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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吏胥：即胥吏。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守令：古代郡县制下，郡有郡守，县有县令。此指地方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若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见尚书皋陶谟。意为国王把精力放在琐碎事上，大臣们就懈怠了，政务必定也要废弛］。”盖至于守令日轻而胥吏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其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削减那些繁琐的考核审查，追求长久的实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
元吴渊颖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曰：“今之世每以三岁为守令满秩［满秩：任职期满］，曾未足以一新郡县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专辟，临事不得专议，钱粮悉拘于官而不得专用，军卒弗出于民而不得与闻。盖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属。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钱谷，或按刑狱，各有分职，守不烦而政自治。虽令之主一邑，丞则赞治而掌农田水利，主簿掌簿书，尉督盗贼，令亦不劳，独议其政之当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于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为奸，勾稽文墨，补苴罅漏，涂擦岁月，填塞辞款，而益不能以尽民之情状。至于唐世之赋，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兵则郡有都试［都试：古时阅兵制度，每年秋后由地方对士兵进行操练］，而惟守之所调遣。宋之盛时，岁有常贡，官府所在，用度赢余，过客往来，廪赐丰厚，故士皆乐于其职而疾于赴功。兵虽不及于唐，义勇民丁，团结什伍，衣装弓弩，坐作击刺，各保乡里，敌至即发，而郡县固自兼领者也。今则官以钱粮为重，不留赢余，常俸至不能自给，故多赃吏。兵则自近戍远，既为客军，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之租税，然已不复系守令事矣。夫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故上下之体统虽若相维而令不一，法令虽若可守而议不一。为守令者，既不得其职，将欲议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习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为。又况三时耕稼，一时讲武，不复古法之便易，而兵农益分。遇岁一俭，郡县之租税悉不及额，军无见食，东那西挟，仓空虚，而郡县无复赢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洊至：接连到来］，闾里萧然，农民菜色，而郡县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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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江南士民暴动
明初“靖难”之役后，朱棣大肆清洗支持建文朝廷的旧臣，株连江南士人无数。此后朱棣又将都城迁往北京，江南地区的赋税被定期运往北方，供给宫廷的开支和军事、政治上的用度。朱棣的后继者继续将南方地区视为永不枯竭的赋税征集地。这种经济上的盘剥，地理上的疏离，以及此前政治上的镇压，无疑加重了江南社会对北京朝廷的疏离感。在被朝廷视为政治弃儿后，一种地方主义的情绪就在江南地区滋生了。
经过万历年间的几次战争，朝廷的财政已经日渐枯竭。皇帝派遣自己的亲信代理人前往地方征收新税。新税的征收无疑加重了地方的苦难，士绅对庶民的困苦也十分同情。苏州的织工在抗议活动中杀死了征税官。对这种离经叛道的举动，地方士绅却表示同情甚至敬佩。抗议活动的首领自首入狱时，士民夹道相送。地方官员受此影响，努力向北京朝廷疏通，赦免抗议活动的首领，以安抚地方士民的情绪。
天启年间，江南士人进一步卷入北京的政治纷争，他们的活动引来了执政宦官的嫉恨。宦官以皇帝的名义，下令逮捕相关的士人。江南的士民并不了解北京的纷争，但是他们十分同情这些在当地享有声望的士人。在执行逮捕命令时，直属宦官的捕役与抗议者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很快发展为抗议者对捕役的攻击，多名捕役因此丧命。朝廷决定不再宽赦这种近乎叛乱的活动，五名为首者自愿承担责任，以免朝廷借此株连。五人受刑而死后，被江南士绅视为为正义殉难的英雄，其事迹在纪念性的诗文中广为传唱。
宦官失势后，胜利的士人在碑文中将死难者推为反抗宦官专制的英雄。这种论述未免言过其实，地方性的利益、情绪以及政治认同无疑是激发抗议者行动更直接的原因。因为碑文的作者也承认，向来在道德修养上被寄予厚望的官宦、士绅并未比这些出身贫寒的殉难者表现出更多的勇气。
第86章 正 始（）
（清）顾炎武
导读
本文选自日知录卷一三正始。
正始是曹魏少帝曹芳的年号。当时，汉末党人的政治影响已经消散，宫廷贵族文化盛行一时。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大肆杀戮亲曹魏的贵族，并以恐怖政治打击政敌。在司马氏的分化、打击下，曹魏朝廷分化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司马氏一党挟持宫廷，操持军政大权，残酷镇压了曹魏残余贵族的反抗。
经历政局动荡的贵族失去了政治热情。自此之后，贵族对皇室三心二意。士风浮华的背景下，司马氏的统治也未能持久。恢复封建、以宗室镇抚地方的努力首先引发了残酷的帝位争夺战。争战的各方尽力拉拢胡人参战，帝国、贵族以及文明相继在内战中湮灭。在帝国的废墟上，胜利的胡人建立了许多昙花一现的王国。
“五胡乱华”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黑暗年代，其对中原文化的冲击直至六七个世纪后方才告一段落。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对此有切肤之痛，他相信满族入主中原意味着中原文明的终结。在顾炎武看来，文明当下濒临的危机，甚至与一千多年前胡人入袭的黑暗年代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魏明帝殂［魏明帝：三国时魏国皇帝，公元226—239年在位。死时遗诏权臣司马懿与宗族曹爽共同辅政］，少帝即位，改元正始［正始：少帝，即魏齐王年号，公元240—249年］，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雒下：指当时都城洛阳］。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卫玠：西晋人，好言玄理，每出一言，无不入微，听者绝倒］，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永嘉：西晋怀帝年号，公元307—313年］，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少陶玄风：年轻时受到玄学风气的熏陶］，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王球：南朝宋人，颇好文义，自高身份，不与庶族往来。］：“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阙里：孔子故乡。此处借指儒学。］，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郑、王：指郑玄与王肃。郑玄，东汉经学大师，集汉代经学之大成者。王肃，三国时期魏国人，通群经，创“王学”，与郑玄的“郑学”齐名。］；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王、何：指王弼与何晏，皆三国时期魏国人。二人都以通辩能言闻名，夏侯玄等同开玄学清谈风气，史称“正始之音”。］。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嵇绍：西晋人。其父嵇康被司马氏所杀后，嵇绍杜门不出。西晋代魏之后，在当时左仆射山涛劝说下出仕。八王之乱时，随惠帝征伐成都王颖，兵败，死于荡阴。］，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王裒：西晋人，其父被司马氏所杀，终身不西向坐，示不臣晋。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刘聪：匈奴人，十六国时汉国国君。石勒：羯族人，十六国时后赵建立者］，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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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学风之移变
明末，复社人士目睹国势飘摇，遂有匡扶之志。他们除致力于尊经复古外，对研习经世济用之学，同样不遗余力。复社的陈子龙编纂了皇明经世文编，这是中国古代经世类书籍中的巨著，对后世的经世思潮有着深远的影响。复社成员后来的写作，多有早年受学的痕迹。
明清易代，士人痛感天崩地裂，反思之下，往往将亡国之因归结于晚明学风的空疏。痛定思痛，一些作者企图矫正这种空疏、轻浮的学风。此等作者之中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最为著名。其中前二子皆列于复社门墙，而王夫之也颇受复社氛围的熏陶。
黄宗羲总结历代得失，反思明代灭亡，写下了明夷待访录。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诸篇，涉及国家政治、选举、教化、财政、官制、兵制诸多方面。在国体上，黄宗羲将君主的缘起归结于功利的原因，并以此鼓吹限制君权。在政制上，黄宗羲比较了封建与郡县的得失，反对中央的绝对集权，主张扩大地方权力。在法律上，黄宗羲试图论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上述的观点大多来自明人的论述，但表述之清晰，当以黄宗羲为最。
顾炎武是黄宗羲的密友，他的成就不在后者之下。日知录是一部读书札记，其写作的时间延续了数十年。顾炎武自述“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有改定”。经过多年的删改、考证、修订，日知录遗存的条目大多是发前人所未见者。其中涉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义，论述经世济用的治道，以及博物广志的见识。相对于日知录而言，后人的考证学问，则多流于文献的搜集和校正，对世事的见解和思考颇为欠缺。
王夫之经历了南明最后阶段的抵抗运动，其中历经艰辛。在抵抗运动失败后，王夫之避居于荒凉的山野之地，在极为艰苦的情形下坚持写作。王夫之的著述以历史著作见长，读通鉴论以清晰、冷静的评述梳理了资治通鉴之中的史实。对照王夫之记录南明史实的永历实录，不难发现，读通鉴论之中的见解也是伤于先朝故事后的感悟。
第87章 原 君（）
（清）黄宗羲
导读
本文选自明夷待访录。
董仲舒将世俗政治与自然法则联系起来，使政治学与伦理学合二为一。这种传统在后世一脉相承，并在儒学的复兴者那里得到更加精致的发展。到南宋时，朱熹建立了规范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普世伦理。这种精致的学说，是明初以来儒家的正统学说。
黄宗羲的原君在很多部分可以看出法家学说的痕迹。法家学说原本是儒家学说的异端。这个异端激进派在两千年前以冷酷的逻辑为君主专制辩护。在第一个君主专制帝国崩溃后，继之而起的帝国选择了以冷酷的法家学说和儒家的伦理观相混合的政治学说。在以后的年代里，形形色色的帝国都或多或少地引用这种混合的政治学说。但君主专制制度一旦巩固，就将法家学说束之高阁，而更加乐意从儒家的古代传统之中获得修饰之物。
黄宗羲的原君，相比于先前的法家而言，并无惊世骇俗的新见解。但是相似的见解，出自先秦的法家与出自晚明的黄宗羲之间，其意义不啻天壤之别。黄宗羲是东林党烈士的后代，他以对君主忠诚、对父亲孝顺等儒家美德备受时人甚至包括敌人的称赞。这位儒家理想人格的代表居然受到法家学说的熏陶，这无疑暗示着君主专制政治已经没落。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向来声名狼藉的法家学说现在已经与一位忠诚的遗民对故国感伤的追思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感伤的时代，异族攫取了王朝正统，前朝遗民对先前钟情的传统感到迷惑、失望。怀疑的思想已经开始追本溯源，这无论如何都是不祥之兆。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许由、务光：两人皆古代高士。许由，隐士，尧以天下让之，不受，尧又欲召为九州长，不欲闻，以水洗耳。务光，夏朝人，汤放桀后，以天下让之，不受，负石自沉于庐水］；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某：汉高祖自称。仲：指汉高祖的二哥。高祖年轻时无赖乡里，不务正业，其哥哥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