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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有些不好意思：“本来今年征兵都结束了，嘿，时来运转，我爸被从号儿里放出来了，一打听，这批兵是去A军的，这个军可是我爸的老窝儿，我爸从1938年起就在这支部队，从军长到师长都是老熟人，这还了得？A军招兵敢不招他儿子，这不是反了吗？我爸二话没说，一个电话过去找军长，事就成了。军长发话了，让我晚几天去，在家多陪陪老头儿，反正新兵连集训3个月呢，晚几天报到怕什么。”
郑桐把手一背：“有这好事也不通知一下哥儿几个，这可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我们经过讨论觉得还是应该给你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下面的事你就看着办吧。”
袁军知道对不起哥们儿，忙说：“我请客，我请客，向哥儿几个赔罪，你们说，去哪儿？”
“当然是老莫啦，我们马上回家磨刀去，照死了宰你。”
“跃民，不是我不想通知哥儿几个，我是怕弟兄们受刺激，本来我都报了名，和你们一起去陕北插队，日子再苦哥儿几个好歹在一起，还能互相照应，可我突然变了卦，是有点儿不仗义。”
钟跃民笑着说：“袁军，这是好事呀，咱们这些哥们儿，有一个混出来也好啊，将来你要是混个师长旅长的可别忘了弟兄们。”
“将来我们哥儿俩没饭吃了，找上门去要饭，你不会轰我们吧？”
袁军的眼圈有点红了，他紧紧抓住钟跃民和郑桐的手：“对不起……这事儿怨我，是我不仗义。”
钟跃民一推袁军：“这是什么话，谁不想去当兵？有了机会当然要去，哥儿几个为你高兴啊，你怎么抹开眼泪啦？这可真不像条汉子。”
郑桐这时候也不忘挤对一下老对头：“你丫怎么跟娘们儿似的？真没劲，请我们吃饭心疼了吧？”
袁军立刻回骂：“你丫才是娘们儿呢，找抽呢是不是……”
钟跃民觉得该办的事差不多都办了，最后一件事应该是看看父亲去，张海洋的消息果然很准，的确是有一批老干部被放出来了，可钟山岳却不在此列。据说，他的问题很复杂，一时还搞不清楚。
钟跃民好久没来这里了，这个隔离审查学习班似乎比以前正规多了，变得越来越像监狱了。钟跃民和父亲相对而坐，父子俩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两个穿便衣的看守站在一旁监视谈话。
钟跃民告诉父亲，他要去陕北插队了，问父亲有什么要交代。
钟山岳一听倒是很高兴，他在陕北待过，对那里很有感情。他抽着儿子带来的香烟说：“哦，去陕北，那可是个好地方，虽然贫困，可那儿的人好，善良、淳朴，交朋友能掏出心来。1942年我们部队休整，就在陕北驻防，我了解那里的老百姓。”
钟跃民不大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父亲的案子，他试探地问：“爸，袁军他爸被解放了，官复原职了。”
钟山岳回答：“这我知道，他本来也没什么事，1938年的干部，从参军起就没脱离过队伍，就算是想叛变也没有机会呀，说他是叛徒，纯粹是瞎胡闹。”
“可您的问题怎么总是搞不清楚？”
“我的情况不一样，当年在河西走廊，部队被打散了，战友们大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我是少数突围成功的人。我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了半年伤，后来回到延安，1942年延安整风我被审查，新中国成立后‘肃反’我又被审查，这是第三次了。”
钟跃民问：“为什么不找到那个老乡做证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组织不比你傻，人家还不知道去调查？可那家老乡早就找不到了，抗战时，那个村子都被烧光了，人恐怕早没了。”
钟跃民大声道：“问题搞不清楚，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把人关着，这也太不讲理啦！”
钟山岳一拍桌子，制止道：“跃民，不许你这样说话，组织有组织的考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议论组织呢？要相信人民，相信党，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钟跃民大叫：“爸，您别傻了，他们这是故意整人，没有这件事，他们也会想出别的办法来。”
钟山岳大怒：“住嘴！你给我滚……”
“爸……”
“你别叫我爸，滚……”
看守把钟跃民推出会见室。
钟跃民伤心地喊着：“爸，我明天就走了，我要再看你一眼，你别轰我走啊，爸……”
钟山岳狠狠地关上门，他的脸上充满愤怒。
这次会见，总共不到10分钟。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永定门火车站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一条红色的横幅标语悬挂在月台上方，上面写着“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赴陕北插队落户”。喇叭里传来用《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歌声激昂。插队知青们个个胸前佩戴着大红花，一群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在工宣队员的带领下高呼着口号：
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送行的家长们拥挤在列车的窗口前向孩子们含泪告别。
钟跃民和郑桐坐在窗口，身穿新军装的袁军站在月台上为他们送行。他双手紧紧抓住两人的手：“跃民、郑桐，你们要保重，有什么需要的一定要写信给我。”
郑桐说：“扯淡吧，就你那6块钱津贴能干什么？我们哥俩儿要是没饭吃了，你能给我们寄饼干吗？你丫就吹吧。”
袁军争辩道：“我他妈总不能永远是6块钱津贴吧？万一哥们儿提了干，52块钱的工资总够买饼干吧？”
钟跃民拍拍袁军的肩膀，他知道这个家伙最好冲动，也最不让人放心：“回去吧，袁军，以后常通信，到部队可不能惹事了。”
月台上响起了铃声，列车要发车了，送行的人群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列车上的知青们哭着从车窗中伸出手，向亲人们告别，离别的悲痛瞬时笼罩了整个月台。
袁军和郑桐泪流满面地握手告别。
钟跃民微笑着凝视哭泣的人群，他点燃一支香烟，从挎包里掏出一支双响爆竹。
列车徐徐向前滑动了。
人群中的哭声更响了，很多送行的人在跟着滑行的列车跑动。
砰！啪！双响爆竹被钟跃民点燃。
人群被惊呆了，哭声戛然而止。
钟跃民仰天长笑：“小家子气，又不是上刑场，哭什么？大丈夫横行天下，这才刚有那么点儿意思，好玩的事还没开始呢……”
人群中的袁军双手抱拳喊道：“好样的，跃民，你是条汉子……”他的话音没落，泪水已涌出眼眶……
第七章（）
天是铅灰色的，地是黄澄澄的，远沟近壑积留着斑斑驳驳的残雪，凛冽的寒风从北边的毛乌素大沙漠吹来，卷着草叶和细细的尘土，在广袤的原野上打着旋，发出尖利的呼啸声，不一会儿，人们的身上便落上厚厚一层黄土面儿。
陕北的冬季，不是黄尘蔽日，就是阴霾漫天，四野一片苍茫，风如刀剑，侵入肌骨。
钟跃民、郑桐一行10个知青被分配到石川村落户，这里地处绥德和靖边两地的中间，无定河和大理河的一条支流在此交汇，顺着山峁拐了个90度弯向东流去。石川村离靖边县城有几十里地，这是毛乌素沙漠边缘的一个小县。安边、定边、靖边，统称三边，又都在边墙沿线，从“安”“定”“靖”这些字眼看，这些地方是古代朝廷绥靖的边境地区。靖边的地层都是由黄沙堆砌的，这里没有窑洞，几乎全是平顶泥屋。离靖边25公里的石川村坐落在大理河支流南岸的黄土峁上，这里却是典型的秦晋高原地貌，黄土层被雨水切割得沟壑纵横，千山万壑犹如凝固的波涛，一道河流的分隔使两岸的地貌泾渭分明。
钟跃民他们7男3女共10个知青坐上石川村派来的大车，一路顶着漫天的黄尘奔石川村而去。赶车人是个姓杜的老汉，一身典型的陕北农民打扮，身穿光板山羊皮袄，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不过所谓的白羊肚手巾已经脏得看不出曾经是白色的，变成了一种深灰色。杜老汉不大爱说话，知青们问一句他答一句，显得很拘谨，他实在闹不清这些知青娃好好儿的京城不待，到石川村干吗来了。
这10个知青都不是来自同一个学校的，彼此之间还不认识，钟跃民对那几个男生没兴趣，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些男生下乡之前都是安分守己的学生，不是顽主，钟跃民和郑桐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不过，钟跃民倒是仔细看了看那3个女生，发现其中有两个长得还不错，他挺满意，扭头对郑桐说：“县知青办的干部对咱石川村的哥们儿还不赖，没给咱分来几个猪不叼狗不啃的女生，要不然可惨透了。这儿本来就穷山恶水，咱再成天守着几个丑妞儿，出来进去老在你眼前晃悠，想不看都不成，这日子怎么过？”
大车上的男生都哄笑起来，那3个女生则绷着脸不吭声。
钟跃民躺在行李包儿上继续发牢骚：“这鬼地方真他妈没劲，走了半天连棵树都没见着。哟，前边那条河是黄河吗？水怎么这么黄？”
郑桐拿出地图册看了一下：“你丫整个一地理盲，黄河在晋陕交界处，离这儿远着呢，这条河可能是无定河。”
钟跃民猛地支起身子：“无定河？‘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就是唐诗里说的那条河？我操，我说怎么不对劲呢，闹了半天这地方在古代就是充军发配之地。得，把哥儿几个发配到这儿来了，闹不好就成了无定河边骨了。”
郑桐笑道：“你好歹还是春闺梦里人，我呢？无人认领的遗骨。”
前边路上一阵铃铛响，一个青年农民牵着一头毛驴，毛驴背上坐着个青年女子，像是对回娘家的小夫妻。知青们觉得新鲜，都伸长了脖子盯着小夫妻。
赶车的杜老汉突然张开缺了门牙的嘴，扯着嗓子唱起了酸曲儿：
正月里来哟是新年，
我给公公来拜年。
手提一壶四两酒，
我给公公磕一头
…………
杜老汉这冷不丁一声吼，可真把钟跃民听傻了，这可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从土生土长的老农民嘴里唱出来，那股味道是任何歌舞团的专业歌手也模仿不了的。
…………
二月里来龙抬头，
公公拉住媳妇的手，
拉拉扯扯吃个口，
人家娃娃的好绵手
…………
钟跃民乐得栽倒在行李包上：“这老公公爬灰呢，也不怕儿子跟他拼命……”
…………
三月里桃杏花开，
媳妇又穿枣红鞋，
走起路来随风摆，
爱得公公东倒又西歪
…………
回娘家的小夫妻走远了，驴头上挂的铃铛发出的叮当声还隐隐可闻，杜老汉也歇嘴不唱了。
郑桐小声说：“这老头儿勾搭人家新媳妇呢。咦？跃民，你怎么啦，傻啦？”
钟跃民两眼发呆地盯着杜老汉，他还没从这首酸曲儿中醒过来……
石川村的打谷场上，正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一块破烂的红色横幅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热烈欢迎北京知青到石川村插队落户。
衣衫褴褛的村民目光呆滞、表情麻木，他们散乱地坐在打谷场上，妇女们纳着鞋底，男人们吸着旱烟，他们不大关心开会的内容，只是在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一群孩子在谷草堆中追逐着、打闹着。
钟跃民、郑桐和七八个男女知青坐在地上正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
石川村党支书常贵正在讲话。他五十多岁，脸上皱纹纵横交错，一双小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和他周围目光呆滞的村民比起来，这样的人在农村就理应混上个村干部。常贵头上也同样扎块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白羊肚手巾，身上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袄，看打扮和赶车的杜老汉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手里拿着两尺多长的烟袋。
常贵用烟袋敲敲面前的破桌子，清了清嗓子，“噗”地将一口浓痰吐出两米开外，这才开始讲话：“乡亲们，现在开会了，大家静一静，莫说话。今天，咱村来了10个北京知青，我代表石川村党支部……咦？狗娃，我日你娘，你个驴日的咋还说话？拿领导说话当放屁是不是？小心我开你个驴日的批判会。”
陕北穷，交通工具主要是驴，因为驴好养，所以陕北驴多，人们对驴也比较喜爱，因此民间张嘴闭嘴都是“驴日的”，有时这未必是骂人，很可能是一种表示亲热的语气助词。
村民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了，会场上仍然是闹闹嚷嚷。
知青们听到支书骂人，忍不住哄笑起来。
常贵见知青们笑，连忙解释：“娃们莫笑，日子长了你们就知道了，咱村有些愣种是属驴的，轰着不走赶着走，你得拿酸枣棵子老抽着才行。咱接着说，嗯，说啥来着？”
村民和知青们又哄笑起来。
郑桐说：“常支书，你说有个叫狗娃的是驴日的？”
笑声更响了。
常贵点上一锅烟：“不是这，噢，今天是欢迎北京知青来咱村，知青来农村落户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既然毛主席说了，咱石川村没二话，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咱石川村没别的，就是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如今又添了10张嘴，咋办？我也没办法，毛主席他老人家让这10个娃到咱村落户，咱就是粮食再紧也得给毛主席这个面子，咱村男女老少一共是417口，再添上10口是多少？张会计，是多少？”
一个剃着锅盖头的中年*起来回答：“427口。”
常贵说：“对，427口……这是谁呀？”
一头觅食的老母猪正用嘴拱常贵的裤裆，村民和知青们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常贵狠狠踢了老母猪一脚，老母猪嚎叫着逃走了。他继续讲话：“咱村的人口实在是太多啦，倒退20年，咱村的粮食还没这么紧，那时没这么多人口嘛。现在可好，地没见多，人倒多了二百多口。咋回事？这得怨婆姨们，生娃生上了瘾，像老母猪抱窝，一生还就收不住啦。就说狗娃的婆姨吧，手里抱的还吃奶呢，肚里又怀上啦，这是第七个了，你还有完没完？”
看样子这个狗娃是常贵的出气筒，动不动就给拎出来骂一顿，知青们伸长脖子往人群里看，也不知哪个是狗娃，却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婆姨站起来回骂道：“常老贵，放你娘的屁，生娃是一个人的事吗？你们男人哪个不是偷嘴的馋猫，闻着腥味儿就往上凑？这会儿又往婆姨身上推啦？”
看样子这是狗娃的媳妇，村民和男知青们哄笑起来，女知青们都臊得低下头去。
常贵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只是揪住狗娃不放：“好男不和女斗，我不和你说。狗娃，你个驴日的，咋不说话？你婆姨顶撞领导，你是咋管教的姨婆，还没王法啦？”
一个个子矮矮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从人群里站起来：“常支书，我家婆姨当家，我说话不作数。”
村民和知青们又是一阵哄笑……
常贵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个驴日的，咋就让婆姨夺了权呢，你就捶她一顿还能咋的，晚上还能不让你上炕？不说啦，咱说正事，乡亲们，我常老贵求求你们，别生啦……”
哄笑……
“咱石川村就这点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口呀，这不，又添了10张嘴，明年开春青黄不接时，我还得带乡亲们外出讨饭。嗯，知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