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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说到这里，李萍赶忙提醒她：“就你嘴快，你忘了，姐姐让我们不要说的。”然后转脸问我，“你进来也交了介绍费了吗？”
我很尴尬，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也交了。”
机灵的李萍立刻看出了什么，小声埋怨她堂妹：“叫你不要说嘛，姐姐说要是传到厂领导耳朵里，尾部主管也受处罚的，搞不好我们就要被开除出厂。”
我却想着自己的心事。没有技术的工人进金秋厂要交一千块钱介绍费，而我却一分钱没交就进来了。一方面固然是介绍我进厂的胡海成哥哥胡海波正好是人事；另一方面，就算胡海波和陈刚是好友，但胡海波如此卖力地帮助我，也不会没有缘故。想起丽娟一些话和胡海波的眼神，我恍惚明白了一些。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来东莞的两个目的还没有达到；进金秋厂做工人不过是权宜之计，找一个做烫工的男友更不是我想要的爱情！
医院有另一个工厂来体检的人，把本就不大的医院挤得满满的。上次是亮光厂集体体检，并没有出示身份证。但这次不但要拿出金秋厂的录取通知书，还要出示身份证。特别是验血时，医生警惕地看着我的脸，然后又认真地对照着身份证上的照片。我感觉自己象做错了事的犯人，非常郁闷。验血主要是看是否为乙肝病毒携带者。因为之前在亮光厂己经体检过了，我知道自己是健康的。
最难堪的是验尿，拿着那个小小的瓶子，看着里面的尿液，我真是羞愧难当。上次在亮光厂体检时，并没有这项，李萍和李梅更是不明所以。所以在妇产科，那个女医生签名时，我试探着问：“这是验什么啊？”
女医生头也不抬道：“看你是不是怀孕了。”
我们三人的脸顿时“腾”地红起来了，面面相觑，我小声抗议道：“我刚满20岁，连男朋友都没有呢。”
女医生很不耐烦，抢白道：“你有没有我怎么知道？”
我简直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狼狈地拿起己经签了字的“健康证”，和李萍、李梅落荒而逃。
下午去拿结果时，一切正常。我赶紧回出租屋拿了自己的行李，匆匆赶到厂门口时，正遇到李萍、李梅。她们只带了一个人的行李。李梅一脸沮丧，李萍哭得稀里哗啦。原来李萍被查出小三阳，没有拿到健康证。
看我们进来，保安通知了胡海成，胡海成看了体检结果，只让我和李梅将行李提进厂内，却让保安把李萍拦到了门外。李萍哭得更厉害了，正在这里，一个瘦瘦的女孩匆匆赶到，女孩就是李清。李清看了李萍的体检结果，叹了一口气，但还是跟胡海成乞求道：“小三阳并不传染，再说我们厂所有餐具也都放在消毒碗柜里的，应该没事吧。”
胡海成为难地说：“我也知道不传染，但就算公司不这样规定，上面也会查的。没办法，叫她去那些小厂试试吧。”
李清连声音都哽咽了：“你也知道，那些小厂累死累活也拿不到几个钱。”但她不再乞求胡海成，而是强装笑颜安慰李萍，“先回出租屋吧，我们再找。”李萍哭得更凶了。
一旁的保安不高兴了：“不要在这里哭，老总看到要骂我们的。“李萍只好边哭边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我和李梅每人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要求，交了200元押金、四张照片，领了员工手册、厂牌、饭卡和两套工衣，便成为金秋厂的员工了。金秋厂是用饭卡的，每人以每天六块钱计。饭卡上面写上名字、月份和31小格子，每天分上、中、晚三顿，吃一顿饭堂厨工就划一顿。虽然方便了，却不可能节省饭票换日用品了，这真是遗憾。
当然，我们还要经过一个月试用期才能算正式员工，正式员工才有全勤奖。金秋厂是港资厂，没想到在全勤奖这方面，和亮光厂极其相似。
一切准备就绪，宿舍管理员便让我们提着行李，在一个保安的带领下，绕了一大圈由后门进厂。这个大门似乎刚装上不久，是生活区的大门，大门左侧还有一个门，这个门是连着厂区的。保安介绍说，这是前几天发的通告，以后所有员工上下班只能由这个门进出厂区。刚才应聘处的正大门则只能由车辆及厂领导通过。
这真的是很不方便，因为正大门前面是一条宽敝的马路，对面便是许多出租房，我们由正大门出入很方便。而现在出入的这个门，却是非常偏僻的。如果从这个门去出租屋，要绕好远的一条路。但这些都是规定，我们所做的，只有遵守这些规定，无论是否合理。
金秋厂真的好大，生活区也大得不得了，还有宽敝的草坪和篮球场。宿舍管理员也来了，他把我们领进a栋宿舍三楼，打开303房间，嘱咐我们找老员工要钥匙自己配，便离开了。
房间共有6张床12个上下铺。房间尽头还有一个阳台。阳台边有一个小房间，小房间是洗手间，却不干净，一打开便有一股尿臊味。房间还有三张空铺，一张下铺两张上铺。在亮光厂我住够了上铺，趁李梅不注意，便手疾眼快将自己的行李扔在了那张下铺上。李梅委屈地嘟着嘴，只好爬上我的上铺。那张下铺似乎好久没有人住过的样子，非常脏，到处都是灰尘。我暗笑，房间的人真傻，难道不知道下铺比上铺方便得多吗。别的不说，就是夏天挂蚊帐也比上铺容易得多呢。
第51章（）
刚刚收拾好，下班的铃声就响起了。我和李梅赶紧在左胸前挂好厂牌，拿着饭卡去食堂吃饭。正要出门，却从门外火急火燎跑进来一个女孩子。女孩友好地冲我们笑笑，但看到我们的床，随即尖叫起来：“你们不可以住那张床的！”
我和李梅立刻愣住了，李梅怯怯地指着自己的床铺：“你是说这张吗？”
女孩摇摇头，脸上闪过一丝恐怖：“上铺还好，但下铺不能住人！”
我以为她嫉妒我是后来的却占了一张下铺，便有些不悦：“这张床好脏，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擦干净，床又没坏，不能住人放在屋内做什么？”
女孩听出我话中的讥刺，冷笑一声，不再理我，从自己床上拿了饭卡，扭头就走。我问李梅：“她是不是欺负我们后来的？”李梅茫然地摇摇头。
金秋到底是大厂，每层宿舍下面都有一个饭堂，十分宽敝明亮，桌椅板凳也非常干净。饭堂有四个打菜的窗口，靠墙的柜子上有一次性的钢碗和汤匙，另外还有几个大桶，分别装着米饭和汤。我和李梅站在人较少的队伍后面排起来，轮到我时，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将饭卡递进窗户里。窗户里面有两个厨工，一个拿着笔负责打菜，一个负责划饭卡，打一份菜划一份饭卡。
菜是统一放在一个长方型的不锈钢餐盘里的，餐盘有四个象小碗形状的凹陷。三个小的凹陷里可以装三份菜，可惜我们普通员工只是一荤一素。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漂亮、新奇的餐具，真让人爱不释手。我悄声跟李梅说：“这么好的餐具，要值十块钱吧？”
李梅也小声道：“不止，我觉得最起码值二十元，吃过了真不想放回去。”
我们将米饭盛在那个大一些的凹陷里，并拿了一个不锈钢碗盛了汤，又拿了汤匙，这才找一处桌凳坐下来。虽然是六块钱，但菜却和在亮光厂吃的没什么区别，只是卫生看上去好一些。一素一荤，荤菜就是切成片片的火腿肠炒鸡蛋，素菜就是一个空心菜或黄豆芽。火腿炒鸡蛋没什么味道，青菜也好象是煮而不是炒的。但奔跑了一天，我们真的饿了，吃得狼吞虎咽。来东莞后，这是我第一次不用担心饭菜不够吃，也不用想着怎样去节省饭票。
我和李梅一边吃一边小声讨论着面前的餐具，比如，盛菜的那个钢盘多少钱，盛汤的钢碗多少钱，汤匙多少钱。虽然意见不统一，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乍进了一个传说中的好厂，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这么新奇。可惜李梅的姐姐李清在职员饭堂吃饭，而丽娟他们是梭织三厂的，也并不和我们在一个饭堂。
吃完饭，将餐盘、碗和汤匙分门别类地放好，连洗都不用洗，真是幸福。这是我来东莞后，第一次感觉良好。漂亮的花园式厂房，餐具也不用洗，可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在老家，哪一口饭不是汗水掉泥土里砸八瓣换来的呢。
可惜这高兴并没有维持太久，当我们走进宿舍时，看到刚才那个女孩正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正对着我们的床指指点点，两人均是一脸肃穆。看到我们，那位大姐说：“那个下铺不能住人的，还是搬到上铺去吧。”
我意识到那张床可能别有隐情，但还是不甘心地问：“为什么不能住人啊？”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那个大姐终于支吾道：“那张床上死过人！”
一听这话，我不由大吃一惊，心都“怦怦”地乱跳起来，恐惧地望着那张床。在我们老家，死过人的床要扔到外面晾很久，去过晦气才能再拿回家的。可这张床厚厚的灰尘表明，并没有被扔到外面去过晦气。而我一来就选中这种床，真的是好不吉利。
原来，以前睡在那张床上的女孩才只有17岁，进厂不到一年就死了。进厂时因为年龄不够，还是拿她姐姐的身份证。女孩进厂时还算胖，只是不爱讲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开始变瘦，人很快就瘦成了麻杆。很多人劝她去医院看病，她都没去，不是不想去，实在没有钱。一般的打工者都是这样，都小病硬扛着，大病就回家看，如果实在花钱太多，回家也只能等死，谁有钱去医院呢？她其实身上也没有别的地方疼痛，只是感觉浑身没有力气。谁知在连续一个月的大赶货时，她就晕倒在工位上。保安赶忙将她送到医院，但走到半路就断了气。
李梅听到这里己浑身发抖，恐惧地问：“那，厂里赔钱了吗？”
大姐苦笑一声：“赔什么钱？她是病死的，又不是工伤死的。不过，听说厂里还是补了她两个月工资，差不多两千块钱吧。后来听人说，她这是‘过劳死’。”
我求助地望着大姐，结结巴巴地问：“那，那我该怎么办？”
大姐果断地说：“搬到那张上铺去。”
虽然对那张床甚至连铺在那张床上的席子和蚊帐都充满了恐惧，好在屋内还有三个人，我还是鼓起勇气，抖抖索索地把铺盖解下来放在另一张上铺上。那张上铺正好和李梅的床铺头挨头。李梅也是脸色苍白，不想再住那个上铺。但总归不是那张床，屋内也没有其它的空铺了，只好忍了。
那个第一次提醒我的女孩叫朱素贞，朱素贞叫那位大姐为红姐，我们也跟着叫红姐。我搬床铺时，朱素贞躲进蚊帐里化了淡淡的妆，还换了一件胸开得很低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工衣就匆匆出去了，很急的样子。我小声问红姐：“她是不是拍拖了？”
红姐不屑地撇了一下嘴，神秘地说：“不是，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
朱素贞之所以没有去车间加班，因为她是查衫，比较好请假。红姐是清洁工，所以吃饭时间可以有一个小时休息。其他宿舍情况也类似，只间或看到很少的几个人在偌大的宿舍前走动，整层乃至整幢宿舍楼都还算安静。红姐说，这是因为最近针织一厂赶货，她们上的是直落班。所谓直落上班，就是早上去上班时打一次卡，晚上下班时打一次卡，中午和晚上吃过饭她们就不回宿舍了，而是直接进厂区。虽然大多是计件工资，工资只按做出件数的多少来定，但倘若迟到或没到厂里统一规定的下班时间早退，还是要被扣工资的。
红姐很健谈，对厂里各种掌故如数家宝，这也难怪，她己经在这个厂做了五年了。本来是车位，去年在工位上晕倒才托关系转成清洁工的。说到这里，红姐叹了一口气：“我老了，哪里象你们，年轻就是好。”
我安慰她：“你也不老呢。”
红姐忽然问：“你们猜猜，我多大了？”
第52章（）
我看了看她的脸，皮肤粗黑干糙，皱巴巴地贴在脸上，表情一动就有很多细小的皱纹，头上也有了根根白发。看上去应该和我妈妈年龄差不多，但我妈妈己经45岁了，我保守地问：“40岁？”
她咧咧嘴笑了：“你把我说得太年轻了，人家都说我最少45呢，其实我才36岁。”
我和李梅面面相觑，李梅快言快语道：“36岁？你看上去这么老呢。”
红姐解嘲地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十年后比谁都老。’我还算好的啦，厂里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在国外加班更多，那才叫老呢！”
我这才知道，虽然金秋厂是香港人管理，但是一家跨国公司，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分厂。大多数分厂都在那些穷国家，比如孟加拉国，毛里求斯等等。也有在发达国家的，比如美国的塞斑岛。特别是美国的塞班岛，从哪里回来的人说，那里简直就是监狱式管理，做满三年要少活二十年。
红姐的话说得我和李梅胆颤心惊，我们还想问更多，上班的预备铃声响起，红姐象受惊似地跳起来，箭一样冲出门外。
陈刚和丽娟他们也是加班的，我和李梅正不知怎么打发时间，李清来了，还给李梅带来了一瓶“老干妈”辣椒酱，她怕一向嗜辣的李梅吃不下饭。李梅很想让她带我们出去转转，但李清说仓库还有事，便急匆匆走了。
刚来半天，我对金秋厂就只有一个感觉：忙。似乎人人都很忙，忙得连说话的时间好象都没有了。我们一天跑来跑去也累了，冲洗了一下，一挨枕头便睡着了。也不知道宿舍的人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早上被嘈杂的声音惊醒，看到宿舍的人都起来了，正忙乱成一团。我赶紧推醒李梅，两人手忙脚乱地以最快速度洗涮完毕，随着宿舍的人走出303房。这时人流也从各幢宿舍楼以及厂区外涌入，逐渐形成一股更大的人流，浩浩荡荡朝工厂区走去。
厂区非常干净，我们跟随红姐她们上了车间所在的五楼。老员工都有一双拖鞋，分别锁在一个小柜子里，钥匙由自己保管，我们因为是新来的，只好换上临时拖鞋。
推开写着“针织一厂”的房门，我真的是惊呆了，厂区好大啊，似乎望不到尽头。到处是人和机器，我也分不清那些人和机器是做什么用的。红姐做为老员工，把我们带到位于厂区一角的几张办公台前。办公台前坐着好几个人，昨天给我们签字的珍姐也在坐。其中有一个瘦小的女人非常显眼，这女人大约四十多岁的年纪，随意地穿着牛仔裤t恤，头发烫起来，看上去非常洋气。她嗓门也很大，正在声色俱厉地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骂一个男孩，男孩唯唯喏喏，连大气也不敢说。
车间里机器声虽然不大，但因为机器很多，所以非常嘈杂，靠得很近的人也必须大声讲话对方才能听见。越这样就越嘈杂，真是恶性循环。珍姐看到我们，对身边一个胖胖的女孩大声说：“周桂枝，这两个是给你们组招的人，带去吧。”
周桂枝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眼，有恃无恐地说：“人事部越来越差劲了，什么人都往里招，一看就是个生胚子，跟我来吧。”
尽管对她的话非常反感，但我们还是诚惶诚恐地跟在她后面，七拐八拐走了好远，来到另一个角落，那里有一溜桌子，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很多女孩正低着头，飞快打着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