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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跃民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操，我算是看出来了，把我们饿死，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之一……”
王主任一瞪眼：“钟跃民，你说什么呢，你敢再说一遍？你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
郑桐连忙打岔：“王主任，您还管不管你们家老三了？他老是欺负我。”
王主任不是个思维清晰的人，他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这次又上了郑桐的当：“是吗，我们老三怎么欺负你了？”
郑桐一脸委屈地说：“上次在院门口，他拦住我，说要找个地方和我单练。我说，‘老三，你这就不对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不和你打，你我有什么问题可以找组织解决，打架斗殴是不对的。老三，你爸爸好歹也是个17级的科长，凑凑合合地也算是个革命干部吧？你身为干部子弟，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志起点模范带头作用呢？’王主任，您说，我这话没什么错吧？可你们家老三二话没说就给我一个嘴巴，抽得我两个眼睛里冒出了很多小星星，金灿灿的，我感到天旋地转……”
王主任的三儿子王跃进是个弱智的孩子，偏偏郑桐和袁军见着人就搂不住火，王老三没少受他们欺负，现在郑桐居然倒打一耙。
王主任有些疑惑：“我家老三，不会吧？他是个老实孩子，净受别人欺负，他没这个胆子欺负人呀？”
袁军说：“这您就不知道了，我在我爸面前也装得老实着呢，可一出了门就不是我了，您家老三也是这样。”
王主任哼了一声：“好吧，回去我问问他，如果属实，我会管教他的，要是你小子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郑桐道：“算了吧，您问也是白问，这年头儿谁干了坏事还认账呀？袁军上次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撒尿，让人家管理员把‘老二’都攥住了，这孙子还一口咬定没尿呢。”
袁军不爱听了：“去你大爷的，你丫才在舞台上撒尿呢。”
王主任喝道：“都给我住嘴，耍什么贫嘴？看你们一个个这二流子样儿，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你们可以进去探视了，钟跃民，你父亲在5号房间，袁军、郑桐，你们的父亲在8号房间。”
钟跃民、袁军、郑桐走进长长的走廊，他们辨认着房间的号码。
钟跃民悄悄问郑桐：“王老三真抽你来着？”
郑桐嘴一撇：“抽我，还反了他啦？是我给丫一嘴巴。哟，8号，我们进去了。”
郑桐和袁军走进8号房，钟跃民推开5号房的房门走了进去。
钟跃民的父亲钟山岳当年参加红军队伍之前是长沙师范学校的学生，好舞文弄墨，经常在小报上发表些小块文章和评论。他是鲁迅先生的忠实崇拜者和捍卫者，若是有人在报刊上和鲁迅过不去，钟山岳马上口诛笔伐，和对方展开论战。有个笔名叫“绿野”的家伙，经常在报刊上和钟山岳较劲，钟山岳说鲁迅的文章好，绿野就准跳出来大肆诋毁，两人便你来我往地展开论战。一开始双方都还像个绅士，辩论的内容还只局限于文艺方面，后来就不行了，言辞越来越锋利，最后发展到彼此进行人身攻击、互相谩骂的地步。钟山岳年轻气盛，又多看了几本法国小说，于是按照西方贵族传统给绿野写了封信，要求找个地方进行决斗。绿野自然不甘示弱，欣然应战。双方各自带了证人在郊外的一片小树林里见了面，钟山岳在衣袖里揣着根铁棍，他发现对方的兵器很阴毒，看着似乎是根文明棍，其实是根“二人夺”，一旦拉掉鞘，就变成一把锋利的剑。钟山岳心知肚明，在决斗中根本不给对方拉掉剑鞘的机会。他贴身上去，以短制长，一铁棒将对方打成严重脑震荡。他自知惹下大祸，警察局饶不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夜逃出长沙，到湘西投了贺龙。这是1935年的事。
钟山岳到辽沈战役时已经是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中最年轻的主力师师长了，部队马上要打锦州的时候，他认识了东野总部的宣传干事姚萍。当时姚萍风华正茂，又是大学生，东野各纵队中师团级干部里有一半都是光棍，大家都知道总部有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光棍们有事没事就往总部跑，和姚萍搭不上话，就是看一眼也好，那眼神都跟狼盯着羊似的。
钟山岳听说后也动了心，他带着警卫员骑马到了总部，牵着马四处溜达，两只眼睛像雷达似的到处扫描，结果碰上了罗荣桓政委，罗政委说：“小钟，你鬼鬼祟祟地找什么呢？”
钟山岳张嘴话就来：“我来看看罗政委。”
罗政委笑道：“怎么你们这些光棍见了我都是这话，我有这么大面子吗？你就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该去哪儿就去哪儿。”
钟山岳后来在井台上发现了姚萍，姚萍当时正在洗衣服，钟山岳牵着马走到姚萍面前：“你就是姚萍？”
姑娘点点头。
钟山岳又说：“我是五纵二师师长钟山岳，你仔细看清楚了。”
姚萍还真抬头仔细看了看他。
钟山岳当时刚满30岁，相貌英俊，身材适中，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皮带上挂着一把名贵的象牙柄*。
姚萍当时有些蒙了，她言不达意地问：“您有事吗？”
钟山岳说：“我们已经把锦州围得像铁桶一样，总攻快要开始了，要是我们解放了锦州，我就回来娶你，你等着我。”他说完就蹿上了战马，头也不回地扬鞭而去。
姚萍愣在那里足有半个时辰没缓过劲儿来。
钟山岳和姚萍结婚后，钟山岳问姚萍：“当时有那么多人追求你，你怎么就单单看上了我？”
姚萍反问道：“不是你说的叫我等你吗？”
姚萍命薄，1952年生下钟跃民后，她就因*肌瘤切除了*，因此，钟跃民注定不会有弟弟妹妹了。钟跃民10岁那年，姚萍患肝癌去世。
钟山岳从此没有再娶，这倒不是他不想再成家，而是没有合适的，加之工作繁忙，实在是顾不上。
钟山岳性格复杂，他早年是个浪漫的文学青年，喜欢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喜欢新诗，有时也写上几首，内容无非是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之类的伤感爱情。多年以后，他意外地在一张20世纪30年代的小报上发现自己当年的小诗，差点儿酸倒了牙。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使他从一介书生变成了一个从外貌到语言都很粗犷的汉子，难怪当年姚萍对他一见倾心。
钟山岳和儿子钟跃民关系不大好，这父子俩太相像了，遗传基因的神秘作用使钟跃民从小就不大安分，而钟山岳像世间所有父亲一样，早忘记了自己儿时调皮捣蛋，对儿子的行为通常是采用触及皮肉的教育方式，父子俩的关系曾一度很紧张。不过，自从钟山岳被隔离审查后，父子俩的关系倒好了很多，来探视父亲的权利还是钟跃民硬跟革委会的人闹才争取来的。
钟跃民走进关押父亲的房间，见钟山岳正在写交代材料，他把一些换洗衣服和牙膏、肥皂递给父亲说：“爸，您还好吧？”
钟山岳哼了一声：“放心吧，我一时还死不了。”
钟跃民信口开河地说：“爸，我都替您冤得慌，您革命了一辈子，越混越不行，最后混得让个科长给关起来了。早知道这样，您当初还不如投国民党去呢。”
钟山岳火了，他一拍桌子：“跃民，你又胡说八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嘴上没个把门的？再胡说你就给我滚。”
“老爸，我滚了谁给您送衣服，您还没过河呢怎么就拆起桥来啦？”钟跃民才不怕父亲拍桌子。
父亲缓和了口气：“跃民呀，你不要总是发牢骚，也不要有抵触情绪。我这辈子经历的事多了，17岁参加红军，大大小小的仗也打了上百场，能活到今天已经是赚了。像现在这种隔离审查，我在1942年延安整风的时候就经历过，我相信党和人民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我们应该相信党。”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说：“爸，昨天我用扑克给您算了一卦，卦上说您这辈子命犯小人，您走到哪儿，小人就跟到哪儿，躲都躲不开。您相信谁也不如信自己、信儿子。我看这样得了，咱不跟他们玩了，反正这儿也不是监狱，想走拔腿就走，就那几个看守，也就是个摆设，我带几个朋友就能把他们收拾了。您先到外地没倒台的老战友那儿躲一段时间，过了这段风头再说。”
钟山岳苦笑着：“你在说梦话吧，我能躲到哪儿去？问题不解决，连老战友都不敢收留我，别胡说了。你是不是没钱了？我这里还有5块钱，你拿去。”
钟跃民惊讶地问：“哪来的钱？您每月才发12块生活费，比我还少3块。”
“我省出来的，这里花不着钱。”
钟跃民忽然发现父亲抽的烟变成了一种极简陋包装的经济烟，这种烟是当时最便宜的，每包只要9分钱。他记得父亲以前抽的烟档次不低，不是中华就是牡丹。他鼻子一酸，差点儿流下泪来：“爸，这钱我不要，您留着买几包好烟，经济烟太毁身体了。”
看着儿子懂事了，钟山岳很欣慰：“儿子，长征的时候我还抽过树叶子呢。人这一辈子总要赶上些沟沟坎坎，这没什么，有时一咬牙就挺过去了。1941年反扫荡，我带一个连，被鬼子包围，硬是打了三天三夜，一百多号人最后只剩下七八个。我们每人怀里揣了一颗*，只等着鬼子再冲上来就拉火，当时谁也没打算活下来，可撑到最后一刻，就来了援兵。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再困难也要咬牙挺住，不为别的，就因为咱们是男人啊。”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哼了一声：“爸，咬牙也得有个限度，总不能一咬牙就是几十年……”
天桥剧场位于北京宣武区北纬路的东口，毗邻大名鼎鼎的天桥。这一地区的房屋破旧低矮。1949年以前，这里是北平最热闹的地方，也是京城下层老百姓的娱乐场所。1949年以后，这个地区逐渐衰败，江湖艺人们改行的改行，老的老，死的死，当年闻名遐迩的“天桥八怪”，也只剩下撂跤的宝三儿、变戏法儿的刘半仙。天桥寿终正寝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的崛起使宝三儿、刘半仙等天桥遗老吓得卷了铺盖卷，热闹了百十年的天桥终于变得冷冷清清。
天桥的热闹虽然不复存在，但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居民成分却并没有改变，这里远离工厂区，产业工人很少，居民多是引车卖浆者之流。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这里相当于敌占区，平时若是没有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他们绝不会来这儿。北京的军队大院多集中于海淀区，机关大院多集中于东西城，属宣武区和崇文区最破烂。以宣武区为例，天桥向西是南横街，南横街以北是菜市口、达智桥。菜市口以西的广内、广外大街几乎无一例外是平民居住区。
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那些在天桥、达智桥破烂的街头和胡同里闲逛的青少年，都属于流氓。这些人缺乏教养，心毒手狠，以无知为荣耀。
在平民子弟们的眼里，干部子弟成天牛哄哄的，倚仗着爹妈的势力胡作非为，整个一群少爷坯子，打架缺乏单打独斗的胆量和技巧。他们最喜欢一拥而上，最好是一大帮打一个，徒手打不过就动家伙。他们将干部子弟一律称为“老兵”，就是老红卫兵的意思，因为早期的红卫兵几乎清一色是干部子弟。
如果你站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分辨出这两类出身不同的青少年。他们的区别在于举止和气质，还有说话的腔调。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喜欢带儿音，而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则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从衣着上看，“老兵”喜欢穿军装，解放军部队不同时期发的军装都属于时髦服装，年龄稍大些的孩子穿件洗得发白的人字纹布的黄军装，肩膀上还留着佩肩章用的两个小孔，显得既朴素又时髦，不显山露水。年龄小些又喜欢张扬的孩子，便从箱子底翻出老爹的毛料军装穿上。1955年部队授衔时，校官以上的军官配发的衣着是很讲究的，冬装有呢子和马裤呢面料，夏装有柞蚕丝面料。将军们的军服就更讲究了，同是呢子军装，将军服的面料要高出校官服面料一个等级。他们还配发了水獭皮的帽子和毛哔叽的风衣。于是各种面料的军装便成了时髦货，就连和军礼服一起配发的小牛皮松紧口高腰皮靴，也成了顶尖级俏货，俗称“将校靴”。干部子弟们大概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表现父辈的级别，却没料到平民子弟也认可了这种时尚，没有军装穿没有关系，只要你有抢劫的胆量，没有什么东西是弄不来的。所以，要是你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发现一个头戴水獭皮将军帽的青年，你可千万别以为他就是个中将的儿子，他父亲是个钟表匠也说不定。
这么说吧，要是你在1968年的某一天，穿一身将校呢军装单身出门，如果你不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那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等你走出两公里，就会被扒得只剩下裤衩、背心，要是你里面没穿裤衩，那么就活该你倒霉，光着屁股回家吧。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大院里的孩子，还是胡同里的孩子，又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安分守己的；一种是喜欢在街头闹事的，这类人被称为“顽主”。多年以后，有个作家还以此为名写了篇中篇小说，最后又拍成了电影。令人遗憾的是，影片中几位饰演顽主的当红明星只演出了当年顽主的玩世不恭，却没表现出顽主们斗殴时的凶狠和骄横。
如此说来，钟跃民一伙在1968年是当之无愧的顽主。
天桥剧场售票处的台阶上零乱地码放着一些砖头，砖头一块挨一块排成一条蜿蜒曲折的长队，这些砖头代表排队人所占的位置。售票处附近到处是成群结伙的青年，他们脖子上挂着军用挎包，双手插在裤兜里，放肆地打量着每一个过路的人。这些青年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和别人对视的时候，目光中充满挑衅和不屑。
钟跃民一伙七八个人也站在路边，天儿太冷，他们之中不断有人在跺脚取暖，往手上哈着热气。
一个中等身材、粗粗壮壮的男青年走了过来，他面相凶恶，走路端着双肩，呈八字步，一步一晃。
钟跃民一见，连忙迎上去，摘掉皮手套和他客气地握手，他就是钟跃民的小学同学李奎勇。
钟跃民扭头将袁军、郑桐等人介绍给李奎勇。
袁军傲慢地戴着皮手套和李奎勇握手，李奎勇微微皱了一下眉，他的目光和袁军挑衅的目光相遇了。
“你就叫李奎勇？老听跃民提起你，我耳朵都磨起老茧喽。”袁军冷冷地说道。
李奎勇面无表情地问：“哦，他都说我什么？”
“说你从小就练摔跤、打拳，那句话该怎么说来着？噢，‘拳打天下好汉，脚踢五路英雄’，你有这么厉害吗？”
“没这么邪乎，不过嘛……像你这样的三五个我还能对付。”
袁军冷笑道：“菜刀你能对付吗？”
李奎勇突然伸手摘下袁军头上的呢军帽，用手拈拈，又扣回袁军头上：“你这将校呢帽子也太旧了，都快磨破了，回头我给你换顶新的，我那儿还存着一打呢。”
袁军暴怒地将手伸进挎包：“我剁了你丫的……”
李奎勇一把按住他的手：“小子，你活腻了？你敢动一下我弄死你。”
钟跃民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奎勇、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