奏都很快，加班加到累死。无论白领还是蓝领，赚的都是辛苦钱。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了，广州、深圳和东莞是着名的‘三剑客’，以治安差闻名全国，所以活得提心吊胆。”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平稳，用词准确，对很多事情的分析一针见血，好象是纵观全局一般。完全不象陈刚、胡海波他们，目光短浅，除了吃、穿就是谈烫位、车位的话，琐碎得要命，让人不胜其烦。而沈洲，和他们是多么地不同。
我无限向往道：“早就听说广州、深圳了，一定非常漂亮呢。”
他淡淡地说：“广州城市布局并不合理，只有局部地区还不错。深圳关外和东莞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关内还行的，绿化面积达到百分之四十，劳动法贯彻得比较好。就因为劳动法贯彻得比较好，所以现在很多工厂都搬到了关外了。”
我惊讶地问：“为什么啊？”
他宽容地笑了：“劳动法贯彻得彻底，工人的工资相应就高一些，厂家赚的钱就少了。其实在中国，劳动法贯彻得再彻底，工人的工资也并不高。不过资本家连一分一厘都算计呢，现在深圳关内几乎没什么工厂了。”
我感觉他的话字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