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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血腥的格斗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小浑蛋和李奎勇挥舞着刀子企图夺路而走，李援朝等人哪里肯放过，他们一窝蜂追过马路。
小浑蛋和李奎勇刚刚冲过马路又被一伙人迎头截住，两人左突右冲，作困兽之斗。
身中数刀的小浑蛋还在用手中的刀子进行反击，他浑身是血，步履踉跄，渐渐体力不支……
李奎勇的腹部也挨了一刀，他捂住腹部流出来的肠子跌跌撞撞地企图杀开一条血路，刀光一闪，他的肩部又被砍了一刀，鲜血涌了出来……
小浑蛋不断被刺中，他徒劳地挥舞着手中的刀。
李奎勇的视野中天旋地转，展览馆塔尖的天幕背景变成了一片血红色……失去气力的小浑蛋不断被刺中，追杀者一刀一刀凶狠地刺向小浑蛋，他的身体在刀光中剧烈地痉挛着，最终颓然倒下。
李奎勇还在跌跌撞撞地跑，几个追杀者紧追不舍。这时钟跃民骑着自行车赶到，他声嘶力竭地喊：“奎勇，我是钟跃民，快往我车上跳……”
李奎勇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蹿上钟跃民的自行车后架，脑袋无力地伏在钟跃民背上。钟跃民拼命蹬着自行车逃避着追杀者，一个追杀者将手中的菜刀向钟跃民掷去，菜刀在空中翻滚着，从钟跃民头上掠过……他终于载着李奎勇逃远了。
李援朝手下的人杀红了眼，纷纷推起自行车要追，李援朝挥手制止住他们：“你们看清了，那是钟跃民……”
钟跃民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找到了一部电话，他的手哆嗦得厉害，手指半天也插不进拨号盘的孔里，电话里终于传来周晓白的声音：“喂，哪一位？”
“晓白，是我，你听我说……”钟跃民语无伦次地说。电话被挂断了，话筒里传来蜂鸣音。
钟跃民固执地重新拨动电话号盘。
“晓白，你千万别挂，我有急事要请你帮忙……”
话筒里没有声音，周晓白在沉默。
“晓白，你在听吗？”
周晓白平静地说：“你说吧。”
“我在医院里，我的朋友受了重伤，正在抢救，我需要钱，你能借我点儿钱吗？我一定会还你的，求你帮帮我，求你了。”
周晓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马上去。”
钟跃民如释重负地坐下。
1968年6月在北京发生的这场血案，震动了京城所有的顽主。以往顽主们都把打架斗殴当作一项时髦的活动，很少打出人命来，即使偶尔出现死亡事件也属于失手造成的，顽主们的主观意识中没有杀人的动机，而李援朝策划的这场血案，却是个名副其实的杀人案。事后经法医检查，小浑蛋身中几十刀，当场毙命。李奎勇受重伤，胸部中刀造成血气胸，腹部被刺穿，肠子等内脏流出体外，如果不是抢救及时，也难逃一死。尽管小浑蛋恶贯满盈，血债累累，但毕竟是人命关天，于是公安局迅速行动起来，李援朝等数十人被捕。别看这些“老兵”平时狂妄骄横，但没几个人有进监狱的经验，一旦面对经验丰富的预审员，没有几个能扛住的，于是纷纷互相揭发，越咬事情越多，又导致了很多人被捕。京城的“老兵”一时噤若寒蝉，有的人逃往外地躲难，有的干脆金盆洗手重新当起乖孩子。
钟跃民和郑桐、袁军等人也受到公安局的注意，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钟跃民和郑桐、袁军等人正在客厅里交谈，这时两个警察上门了。
警察仔细询问了他们的名字和住址后，又迅速地翻看了一下手中的笔记本说，听钟跃民和郑桐、袁军等人的名字一点儿也不陌生，虽然没见过他们，却早已如雷贯耳了，今天可是个机会，得好好谈谈。
郑桐和袁军一见警察进门本想借故逃走，没想到这两个警察很热情地挽留他们，两人无可奈何地坐下。郑桐的嘴甜，张嘴就叫“警察叔叔”，一个警察听得浑身不自在，连忙制止：“别，别叫我叔叔，叫得我浑身不自在，咱们还是拉开点距离好。”
郑桐一副老实孩子的表情：“行，那我可就没大没小、不讲礼貌了。警察同志，我们可都是老实孩子，从来没跟你们打过交道。对了，我好像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和你们打过一次交道。”
警察注意地问：“嗯？一年级时，你犯什么事了？”
“是这样，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正巧碰见一个交通警察，我二话没说就把钱交给警察了，当时那个警察把我夸得直脸红，说我拾金不昧，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警察知道上了当：“行了行了，你不用再说了，咱们说正事吧。大概你们也听说了，这次北展广场上发生的杀人案已经牵扯了不少人。据有人揭发，你们都参与了这件事，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核实这件事。”
袁军说：“警察同志，你可真高抬我了，我天生就胆儿小。不瞒您说，平时我见我爸和我妈打架都躲得远远的，我爸特别喜欢摔茶壶，我妈喜欢抄笤帚疙瘩，一开打我们家就鸡飞狗跳，真他妈的没拧�
钟跃民只要没什么把柄让人抓住，他向来是喜欢和警察耍贫嘴的，他神秘兮兮地说：“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们几个都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好孩子。这些日子我们在等待分配，实在没有事情做，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我们一商量，便成立了一个组织……”
一个警察马上注意起来：“嗯，成立了组织？好，就说说这件事，你们成立了什么组织？谁是头儿？”
钟跃民故作谦虚：“不好意思，他们选我当头儿，我也没有推辞，我们的组织叫‘扶老携幼志愿队’，专门站在大街上帮助老人和孩子过马路。我们的组织成立两个月来，大家都干得挺起劲，除了袁军同志有时发些牢骚，认为自己吃亏了，别的人表现还是不错的。当然，我们对袁军同志的错误思想也进行了批评教育……”
警察打断他的话：“钟跃民，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们每天都在学雷锋做好事，是这样吧？这就怪了，据我了解，你们几个在这一带都是出了名的小流氓，打架斗殴、抢帽子、扒衣服，什么都干，不然，我找你们干吗，我总不至于是吃饱撑的吧？！”
郑桐插嘴道：“警察同志，你不能光听街道居委会那帮小脚儿侦缉队胡说八道，这些老娘们儿成天张家长李家短，纯粹是闲的，我们也不能堵住她们的嘴，只好由她们去说吧。”
一个警察仔细看看郑桐，说：“我看这里就你能说，小嘴儿挺好使嘛，那我问你，5日那天中午11点前后，你在干什么？请你详细地回忆一下。”
“那天我在家帮我妈做饭，后来我妈让我去买酱油，我买完酱油回来看见两个老头儿在墙根儿那儿下棋。也赖我嘴欠，给一个老头儿支招儿，一下就赢了，另一个老头儿不干了，非拽着我要跟我下一盘。我没办法，只好跟他下，后来我给老头儿来了个马后炮，老头儿的老将动不了窝儿了，老头儿就想悔棋。这时我不干了，和老头儿吵了起来，我说，‘您这么大岁数悔棋，好意思吗？就这样给我们年轻人做榜样……’”
警察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你简单点儿，你是说那天中午你在和老头儿下棋，是不是？”
“对，第一局我赢了，那老头儿输急了眼，死活不让我走，我又连赢了他两局才回家，刚到家我妈就抄起锅铲要打我，说等我酱油等了两个多钟头……”
警察真烦了：“我说你怎么这么贫？你不用再说了，我问你，谁能证明你当时在下棋？”
“那老头儿啊，他能证明。”
“那老头儿住哪儿，叫什么？”
“哎哟，这我就不知道了，谁下棋之前还问问对方的姓名和住址？这不是有病吗？反正那老头儿经常在墙根儿那儿晒太阳，你要到那儿去等，也许能碰上。”
警察说：“行啦，你签字吧，我可警告你，你要是不说实话，一切后果自负。”
郑桐仔细看着谈话记录：“哟，您怎么净是错别字呀？‘支招儿’的‘招’字应该有个提手旁，您这是‘召唤’的‘召’，还有……您这字也太帅了点儿，我怎么不认识？跟阿拉伯文似的。”
警察火了：“你哪儿这么多废话？我警告你，再臭贫我就告你妨碍公务！”
钟跃民凑过来：“是不是该我说了？”
一个警察翻了翻笔记本说：“你的事情我们已经大致掌握了，据李援朝等人交代，那天你去晚了，等你到时，李奎勇已经受了重伤，他是蹿上你的自行车才免于一死，是这样吗？”
“这基本是事实，不过那天我可不是去打架的，我听说北展广场有人要打群架，我想去制止一下，结果碰上李奎勇，他往我车上一蹿，紧接着一把菜刀就擦着我头皮飞过去了，吓得我差点儿尿裤子。不过，这也算是救人一命吧，同志，这应该算见义勇为吧？你们公安局能送我一面锦旗吗？上面写八个字就行了——临危不惧，英雄本色……”
“你想什么呢，我们公安局送你锦旗？你倒真拿自己不当外人。告诉你，我们今天是来找你核实情况，你要是有所隐瞒，我倒有可能送你一副手铐。在我们的调查结束之前，你们哪儿也不许去，要保证随叫随到，我们随时有可能找你们，听见没有？”
钟跃民点头哈腰道：“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审查，党的政策我懂，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是不是？”
两个警察站起来，合上笔记本。
袁军忽然觉得受了冷落，怎么没人理他？也太不拿他当回事了。
他殷勤地站起来说：“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没问我呢？我正想和你们汇报一下那天我在干什么。”
“那天你确实没去，这我们清楚。不过，袁军，你也不是只好鸟儿，我在审讯中多次听到你的名字，虽然你当天不在现场，但这件事与你也有牵连，你的问题，咱们以后再谈。总之，你们要保证随叫随到，要是找不到你们，就以畏罪潜逃论处，后果你们都清楚。”
郑桐问：“那我们的‘扶老携幼志愿队’怎么办？还让不让我们学雷锋了？这样很容易造成误会，明明是出去做好事，却落个畏罪潜逃的恶名，你真让我们为难。”
“郑桐，你又臭贫是不是？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实话告诉你们，你们这几块料早在派出所挂上号了，什么坏事都少不了你们。我可把丑话说在前边，下次要是让我抓住什么证据，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那个年龄大一些的警察教训道：“你们不要满不在乎，这次的杀人案可是震惊全城了。李援朝的胆子也太大了，小浑蛋就算该杀，那也是政府的事。如果当时把他扭送到公安局，李援朝他们还会受奖励，可他们竟把小浑蛋杀了，这下性质就变了，你们好好想想，要从这件案子上吸取教训。”
钟跃民等人把两个警察送到门口，殷勤地告别：“真是人民的好警察啊，眼看着我们都到悬崖边上了，还不顾个人安危地探出身子要拉我们一把。多悬哪，弄不好没救成我们自己也掉下去了，真该好好感谢你们。你不知道，平时我爸说我都梗脖子，可今天你们这一席话，噌的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啦，语重心长啊，我心里暖融融的。我知道，党和人民是不会抛弃我们的。二位走好，我不送了，再见！再见……去你妈的，玩去吧。”
钟跃民关上门，三个人得意地大笑起来。
李奎勇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他睁开双眼，第一个看见的就是钟跃民，周晓白、袁军、郑桐站在病床边。
钟跃民握住他的手：“奎勇，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你昏迷整整一天一夜了，我真怕你醒不过来，你别说话，听我说。”
李奎勇微微点点头。
钟跃民轻声说：“你看，郑桐和袁军你都见过，这是周晓白，我的女朋友。”
周晓白向李奎勇点点头：“你好，请安心养伤，跃民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们会帮助你的。”
李奎勇点点头。
钟跃民见李奎勇脱离了危险，总算是放下心来，于是又开起了玩笑：“这次多亏了晓白，要不是她偷了她爸的钱，我们一时半会儿还真凑不够这么多钱交你的手术费。晓白真是高手，一出手就把她爸钱包给偷出来了。”
周晓白娇嗔道：“去你的，那是我爸放在抽屉里的钱，你说谁偷钱包？”
郑桐插嘴：“当然不能说是偷，多难听呀，应该叫‘顺’，这就顺耳多了。”
这几天，钟跃民想了很多，他想起他和李奎勇童年时的友谊，想自己为什么要整天打来打去的，像中了邪。他已经答应了周晓白，从此再也不参与这样的斗殴了，因为他突然觉得很没意思，没意思透了。
钟跃民握住李奎勇的手，他只说了句：“奎勇，咱们还是朋友，对不对？”
李奎勇点点头，用力握了握钟跃民的手，他的眼中闪出泪光……
第六章（）
1968年年底，应该在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高中、初中学生全部毕业，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老三届”。
对当时的毕业生来说，毕业以后的分配是个犯不上考虑的问题，因为党已经替你考虑好了，除了少数人应征入伍外，还有极少数人由于身体原因或家庭有特殊困难被照顾留城分配工作，其余95％以上的人作为“知青”被送到边疆的军垦农场或边远山区去插队。
1968年的征兵开始了，各学校的征兵体检处门前都排了长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征兵历史上，这一年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因为前一年，也就是196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征兵的年头儿。到了1968年，由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战争的威胁，对国防工作作了一系列调整，其中扩充武装部队是一项重要措施。因此，1968年年底，军队补充了大批新兵，从此中国军队的兵员总数达到了500万人，现役军人的总数为世界第一。
钟跃民、袁军和郑桐都没有接到体检通知，因为他们所在学校的政工部门认为他们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可能通过入伍政审，既然如此就不必参加体检了，反正去插队是不需要检查身体的。
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郑桐倒是无所谓，他本来也没作此打算。
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早年留学美国，美国人都很缺乏组织纪律性，不关自己的事也要跳出来发表意见，生怕别人忘了他。郑天宇也受了这种影响，回国后又不知道改改，所以总是不招领导待见，一来运动就把他拎出来受受教育，得写几份检查才能过关。好在知识分子写检查不费劲。不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倒没碰到郑天宇，这不是因为郑天宇长了记性，而是老天保佑他，本来他已经精心准备了发言稿，打算在第二天的会上向党提点儿意见，谁知当天晚上多喝了二两酒，造成胃穿孔被送进医院抢救，等他病好了出院时，右派们已经自杀的自杀，劳改的劳改了。郑天宇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偷偷把发言稿烧了，从此夹起尾巴做人。
郑桐常常想，幸亏当年他老爸被酒精烧穿了胃，不然郑桐现在也许正在北大荒某个劳改农场帮他老爸打土坯呢。老天爷既然这么照顾他一家，那么就不该再有非分之想了，当兵梦可不是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能做的。他对这种政治歧视已经习惯了，别说是穿军装的正规军，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