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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中天。古人有言：“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便是这个道理。
此时的李云龙正憋着一肚子火，由于马天生的表态，本市两大派组织的矛盾迅速激化，大规模的武斗升级为战争，事情发展到现在，连军队都难以控制了。多方面的情报表明，省军区所属的地方部队由于公开表态支持“井冈山”，已和野战军部队形同水火，“井冈山”一派的武器几乎全部来自省军区的武器库，省军区部队主动撤掉门岗，暗中派人通知“井冈山”一派前来取武器。还有情报表明，在最近发生的大规模交火中，“井冈山”组织的指挥系统中出现了一些身穿便衣的军事顾问，在协助指挥作战。这些人似乎都是职业军人，在战术指挥、火力配备、工事的构筑和诸兵种协同方面很专业。情况很明朗，省军区已暗中介入了武斗，不但向自己所支持的一派提供了武器弹药，还派出不少作战参谋协助指挥作战。
使李云龙更为头疼的是，在马天生的默许下，野战军的一些部队也暗中介入了武斗。“红革联”头头杜长海最近成立了一个坦克分队，清一色的59式，原是军属坦克团的最新装备，不知怎么搞的，全归了“红革联”。是抢走的还是暗中送的？这点他马天生应该心里有数。李云龙刚刚得到来自特种分队的情报，那个一见了炮就头脑发热的前炮兵副团长杜长海，最近正在打军属火箭炮团的主意。这个团是后组建的，装备的是130口径的自行火箭炮，那个疯子杜长海要是得到这些火箭炮，对西区来一次齐射，那些爆炸后能产生3000摄氏度高温的炮弹会把半个城市淹没在火海中。李云龙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制止这个疯子。长时间的对视终于使李云龙失去了耐心，他很不客气地直呼其名：“马天生，本市武斗打成这个样子，你不觉得你应该负主要责任吗？你有什么权力代表野战军表态支持某一派，反对某一派？你难道不懂组织原则？没有经过军党委讨论就敢擅自做主？”
马天生微笑着反驳道：“李军长，你因病住院期间，按我军条令就是暂时停止行使指挥权。我作为这个军的政委当然要主持全部工作了。这点，你应该没有异议吧？”他停顿了一下，又软中带硬地说，“李军长在住院期间大概没看报吧？你恐怕对当前形势缺乏了解，中央‘*’小组三令五申，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作为临时主持工作的政治委员，我执行中央‘*’小组的指示何罪之有？支持革命左派不是只用口头上的支持，而是要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来，军队支左的意义是什么？还不是因为军队是握着枪杆子的武装集团？换句话说，就是用枪杆子去支左，革命左派在遭到反革命组织的进攻时，解放军就不能袖手旁观，就应该坚定地和左派站在一起，打退反革命组织的进攻。不如此，我们就要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1927年大革命失败，不就是因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下令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造成的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呀。最近*同志也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并作出了重要指示，*同志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好像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老李呀，你我都是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同志了，*同志是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呀，她的话是代表主席的呀，对毛主席的批示，对中央‘*’小组的指示抱什么态度，是关系到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点上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马天生不温不火、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噎得李云龙半天没说出话来。
一谈政治问题、理论问题，李云龙就处于下风了，他自己脑子也在糊涂着呢，能找出什么话来反驳？马天生说得没错，支持左派和“文攻武卫”的口号又不是他马天生发明的，他执行中央“*”指示也没什么不对。李云龙一时说不清楚，但总隐隐约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得慢慢理出头绪来，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是中央军委，按照我军的建军原则应该是党指挥枪，那么党中央的政治局应该是最高决策机关了，但是且慢，现在又出现个中央“*”小组，一切政策性的批示均来自这个“小组”。它的权威似乎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中央政治局哪儿去了？是撤销了还是解散了？没人告诉你它的合法性是否还存在，同时也没任何文件表明中央“*”小组算是最高权力机关。偌大的一个中国谁能闹清楚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别说李云龙稀里糊涂，当时的中国没几个人能说清楚，谁要是傻乎乎地拿着本《宪法》说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这是宪法规定的，那么大家肯定以为这家伙神经不正常，在说胡话呢。宪法是给外国人看的，拿到国际上意思意思就成了，谁会抠着宪法较劲？
李云龙昏沉沉犹如一盆浆子的脑子里突然裂开了一道细细的裂缝，一道理性的微光隐隐约约地透过缝隙射了进来？他似乎有点儿明白了，不能钻进事物组成的乱麻里去考虑问题，你要跳出乱麻置身事外去考虑问题，别纠缠在表面的小事上。听谁的，不听谁的，什么是最高权力机关，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革命谁反革命，这统统不重要，关键是谁拥有了评判权和解释权，斯大林那句话说得可谓精辟：“胜利者是不该受到责备的。”想到这里，李云龙算是明白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原本很简单，是政治家们故弄玄虚，把原本简单的事弄得复杂化了。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光喊喊口号，写写大字报，革革文化的命，那么谁愿意革命就革命好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问题是这两个造反派头头已经不满足于革文化的命了，他们要搞武装革命，而且动静越闹越大，要动用坦克大炮了。这就触犯了大多数原本想过安分日子的老百姓的利益了。革命了一辈子的李云龙终于对“革命”这个字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制止这种胡闹式的革命，尽管这样做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李云龙盯着对面的马天生，突然觉得这家伙挺可怜。他想，就算我李云龙文化低，可我学会了思考，可你狗日的倒是一肚子的学问，讲起革命和理论来头头是道，可那是你思考的结果吗？你顶多是个学舌的鹦鹉罢了。你那些理论哪个是你自己思考出来的？他真的可怜起马天生来了。
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和风细雨地说：“老马，咱们应该商量一下，武斗一定要制止，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城市就完了，不知要死多少人呢。你看是否可以这样办，第一，马上和省军区联络，消除对立，联合制止武斗。都是解放军嘛，怎么能自相残杀呢？第二，确保军事禁区、军事机关、军火库的安全。宣布如有冲击上述目标者，格杀勿论。第三，和省军区协同行动，宣布军队不介入地方派性争端，共同收缴两派的武器，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马天生认为今天李云龙提出的几点建议很不像话，他好歹是个军级干部，怎么连原则都不讲了？这已经不是和马天生个人的矛盾了，这是直接对抗中央“*”的行为，难怪毛主席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呢，军内也一样，这个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的牢骚可不少，分明就是那个司令部的人，此人太不识时务，早晚要倒霉。
马天生拿出一份《解放日报》说：“李军长，这是篇重要社论，题目是《“文攻武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我觉得我有必要给你念一段，算是咱们共同学习社论吧。你看，社论指出：对于阶级敌人挑起的武斗，我们一是反对，二是不怕。我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文攻武卫’，我们一方面文攻，摆事实，讲道理，从政治上揭露、孤立、批判、打倒敌人，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方面武卫，当一小撮反动家伙拿起棍棒刀枪向我们扑过来时，我们就给予坚决反击，直到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粉碎其猖狂进攻……好，咱们就学到这里。老李，我认为你刚才的几点建议是极端错误的，是和中央‘*’小组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不同意。第一，省军区一些负责人属于隐藏在军内的走资派，他们公开支持反动组织‘井冈山兵团’，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并派出作战参谋指挥武斗，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他们的行为已经走向了反面，这笔账早晚是要和他们清算的。第二，有消息表明，近日中央‘*’小组要对本市的问题进行表态，将宣布‘红革联’为革命左派，支持革命左派是我们野战军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左派遭到反革命组织的进攻和屠杀时，如果我们坐视不管，那还要我们解放军干什么？第三，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付‘井冈山兵团’这样的反动组织，应毫不手软地进行反击，绝不可有妇人之仁。城市打平了是小事，将来可以重建，我们不可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现在死几个人是值得的，如果反革命分子得逞，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红色江山就要改变颜色……”
李云龙终于按捺不住了，他猛地一掌拍在桌上，吼道：“马天生，你少他娘的卖狗皮膏药，这些狗屁话我听得多了，用不着你来上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中央‘*’小组说了算，不管是哪派，只要我李云龙一天在这个位子上，谁敢冲击军事禁区，抢夺武器，谁想毁了这座城市，我就坚决镇压，绝不客气……”他扫了马天生一眼，两眼射出寒光，用鼻子哼了一声，“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边，哪个狗娘养的想吃里爬外，挑动武斗，想靠这个找台阶向上爬，拿国家财产、军队的荣誉、老百姓的生命当自己晋升的台阶，不管是谁，老子就像宰鸡一样宰了他。”
就算马天生再有涵养，也被李云龙粗鲁蛮横的态度深深激怒了，他猛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地说：“李云龙，你不要太狂妄了，就凭你刚才说过的话，就可以定你个现行反革命，你对抗中央‘*’小组，对抗‘文化大革命’，绝没有好下场。”
李云龙傲慢地把双臂抱在胸前冷笑道：“老子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出的话就没有打算收回去，这条命反正是捡来的，已经白赚了二十多年了，这个脑袋子弹都不怕，还怕你的帽子？你这话也就是吓唬墙窟窿里的耗子。值班参谋！”他大吼道。
一个值班参谋进来，立正敬礼，听候指示。
李云龙命令道：“通知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今后不管是哪派组织，谁敢冲击军事机关、军事禁区，抢夺武器，一律开枪射击，格杀勿论。我负责任，去执行吧。”
“是！”值班参谋转身就走。
“回来！”马天生站了起来，正色道，“除了中央‘*’小组，谁也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宣布，这个命令无效。”
李云龙像没听见一样，正用打火机点烟，这是老习惯了，他的命令一经下达，就绝不重复第二遍。
值班参谋向马天生敬个礼说：“对不起，马政委，按照我军条令，我只能执行1号首长的命令，请原谅。”参谋再次敬礼转身退下。
马天生觉得自己的血压在迅速升高，太阳穴附近的血管被血液冲击得嘣嘣跳动，他脸色发白，手指哆嗦着指着李云龙说：“李云龙，你不要一意孤行，你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要直接向中央‘*’小组汇报，你这是拥兵自重，对抗中央，这绝没有好下场！”
李云龙戴上军帽冷冷地说了句：“请便吧！”
〔第三十七章〕（）
出乎李云龙的意料，马天生自从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后，似乎并没记仇，每天见面还总是和颜悦色地打招呼，显得很有涵养，好像他俩之间从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相比之下，李云龙就做得差多了，他是个不会掩饰内心活动的人，心里若是不愉快，便一定要表现出来。以前的老政委孙泰安是个老好人，脾气好，没野心，凡事总顺着李云龙，还处处维护李云龙的威信，所以两人之间从没发生过争吵，彼此相安无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云龙是被孙泰安“惯”坏了。
而马天生就不同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凡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他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也绝不征求李云龙的意见，自己做主就是。他和李云龙第一次见面时曾很客气地称李云龙为老同志，希望多多帮助，听得李云龙心里还挺受用，可日子长了，李云龙发现马天生当初的话只不过是客气一下罢了，他根本没什么需要李云龙“帮助”的，只是把李云龙当成一个平级干部相处，既不显得疏远，也不特别尊敬。甚至也不像开始那样称他为“李军长”，而是很随便地称“老李”。这种缺乏礼貌的行为使李云龙很不满意，总在心里嘀咕：老李？那是你叫的吗？娘的，一个小小的少校如今也和老子平起平坐啦。这他娘的到哪儿去说理？
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烦琐，比如组织*思想讲用会，连队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着重培养一些基层连队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组织部队帮助农民搞春种秋收，抗旱抗洪。据基层干部反映，马政委在助民劳动中的确身先士卒，有一次竟累得昏倒在田头。他自律精神很强，烟酒不沾，没有任何个人嗜好，除了重大场合，他平时总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旧军装。他调来的时间不长，就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层连队，在战士们眼里，他像个和蔼可亲的连队指导员，和战士们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亲自把病号饭端到生病战士的床前，感动得那个战士流着泪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还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士曾接到家里的来信，声称接到了汇款，家庭困难已解决，希望安心服役云云。那些家庭受到帮助的战士都认为，汇款人很可能是下来蹲点的马政委所为。因为只有马政委和他们谈过心，询问过家庭情况。还有一些夜里上岗的战士，都见过马政委屋子里到深夜还亮着灯光，有好事者趴着窗沿探望过，见马政委正捧着毛主席著作在聚精会神地读着。
郑秘书有一次去马天生家送文件，回来后告诉李云龙，马政委家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件公家配发的家具外，几乎什么也没有，连床上的被褥都是有补丁的，可他有很多书籍，郑波扫了一眼，只记住几本，有《自然辩证法》，有《一八七一公社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似乎还有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书名没看清。郑波是这样评价的：“看得出来，马政委是个理论型的干部，文化水平很高，从藏书上能看出来，我以前也去过老政委孙泰安家，孙政委没有藏书，除了‘四卷’，只有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水平上看，这两个政委是没法比的。”
李云龙听着不大入耳，便阴沉着脸道：“郑秘书，我是不是该和干部部打个招呼，调你去马政委那里工作呀？”
此话一出口，郑波就住了嘴，从此再也不提马政委的藏书和理论水平了。
除夕那天，马天生在全军团以上干部会上作政治动员，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李云龙在一旁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