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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话，我恶心地差点儿吐出来，这才明白为什么她身上有那么一股浓烈的怪味儿。借口有事，匆匆逃离了她的房间。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女孩却敲开我的房门，还送了我一盒大大的巧克力。我当然不要，但她却拼命往我手里塞，一边塞还一边说：“你不要就是不把我当朋友。”
我心里暗笑：“从来没把你当成朋友啊？”但这话终没有说出口。
女孩很坚持，最后我只好收下了，她便露出孩子一般的笑容，开心地说：“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知道吗？我多想和你们这些在工厂里上班的女孩做朋友啊。以前，我也是在工厂上班的。”
我奇怪地问：“那为什么后来不上了呢？”
她摇摇头：“太苦太累太不赚钱了。”
虽然我很喜欢吃巧克力，但一想起昨晚她身上那股浓烈的怪味和她所从事的工作，我就彻底没了胃口，她一离开，我便随手扔进了垃圾篓，后来还是后悔收下了。因为从那以后，这个叫娜娜的女孩就隔三差五地来找我。虽然我对她并不是很热望，但她似乎也不在意，只顾滔滔不绝自说自话。我想，她可能是太寂寞了吧。
从她滔滔不绝的叙述中，我知道她是湖南人，老家是全国有名的美人窝。她对自己所从事的“小姐”职业毫不避讳，经常说一些让我瞠目结舌的话。比如“情义千金不抵胸脯四两”；比如“十年寒窗不如衣服脱光”等等。
她的家乡和我们那儿一样，除了种地，没有别的生活来源，有的人家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刚出来打工时，她在深圳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原以为，可以通过勤俭，通过劳动，最不济也可以通过婚姻改变命运。所以，再累再累再苦她也不怕，但她怕的是，累死累活做了两个月，才领到六百元的工资。她失望了，知道凭借双手永远改变不了命运。
这时，妈妈又病倒了。虽然生的是重病，死是无疑的。但是，她想让妈妈临死之前过上几天好一点的日子。她己经成人了，有义务和爸爸一起支撑这个家。于是在老乡的怂恿下，她到酒店里做了“鸡”，也就是所谓的“小姐”。
其实，娜娜做“小姐”，在他们村并不是秘蜜，因为他们村己经形成了风气，家家把女孩送出来打工挣钱，他们认为女孩比男孩挣钱容易。老公可以带老婆出来做“小姐”，男朋友可以带女朋友出来做“小姐”，爸爸妈妈可以带女儿出来做“小姐”，兄弟可以带姐妹出来做“小姐”。。女人的身体仿佛只是赚钱的工具，男人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女人用身体带来的钞票。在他们村，倘若哪家没有女人做“小姐”，这家往往就是村里最穷的穷人家，要被人看不起的。
可悲的是，做“小姐”的女人及其亲属经常互相攀比，谁家媳妇寄钱多了，谁家女儿为家里盖了新房。最离谱的是，女人如果能傍到有钱的大款，别人就会夸这家女人有本事，傍的“款”越大，得到的钱越大，说明这家女人越有本事，父母亲友脸上也就越有光。
所有这一切，和我的家乡何其相似！一时间，我感觉思维混乱，这是怎样一个颠倒乾坤的世界呢？
我从为不看低做“小姐”的人，媒体上把做“小姐”的定义为“无非想满足其奢侈淫逸的生活”，实在让人难以认同。自尊、自爱、自重对中国女性而言，不仅是与生俱来，也肯定是为人处世的最后一条底线。
娜娜和她的姐妹们，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迈出这最后的一条底线前，有人饿得深夜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吃；有人一年到头，连一条十几元的裙子都舍不得买。所以，如可不是生活所逼，哪一个人愿意走到这一步呢？
就比如我自己，当初在东莞跑单，不也曾面临绝境吗？现在想想还后怕，虽然我并不爱沈洲，但当时若没有沈洲的牵挂，我是不是也会走到这一步？
但是，“小姐”似乎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就比如那次遭遇的三个嗑药的家伙，她还算命大，第二天就可以下床了，一星期就可以继续“工作”。但有的姐妹，却因此送了命。就算没有送命，她们时时也有得病的危险。
因为“工作”时，她们不会准备套子，那笔钱能省就省。当然，就算有套很多客人也不用，那样不够爽。倘若客人不用套子，她们也不能拒绝，因为拒绝了就拿不到钱，谁会跟钱过不去呢？有时为了赚钱，她们连老外都接，接过就用药水拼命清洗下身。
我担心地问：“要是洗不掉呢？你不怕得病吗？”
娜娜无所谓地说：“得病就去医院呗，反正死不了人。”
我提醒道：“艾滋病是无药可治的。”
她好奇地问：“什么叫艾滋病，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哎。”
望着她那一双茫然的大眼晴，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娜娜现在接客人接得很多，不多不行。她己经二十岁了，虽然年龄不算大，但性服务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大多数女孩只有十六七岁，或者十八九岁，到二十岁就是大龄了。一般到了这个年龄，有的会找一个老而有钱的男人做填房；有的也会拿钱开一家小店，然后重新找一个男朋友嫁掉；最可怜的是那种既找不到老而有钱的男人，又没钱开店的，只好沦落到小发廓或到街上做暗娼了。暗娼的价钱，低到可以和萝卜白菜一样便宜。
“小姐”们的生活，完全和我格格不入，听得久了，我便有些厌烦她。正想着怎么彻底和她断绝关系时，有一天上班，竟然接到她的的电话。她说她在医院，要我一定要过去，她要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说。
虽然我实在不想和一个做“小姐”的女孩走得太近，但她哀哀的语气终让我不忍心。当天下了班，我和王磊打了声招呼，还是去了医院。
让我意外的是，娜娜竟然是躺在重症监护室，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双腿皮开肉绽，连路都走不了。看到我，惨然一笑，虚弱地说：“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同情地问：“是不是又遇到嗑药的人了？”
她摇了摇头：“其实本来是好事，不知怎么就变成坏事了。”
原来，半个月前，有一个当地小官员看上她了，想包她做填房。她年龄大了，也正想找个人包，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但这个“小官员”原来是另一个“小姐”的相好，自从“小官员”看上娜娜后，便对那个“小姐”冷淡下来，那个小姐被人抢了生意，当然不高兴。
第249章（）
那个“小姐”的男友有黑社会背景，便趁“小官员”和娜娜约会的时候，暗中通知和他们关系很好的治安员。三天前，“小官员”又来找娜娜，和她讲好包养价格后，两人便上了床。“小官员”正在娜娜身上动作时，治安员就及时出现，并以“卖yin”将“小官员”和娜娜抓进了派出所。“小官员”交了钱就不见了人影，但娜娜却遭到了三个治安员的毒打。三个治安员打她的时候，你一棍我一棍，专捡她的脸打。他们还侮辱她，故意撕烂她的衣服，用电棍挑开她的裙子，肆意戏弄她的下身，同时用下流无耻的话辱骂她。
说到这里，娜娜简直是咬牙切齿了：“那些治安员真不是人，可他们这样的畜生居然还代表国家、代表法律？！我想，要是他们去见阎王的话，洗一个澡还洗不干净，因为他们的灵魂比我们做“鸡”的还脏！我是一个女人，是一个被大众唾骂的不干净的女人。但我首先是一个人，我也有尊严，我可以向他们和任何男人出卖我的肉体，那是我自愿，但是，我不能容忍他们侮辱我，还打着执法的旗号戏弄我！”
我赶紧劝她：“你冷静些，不要太激动，这样对伤口恢复不好。”
她苦涩地说：“恢复？我怕是恢复不了了，一动浑身就疼。才在医院呆了三天，就花了一万多元。”说到这里，她好象很累似的，疲倦地闭上眼晴，与此同时，两行泪水漫漫从她眼角溢了出来。
我同情地望着她，不知道如何安慰。
过了一会儿，她又睁开眼晴，从枕底摸出一个信封递给我，郑重其事地说：“本来，我是和我男朋友住在一起的，我们早就商量好了，赚几年钱，就回家结婚生孩子。可半年前，他忽然就消失了，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这是我这两年来的积蓄，以前赚的钱都寄回家了。虽然我知道你不想和我交往，但在深圳，除了你，我没有任何可以信任的人。麻烦你帮我把存折寄给我的家人，好吗？”
我难过地接过信封：“你放心，明天我就去寄。”
她惨然一笑：“我相信你，里面有我家的地址。”说到这里，她忽然发出一阵惊天地动的咳嗽，因了这身咳嗽，又触动了身上的伤口，她疼得直冒虚汗。
我赶紧叫医生，但她制止了：“算了，我心里有数，没用的，请你一定帮我把存折寄回家。”
多好的女孩子，都到现在这个样子了还想着家。我真后悔以前对她的冷淡，流着泪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专门请了假去给她寄存折。但当我拿着邮局回执再去医院看她时，她的床己空空如也。医生说，她昨天夜半时死了，是自杀！
娜娜就这样走了，我暗暗为她祈祷：但愿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农村和城市，没有穷人和富人，没有酒店和小姐，没有官员和治安员，没有无缘无故的殴打，没有电棍和侮辱！
娜娜的死，给我的生活又留下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再次感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常，更加珍惜和王磊这种宁静而幸福的日子。
但这样的日子，却极为短暂！
在樱之厂，每年三月份，工作满一年的员工都有一次普遍调薪机会，所以2006年新年开工后，厂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调薪。而今年的调薪，又有往年有所不同。
2004年上半年以前，深圳最低工资还是全国最高的。但2004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民工荒”问题日益突出，全国各地纷纷大幅度调高最低工资。
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即为最低底薪，樱之虽然是周围屈指可数的大厂，最低底薪却是390元，这大大低于深圳关外两区（宝安、龙岗）的最低工资标准480元／月。而深圳关外480元／月的工资标准，不但远远低于长三角的最低工资标准，甚至与广州、东莞等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相去甚远。
在2005年，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574元／月，己大大超过深圳关外最低工资480元／月。在这之前，广州市的最低工资也调整为684元月，比深圳关内四区（罗湖、福田、南山、沙头角）的610元／月的最低工资标准也高70元／月。
鉴于此，深圳市去年就公布了最低工资标准。关内最低工资为690元／月，3。97元／小时；关外为580元／月，3。33元／小时。2005年的最低工资的执行时间为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
在这个工资标准公布以后，樱之厂员工要求调整底薪水的呼声就不断上涨。其实，大多数人都不敢奢望把390元／月调整到580元／月，但调到2004年的480元／月总可以吧。
可厂方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调工资，从2005年初承诺的7月1日拖到10月1日，最终订在2006年3月1日开始调薪。但在四月底却有小道消息传来，虽然普工的底薪加了，每月却要扣除200元的住宿费。也就是说，底薪虽然涨了，但拿到手的实际工资反而比以前少了，这就是所谓的明升暗降。
一时间，这个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传遍樱之厂的大小角落，工人们纷纷表示：“等发工资时，若真有此事，一定要罢工！”
可怜的、善良的工人们，他们不知道，这个小道消息正是厂方通过财务部透露的，目的就是试探一下工人们的反应。
那天，相本在总经理室汇报完试探结果后，故意在技术部大楼公开狂妄地叫嚣：“就算扣住宿费又如何？你们中国人就是一群猪！谁想走，随便，离开厂就没饭吃。”
这句话，让整个技术大楼都轰动了，人人对他怒目而视。他看到惹了众怒，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按照樱之厂《员工手册》的规定，工资是每月的一至五号发放的。虽然以前厂里也经常故意推迟发工资时间，却从来不会超过10号。但这次三月份的工资，却一直推迟到年5月12号才发。
领到工资，所有人都傻了眼，原来所谓的小道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底薪虽然调到了480元／月，但每月却要扣除200元的住宿费！这200元对很多办公室职员不算什么，但对普通工人来说，却能做多少事情啊！
初入职时，公司是承诺包食宿的。现在虽然涨了工资，但扣除这么多，很多人的工资是不升反降了，工人们愤怒了！但田中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笑着对我说：“不就是两百元人民币吗？换算成日元也不过两万元，换算成美元只有十几块美金，算什么钱！”
第250章（）
我反驳道：“虽然只有两百元，但他们每月工资都拿不到一千呢。他们几乎都来自贫穷地区，每月两百元可以派很大的用处。”
他不以为意地摇摇头：“他们只不过一时接受不了，扣着扣着也就习惯了。”
他可真不愧为“中国通”，连我们打工者私下里常说的那句“扣着扣着就习惯了”都知道，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一直以来，厂方小型的罢工此起彼伏，但因为组织者最多是班组长，缺乏号召力，并且文化程度所限，对罢工没有提出明确的诉求，所以每次罢工最后都会不了了之。除了罢工后开除或处分一些人，并没有给厂方造成太大的损失。
所以我也想，这次就算罢工，也不过和以往一样的结果罢了。谁知第二天早晨刚一上班，便感觉到异样！生活区那边满地狼藉，象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但田中依然象往常一样，早早站在门口，不住地向上班的人流鞠躬致谢。
直到开完早会我才听同事私下说，因为每月多扣了200元，工人们真的闹起来了。昨夜十一点半，生活区便传来了巨大的喧哗声。开始的时候，只是杂乱无章的叫喊声和口哨声。但很快，这些声音汇集在一起，变成了很多人的异口同声，象喊口号一样：“提高工资，改善伙食！”
除了这句口号，也有人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甚至还有人喊：“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这些口号一经喊出，便迅速引起共呜，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喊口号的行列。樱之厂大多数是女工，再加上女孩子的叫声又尖又细，特别突出，喊口号之余，她们对男工宿舍高声叫骂：“你们枉为男人，没种，只能眼睁睁受日本人欺负！”
很多男工本就满心怒火，女工一骂，更把他们的怒火点燃了。他们开始把脸盆、水杯、鞋子等物从楼上如雨点般地扔下去。他们原本想冲进厂区，但当值保安很是机灵，早早关闭了通往厂区的大铁门。否则，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呢。
进了不厂区，再加上工人这次闹事没有任何组织纪律，如一般散沙，很快就不了了之了。甚至于在闹事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往楼下扔自己的脸盆、水杯、鞋子等物，并没有破坏厂方的一草一木。
在清洁工的工作下，生活区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干净与整洁，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原以为，厂方会因这事开除几个人。但因为没有给厂方造成一丝一毫的损失，且又是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