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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民，你丫到这儿来是看我还是害我呢？我他妈刀口快被撑开了，你别招我乐了行不行？”张海洋按着伤口忍着笑。
钟跃民叹了口气：“穷欢乐呗，要不然还不愁死？你去云南转一圈儿，明年征兵又回来了，你爸在台上，你可以撒着欢儿地折腾。不像我，我爸现在还被关着呢，能不能被解放还很难说，我这辈子当兵恐怕是没指望了。”
这又轮到张海洋来安慰钟跃民了：“跃民，你别说丧气话，人生什么时候都可能出现转机。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千万别乱说。听我爸说，最近中央准备解放一大批老干部，听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我看你爸这次有希望。”
“哦，这倒是件好事，不知道我爸有没有可能被解放。”
“绝对有戏，你等着吧。”
钟跃民有些疑惑地问：“这消息可靠吗？现在不是正清理阶级队伍吗？抓人还抓不完呢，怎么会解放老干部呢？”
张海洋显得很胸有成竹：“这你就不懂了，清理阶级队伍是为了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你爸又不是异己分子，现在的形势是各级革委会要成立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什么是老？就是老干部，可老干部现在在台上的很少，很多都被关着呢，怎么办？我看没别的办法，只能放人。”
钟跃民兴奋地站起来：“我得申请去见见我爸，把这好消息告诉他。”
张海洋嘱咐道：“哥们儿，要保密啊。”
钟跃民走到病房门口，张海洋突然低声叫了一句：“跃民……”
钟跃民回过头来。
张海洋恋恋不舍地说：“哥们儿，这辈子能认识你，实在是一件幸事，咱们常通信吧，如果你有什么变动，一定要告诉我，多保重……”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一起去买下乡用的物品，他们骑车路过西单十字路口时碰见了杜卫东，他一身标准的顽主打扮，身上穿着一件将校呢大衣，头上戴着羊剪绒皮帽，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回力牌球鞋。
杜卫东一见钟跃民就兴奋地喊道：“跃民，好久没见了，你丫最近干吗呢？”
钟跃民停住自行车向杜卫东打招呼，他突然发现杜卫东身旁有个金发碧眼的洋妞儿，便奇怪地问：“卫东，从哪儿蹦出个洋妞儿来，是你带来的？”
杜卫东扭头用英语和洋妞儿嘀咕了几句，那洋妞儿很大方地向钟跃民伸出手，很生硬地用汉语说：“你好。我是爱玛。”
钟跃民和洋妞儿握握手回头对杜卫东说：“她还会说中国话？”
杜卫东笑道：“就会这一句，还是我教她的。爱玛是从巴黎来的，她姨妈也是外文编译局聘请的专家，和我爸是同事，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她对我说法语，听得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这妞儿要干什么。我说我会几句英语，咱们用英语交谈好不好，她说自己的英语不太好，我说没关系，咱们连说带比画，知道个大概意思就行，就这么着，我们交了朋友。”
袁军怀疑地问：“卫东，你丫蒙谁呢？这妞儿撑死了也就是个阿尔巴尼亚妞儿，闹不好还是地拉那郊区的农民。”
杜卫东不爱听了：“哥们儿，你挤对谁呢？爱玛可是正宗的雅利安人种，你仔细瞧瞧她那两只眼睛，一会儿是蓝的，一会儿又变绿了，阿尔巴尼亚妞儿的眼睛能变色儿吗？”
郑桐插嘴道：“扯淡，哪国妞儿眼睛也不会变色儿，眼睛会变色儿是波斯猫。”
钟跃民等人哄笑起来。
大家说话时，爱玛站在一边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看样子她很想闹明白这些中国人在谈论什么。
杜卫东对钟跃民说：“你听说了吗？巴黎那边也闹腾起来了，学生们建起了街垒，警察来了就用大板砖拍他们，法国警察一点儿脾气也没有，哪像咱们，一听说警察来了，一个个溜得比兔子还快。人家巴黎的学生就是浪漫，街垒上插面红旗，你猜旗子上写着什么？‘要*，不要作战。’街垒里乱套啦，不论是男是女，大家都是战士，绝对平等，看谁顺眼就跟谁睡，打着滚儿地睡，真他妈来劲，这才是革命。跃民，你爸可是老革命了，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有这么浪漫吗？”
“没有，那会儿恐怕素得厉害。”
“就是，本来我还想学学格瓦拉，到丛林里去革命，后来听爱玛一说，敢情还有这么革命的，哥们儿立马改戏啦，既然都是革命，我干吗不挑挑，选一种适合我的革命？”
钟跃民问：“这洋妞儿到中国干吗来了？”
“巴黎那边完事了呗，学生们都回学校上学了，街垒也被拆除了，爱玛对革命的失败感到痛心疾首，她还没玩够呢。后来听说世界革命的心脏已经挪到中国了，中国的学生根本不用上学，不用做功课，每天都在干革命，连警察也不敢来找麻烦，有毛主席给戳着呢，谁敢犯葛？爱玛别提多羡慕了，正好她姨妈在中国工作，就这么着，爱玛终于来到中国。她刚一下飞机，就见机场上红旗招展，喇叭里叽里咣当全是革命歌曲，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有几层楼高。你还记得《红色娘子军》里那个吴清华吗？这妞儿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根据地，头一眼就看见红旗了，吴清华一下子就把脸贴在红旗上了，热泪盈眶啊，爱玛当时就是这样。我非常理解她当时的心情，可算到家啦，见着亲人了，这是世界革命的心脏啊，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爱玛想起在街垒里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他们还在暗无天日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受苦受难，她当时哭得昏天黑地，鼻涕眼泪滚滚而下。谁知机场上的警察看她有点儿不对劲，心说，这洋妞儿有病是怎么着，刚下飞机就这么一惊一乍的？看来得好好审查一下，得，这一审就审了一个多月，越审疑点越多，怎么看怎么像是国际间谍，后来要不是她姨妈作保，法国使馆进行交涉，爱玛现在还在号儿里待着呢。”
钟跃民等人幸灾乐祸地大笑。
郑桐说：“这叫热脸蛋贴到冷屁股上，看丫还革命不革命了。”
钟跃民笑道：“爱玛没教教你怎么革命？”
“不好意思，她还真是我老师，第一次见面她就问我，‘我可以住在你家吗？’正好那几天我爸回国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心说，这法国妞儿怎么自己往我枪口上撞？既然人家开口了，我拒绝就不合适了。跃民，天地良心啊，那天晚上哥们儿别提多绅士了，我把她安排在我妈的卧室里，我睡自己的卧室。我心说，第一天可不能轻举妄动，慢慢地才能水到渠成，这种事儿可不能急，欲速则不达嘛。谁知我睡到半夜，爱玛窜进我的卧室，二话没说，呼的一下先把我被子掀了，哥们儿正睡得迷迷糊糊，身上只穿条裤衩，我这人比较怕羞，连忙坐起来抓过衣服盖住羞处，嘴里还说着‘爱玛，你不要这样，你能不能先出去？等我穿好衣服’哎哟，没用，人家根本不搭话，一个饿虎扑食把我扑个仰面朝天，我挣扎了几下才发现身上仅有的裤衩不翼而飞，当时我把眼一闭，停止了挣扎，心说，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哥们儿认命啦……”
钟跃民一伙大笑起来，袁军笑道：“卫东，我们都很同情你，硬是让人家给糟蹋了，你可千万要想开点儿。”
郑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能忍气吞声，告丫的，告丫强奸了你，党和人民会替你做主。”
“算啦，我还是认倒霉吧，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紧躲慢躲还是没躲过去，想想都他妈堵心，挺清白的一条身子……”
钟跃民见时间不早了，便对杜卫东说：“行啦，别侃了，就算失了身也不要紧，慢慢再找机会从良吧。卫东，我们马上要去陕北插队了，你有什么打算？”
杜卫东说：“我也快回国了，下个月就走，我爸在东京给我联系了预科班，我想准备两年考大学。”
钟跃民叹道：“到底是外国人，折腾够了，拍拍屁股就走，还有大学可上。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我们只能去修理地球了，再见吧，卫东，咱们后会有期。”
杜卫东握着钟跃民的手说：“你们多保重吧，早晚有一天我会回来，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呀，我还真舍不得离开这里，再见，跃民。再见，袁军、郑桐。”
周晓白就要走了，随着离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周晓白恨不得抓紧一切时间和钟跃民待在一起。离别的前一天，钟跃民提出为她饯行，周晓白感动得眼圈都红了，钟跃民对她每一点细小的关怀，都能使她感动不已，甚至有些受宠若惊。她常常奇怪，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没出息？连起码的自尊都顾不上了。
钟跃民家的客厅里静悄悄的，留声机的音箱里传来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两个人的心中都有种淡淡的忧伤在流淌。
钟跃民和周晓白每人手里拿着一杯红葡萄酒，他们默默地对视着。
钟跃民举杯道：“晓白，明天你就要走了，我为你饯行，干了这杯。”
周晓白目光迷离：“别干，喝一口，好吗？”
“为什么？”
“杯子里的酒没了，宴会就要结束了，可我不想让它结束。”
两人各自饮了一口。
钟跃民叹了口气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周晓白固执地反驳：“有，就有不散的筵席，我的筵席永远不散。”
“晓白，随缘吧。”
周晓白流下泪来：“干吗要随缘？世上的事要靠努力得来，而不是靠随缘。”
“我想当兵，靠努力行吗？”钟跃民轻声问。
“肯定行，一旦你爸的问题解决了，我会求我爸把你送进部队。”
“我爸的问题要是解决不了呢？”
周晓白沉默。
钟跃民轻轻笑了：“还是要顺其自然吧？”
周晓白抬起头来凝视着钟跃民，久久没有说话。
周晓白和罗芸走的那天，钟跃民没去送，因为这批新兵很可能会被分在一个大单位，彼此之间早晚会熟悉，女兵们对这类事更敏感，特别是像周晓白这种出身将门、长得又漂亮的女兵，她的一举一动，总是受人关注。钟跃民怕自己露面会影响周晓白的前途，部队有纪律，士兵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到学校赴陕北插队落户报名处报了名，倒挺顺利，也用不着政审，袁军还跟报名处的人说便宜话：“老师啊，像去陕北插队这么光荣的事，是不是也有个批准的问题？我们哥儿几个出身都不大好，组织要是不批准我们去陕北，我们绝不会背思想包袱，保证不给组织添麻烦，我们就在城里自谋生路了。”
这几位都是学校里有名的刺儿头，报名处的人都懒得理他们，巴不得把他们弄得远远的，最好一辈子别回来。
钟跃民想起该去看看李奎勇了，他和李奎勇不是一个学校的，甚至也不是一个区的，按李奎勇家的状况，他绝无留城的可能，下乡插队是他的必由之路，也不知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去哪里插队。
李奎勇的伤已经好多了，他也能够下地走路了，钟跃民搀扶着他在医院住院部的疗养区散步。他们对以前发生的矛盾都闭口不提，只是谈童年，谈将来。李奎勇最大的心愿是将来能到重工业企业当一个技术工人，能养家，能给母亲养老送终，能顺利地把弟弟妹妹拉扯大。他问钟跃民以后打算干什么，钟跃民说他倒没有明确的打算，小时候还有点儿理想，有一阵子他爸老揍他，他便认为“爸爸”这个职业挺有权威的，看儿子不顺眼可以随时揪过来捶一顿，于是决定将来长大一定要当“爸爸”。后来长大了点儿，他发现“爸爸”不是个职业，似乎谁想当都可以，而且也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于是他放弃了这个理想，转而羡慕起海盗船长。不知为什么，他对小人书上的海盗形象很着迷，那些海盗耳朵上戴着硕大的耳环，胸口上长着浓密的胸毛，腰上插着短刀，还总有美女陪着，日子过得似乎很快活，钟跃民幻想着将来长大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再后来，钟跃民干脆就没有理想了。
李奎勇大惑不解，怎么会没有理想了？小时候想当海盗，也算是有点儿雄心壮志，怎么越大越没出息了？简直是罐儿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儿。
钟跃民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没理想呢，报名参军算不算？长大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可钟跃民小时候从来没产生过这种念头，前些日子他是想当兵，可那是出于一种很现实的目的，当兵总比插队强，那跟理想搭不上边儿。
钟跃民对李奎勇说，他虽然不知道将来要干点儿什么，但他肯定知道将来不打算干什么。譬如守着老婆孩子过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他觉得挺没劲的，与其这样，还真不如当海盗去。
若干年后，钟跃民看了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他脑子忽然开了窍，原来他喜欢的是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可惜的是，钟跃民那时已经是军队中的一名营级军官了，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路上”了。
钟跃民把周晓白临走时留给他的100块钱留给了李奎勇，他知道李奎勇的家境，这次受伤住院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李奎勇没有推辞，只是淡淡地道了声谢，来自男人的感激涕零是很丢份儿的。
李奎勇听说他所在的中学有去山西和云南插队的，去陕北的好像不多。不过等他伤好了，他也想报名去陕北，因为钟跃民都去了，他也应该去。钟跃民说陕北地方太大，去了也不见得能碰上。李奎勇说碰不上也无所谓，反正都在一个省里。
临分手的时候，李奎勇有些激动，他紧握着钟跃民的手说：“跃民，保重，你千万要保重，下乡以后别再折腾惹事了，做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吧。”
钟跃民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打架的事是不干了，拍婆子的毛病可一时改不了，我是下定决心在陕北娶妻生子过日子了，不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呀。”
等待出发的日子是漫长而无聊的，钟跃民和郑桐闲得难受，真盼着赶快下乡，在北京待得有些烦了。倒是袁军因为父亲官复原职，好久没有露面了。
钟跃民和郑桐来到袁军家楼下，郑桐捡起一块石头，准备通知他一下，但被钟跃民制止了：“别扔，他爸要是在家就麻烦了，这老头子无缘无故被关了一年多，火儿正大着呢，再找咱们撒气。”
郑桐大声喊：“袁军。”
楼上传来袁军的声音：“谁呀？”
郑桐：“派出所的，找你有事。”
袁军的脑袋露出窗户：“我操，是你们呀，我说这派出所警察怎么一副流氓腔儿？你们等着。”
不一会儿，袁军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精神抖擞地走出楼道。
郑桐推了推眼镜：“哎哟，你丫从哪儿扒这么一身国防绿，还是两个兜的大兵服？”
袁军得意地说：“发的，哥们儿当兵啦。”
钟跃民点点头：“不像是扒来的衣服，这小子还真当兵了。”
郑桐一脸不忿：“我操，你爸刚官复原职，你丫就当兵啦，这也太快了，几天以前你丫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就这么一眨眼工夫，你丫就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啦。”
袁军有些不好意思：“本来今年征兵都结束了，嘿，时来运转，我爸被从号儿里放出来了，一打听，这批兵是去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