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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夕，次陈桥驿，将士相与谋曰：“主上幼弱，我辈出死力破敌，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都押衙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匡胤弟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匡义及归德节度掌书记蓟人赵普，语未竟，诸将露刃突入，大言曰：“军中定议，欲策太尉为天子。”匡义因晓之曰：“兴王异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汝等各能严饬军士，勿令剽掠，都城人心安，则四方自定，汝等亦可共保富贵矣。”众许诺，乃共部分。夜，遣衙队军使郭延赟驰告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守信、审琦皆素归心匡胤者。将士环列待旦。
匡胤醉卧，初不省。甲辰，迟明，诸将擐甲执兵，直叩寝门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匡胤惊起，未及应，即被以黄袍，罗拜，呼万岁，掖乘马南行。匡胤度不能免，乃揽辔誓诸将曰：“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众下马曰：“唯命。”匡胤曰：“太后、主上，吾北面事之；朝廷大臣，皆我之比肩也。汝等不得惊犯宫阙，侵凌朝贵及犯府库。用命有厚赉，违则孥戮。”皆应曰：“诺。”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翼日，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见执政喻意，又遣楚昭辅慰安家人。
辛亥，论翊戴功，以周义成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为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以宁江节度使、马步军都指挥使常山高怀德为义成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以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厌次张令铎为镇安节度使、马步军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睦州防御使王审琦为泰宁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以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嘉州防御使辽人张光翰为宁江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以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安喜赵彦徽为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余领军者并进爵。
先是，周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武安韩令坤领兵巡北边，慕容延钊复率前军至真定。帝既自立，遣使谕延钊、令坤各以便宜从事，两人皆听命。己未，加延钊殿前都点检、昭化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二品，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
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简其骁勇者升为上军，而命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由是犷悍之士皆隶禁籍矣。又惩唐以来藩镇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边城，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自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皆赵普之谋也。
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自是殿前都点检遂不复除授。
初，帝既克李筠及李重进［李筠：后周大将，因不服赵匡胤废周自立，公元960年四月举兵反宋。李重进：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周世宗时与赵匡胤分掌兵权，赵匡胤称帝后，对其颇猜忌，遂于公元960年九月起兵反宋］，一日，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帝王凡易八姓：指五代十二年共换帝王八姓：后梁（朱温）、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各一姓，后唐三姓（李克用父子、克用养子明宗本为少数民族、明宗养子末帝姓王），后周二姓（太祖郭威、世宗柴荣）。］，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时石守信、王审琦皆帝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皆宋初大将，握兵权，与赵匡胤亲厚］，各典禁卫。普数言于帝，请授以他职，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万一军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帝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守信等请其故，帝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帝曰：“卿等固然，设麾下有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黄袍加汝身：指被拥立为帝。公元960年，赵匡胤在赵普、石守信策划下，借口辽与北汉入侵，率军抵御，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部下将一件黄袍披在他身上，拥立为帝。］，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罢。帝从之，赏赉甚厚。庚午，以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副点检自是亦不复除云。
初命文臣知州事。帝惩五代藩镇强盛之弊。时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
丙戌，天雄节度使符彦卿来朝。帝欲使典兵，赵普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屡谏，不听。宣已出，普复怀之请见曰：“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帝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普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帝默然，事遂中止。
延伸阅读
宋真宗改良科举
宋真宗是北宋的第三位皇帝，也是北宋第一位不是武人出身的皇帝。他在位期间与辽达成的“澶渊之盟”，一度被视为北宋姑息、偏安的肇始。宋真宗在历史上的贡献在于他改良了科举选士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代以来印刷术的成熟结束了手写书籍的时代，大大降低了书籍成本。从此平民阶层也可以读写诗书，私人讲学渐渐流行。晚唐、五代的战乱摧毁了中古贵族政治，为平民跻身朝廷铺平了道路。北宋太祖、太宗皇帝武人出身，他们在位时举行的科举大多承袭唐、五代旧制，变革缓慢。儒雅好文的真宗继位后，对改良科举制颇有热情。他颁布考试进士新格，建立了严密的科举选士制度。相对于旧制度而言，新的制度在选举标准上，废弃过去注重应试人“名望”、兼取荐举的传统，而改为专以应试成绩为准。在选举过程中，采取封弥姓名、誊录试卷的方式，避免选举舞弊，保证公正。此外，皇帝对先前已有的殿试更加推重，这激起了朝野上下的热情。经过宋真宗的改良，科举制由对荐举制的补充，发展为唯才是取的选举制度。改良后的科举制不仅为北宋朝廷选拔了大批官员，也激起了士民的参与热情。在朝廷、士人、平民多方的推波助澜下，科举制也从单纯选官取士的制度发展成王朝的祭典。朝廷许诺给臣民平等、公正的晋身机会，换取臣民的信任和忠诚，这种普世的帝国理想渐渐深入庶民心中。
宋真宗写过一首劝学诗，以晓畅的语言劝导士民读书向学，其中写道：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宋真宗依然不脱皇帝以功名利禄笼络天下人才的心态，但是在平民的理解中，科举制有着远为丰富的含义。宋人编撰的神童诗言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段文字被引入元代的通俗剧本琵琶记，在民间广为传唱，以一种温和、渐进的方式复述着陈胜、吴广曾经离经叛道式的理想。
第67章 儒宗欧阳修（）
（元）脱脱等
导读
本文选自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鉴于五代的乱局，自宋太祖始，宋初诸帝推行集权、尚文、崇儒的政治策略。宋初以来，科举选中的官员极受尊崇，这些新晋的官员既是学有所成的学者，也是奉公尽职的官僚。在朝廷的刻意扶持下，士大夫逐渐在朝廷中占据优势，士大夫及其组成的文官政府，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在宋初士大夫中，欧阳修的生平与仕途颇为典型。
欧阳修出身贫寒，早年以科举入仕。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时，欧阳修积极参与。这一期间，欧阳修意图革新北宋政治，撰写了大量政论。新政失败后，欧阳修一度徙官外地，后来又迁为执政大臣。“庆历新政”后北宋的政局平和，因此欧阳修晚年的政治生涯波澜不惊，更多致力于提携、奖掖晚辈的士人。
北宋士人对唐、五代以来的政治纷乱深有感触，他们将其归因于儒家政治传统的失落。欧阳修是这一复古思潮卓越的阐述者，他编撰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以总结前代的政治得失，并企图证明恢复儒家传统是长治久安的唯一希望。
恢复儒家传统的热情在欧阳修的其他政论中也有流露。“庆历新政”期间，欧阳修撰写了朋党论，以反击政敌的攻击。欧阳修在朋党论中宣称，为了推行儒家的政治理想，士大夫结党无可厚非。欧阳修不无夸张的论点暗示着北宋士大夫的政治信心与热情，但是以此为起点，此后北宋儒家各派别的分道扬镳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庐陵：今江西吉安］。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
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锼刻骈偶，淟涊弗振：（文章）刻意雕琢，追求对偶，（文风）污浊不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随：随州。欧阳修的叔父曾任职于此，欧阳修随叔父到此。］，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南宫：礼部考试的别称。擢甲科：定为第一等］，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尹洙：博学有识，与欧阳修一起提倡古文］，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
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五品服：五品官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颛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颛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一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台谏论执中过恶［执中：陈执中，为相八年政绩无可称］，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修尝因水灾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谢事：即请求辞官。］，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致仕：犹今之退休］。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穽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