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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部落宴会星期五没有参加，他拒绝吃自己老师的肉。
蔡继刚本来想去部落里看看，但星期五拒绝带路，他认为蔡继刚一旦走进部落，一定会被吃掉，他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变成美味的食品填饱别人的肚子。星期五帮助蔡继刚在一棵巨大的马黛树上搭了个窝棚，他时常溜出部落给蔡继刚送来一些令人难以下咽的食品。在蔡继刚逗留的十几天内，星期五还教会他不少丛林知识和生存技巧，两人相处得很愉快。若不是部落里其他土著发现了两人的秘密，蔡继刚也许还要在窝棚里多住些日子。
在一个雾气蒙蒙的早晨，星期五惊慌地跑来通知蔡继刚，部落里有人发现了他的窝棚，前来抓捕的人马上就到。蔡继刚匆匆告别星期五，以长途奔袭的速度逃离了这片危险的丛林。
几天以后，衣衫褴褛的蔡继刚出现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市，他住进当地最好的一家旅馆，先洗了个热水澡，然后穿上睡袍坐在露台的躺椅上，一边品尝着哥伦比亚咖啡，一边浏览刚送来的《华盛顿邮报》，这一天是1931年9月20日。蔡继刚在报纸的第4版上发现一条新闻，他顿时扔掉咖啡杯蹦了起来。就在两天以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袭击了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战自溃，日军兵不血刃占领沈阳和辽宁全境。
蔡继刚顿时气血翻涌，经脉逆行。该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几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日本军队的动向，尤其是日本关东军。他早就断定，那些桀骜不驯的少壮派军人早晚会整出点事来，这是一群成天拎着脑袋要和别人换命的家伙，他们厌恶和平生活，无时无刻不梦想着在战争中建功立业，报效天皇。如果眼下没有发动战争的借口，他们也要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战争借口。这个不安分的大和民族，既然中国不幸与它做了邻居，那么战争是难以避免的。
蔡继刚当即决定回国，他的想法很简单，祖国有了危难，身为军人，他理应血洒疆场，报效国家。回国后，经清华校友介绍，他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财政部税警总团，任上尉连长。
这个税警总团在中国现代建军史的地位绝对非同小可，它原是1930年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期建立的私人武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准军事武装，但在宋子文的苦心经营下，居然建成了一支连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它的人才选拔全由宋子文亲自网罗，各任总团长全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另还有一个由八名德国军官组成的顾问团。税警团对士兵的招募要求也很高，文盲一个不要，最起码念过几年“私塾”。
税警总团的武器装备均由财政部自行采购，全部装备欧美武器，精良程度非一般部队可比。该团还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一套与国军其他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蔡继刚在这支部队中一直服役到1937年的淞沪会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深刻意识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既然战争迟早要爆发，那么国民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延缓战争的提前爆发，以赢得时间进行战争准备。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委员会，并连续颁布了1935～1936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军队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从1933年开始利用中德军事合作契机，准备组建80个德械师的新式军队，收复东北失地。到了1936年，国防委员会又实行全国整顿，拟订三年内整编120个精锐师的扩军计划。
早在1933年，国民政府鉴于“一·二八事变”的教训，针对日本的侵略意图和日军可能进攻的方向，决定在京沪杭地区构筑规模巨大的国防工事，于浙江境内修筑了两条国防工事，即“乍浦—平湖—嘉善—西塘”防线。此国防工事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由参谋本部城塞组设计，苏浙边区绥靖主任张发奎主持修建。该工事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工程可谓浩大，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尚未全部完工。
国民政府还派出采购团赴德、法、意、美等国采购最新式的火炮、作战飞机和坦克。
在以后的岁月中，蔡继刚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若是战争再晚爆发几年，我们的抵抗会更加从容，也更有把握一些。
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个偶发的事件，当时中日两国都没有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战后所有证据都指出，此事变绝非预谋，因为双方都没有准备军队部署以及事件发展的兵力计划。当时主政北平的中方军政最高长官宋哲元要求部属息事宁人，尽量不要给日军扩大事端的借口，为中国争取更多准备抗战的时间。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正与延安的中共红军进行改编国军的谈判、与西南诸侯进行军队整编安排以及进行准备抗战的理财、练兵计划，根本顾不上在北平郊区发生的军事冲突。
当时的日本政府，则是受困于全球经济大萧条余波的影响，财政上正焦头烂额，无意对外生事。日军参谋本部，在参谋次官多田骏及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正在推动对苏联作战的战略整备，并指示驻华日军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日军在河北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刚刚暴毙，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还没有到任。日本政府与军部并没有决定要对卢沟桥发生的冲突进行直接军事干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事件，对中国平津地区进行一次扩大的控制拓展。他们的目的是，至少要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将其并入殷汝耕的冀东自治区，若是能一步到位，并吞冀察两省，分裂中国华北，则更为上策。
蒋介石及麾下的战略家们认为，虽然日本帝国的长远目标是要征服整个中国，但在具体策略上，要采取的是逐步蚕食，而非一口吞下。它的国力、兵力有限，没有能力占领整个中国。而当时的日本军部断定，中国不敢全方位反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军队最强烈的反弹，不过是在事发热点上进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一次次进攻，竭尽全力也无法防守，在遭到巨大伤亡之后，中国政府只好被迫签订停火协定，默认既定事实。
蒋介石认为，日本这种逐步蚕食的战略比发动全面战争更为可怕，它就像一头巨兽，每得到一块地方，就会强壮一分，占领区的全部资源都会纳入其总体战体系，最后由量变而产生质变。中国巨人就像被野兽撕咬下一块块肌肉，每失血一次就衰弱一分，终有一天，日本帝国将羽翼丰满，真正强壮起来，用最后一击将中国巨人击倒。
1937年8月初，蔡继刚去拜访父亲的好友、时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蒋百里将军。那天蒋百里家高朋满座，来访的都是一些军政要人，其中有第9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将军，有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将军，有刚刚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将军，还有自己在弗吉尼亚军校的老校友、时任税警总团第4团团长的孙立人上校。还有一些曾留学日本、德国、美国军校的青年校官，其中大部分人蔡继刚都很熟悉。
蔡继刚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大人物，蒋先生家的大客厅里将星闪烁，到处是身穿黄呢军服、武装带上佩中正剑的将军。他感到来得很不是时候，本想和蒋先生寒暄几句就告辞，谁知蒋百里一见到这个晚辈很是高兴，亲热地拉着蔡继刚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还问他是否看过自己刚刚发表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
蔡继刚谨慎地回答：“蒋伯伯，晚辈看了，非常推崇，尤其那句扉页题词很是鼓舞人心：‘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笑道：“哦，看来你看得很仔细，说说看！”
蔡继刚说：“您对日军作战的主要论点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对日本的策略是不畏鲸吞，只怕蚕食，须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拍拍他的肩膀表示赞许，并顺着他的思路说：“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蔡继刚试探着问：“蒋伯伯，晚辈听说蒋委员长准备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并动员100个步兵师北上，与日军决战于华北。这个传闻属实吗？”
蒋百里微笑着反问道：“如果是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蔡继刚猛地站起身来，脱口而出：“此举万万不可！我认为华北决战的方略隐藏着严重的地缘战略危机，假如日军在华北决战中获胜，那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就会沿津浦路和平汉路迅速南下，渡过黄河，进入中原，进窥武汉，切断国民政府撤向西南的战略通道，从北向南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那么我国就会失去进行抵抗的战略纵深，无法与日军进行持久抗战，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国非败不可！”
蔡继刚急促的嗓音惊动了在场的所有将校，他们都扭过头来注视着这个年轻的中校。老校友孙立人上校还向蔡继刚挤了挤眼睛，以示鼓励。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那年44岁，年纪虽不老，却在多年的征战中练就一套老谋深算的处世方式，他沉静地看着蔡继刚说：“中校，请继续说下去，如果由你来主持制订战略方案，你准备怎么打？”
事关战略大局，此时的蔡继刚也顾不上谦虚了，他慷慨陈词：“我认为当前我军唯一的策略是迅速开辟第二战场，以争取战略主动，控制战略轴线的发展，即使付出最高昂的战略成本也在所不惜。如果我统帅部以京沪杭地区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利益，来吸引日军改变战略决战地点，然后以长江作为我国战略纵深轴线，由东向西节节抵抗，步步后撤，逐渐拉高我国的地利优势，同时也将抗战的战略资源，同步移转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我认为，如能做到这一步，中国就亡不了。”
白崇禧微笑着问：“你的意思是，改华北决战为华东决战，先发制人在上海打响，吸引日军主力师团增援淞沪，将战略轴线由南北方向改为东西方向？”
“是这样，我认为非如此不可，否则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绝非危言耸听。”蔡继刚回答。
孙立人把一杯咖啡递给蔡继刚：“云鹤兄，刚才大家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是英雄所见略同。蒋先生、张总司令、陈长官和白长官都想到了改变战略轴线的方案，并准备上报蒋委员长批准。”
蒋百里赞许道：“贤侄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倒是很有战略眼光，能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并且马上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这样的军官将来前途无量啊。”
“蒋伯伯，您过奖了，其实各位长官早已想到这一点了，我不过是马后炮罢了。”蔡继刚恭敬地回答。
1937年的蒋百里，是中国军界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来又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保定军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却从来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之间。准确地说，蒋百里先生是位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但他的军事学术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是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他也是提出对日持久战理论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现代兵学之父”。
蔡继刚年轻时一贯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眼的人不多，唯独对这位军界老前辈，蔡继刚始终奉其为终生导师。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在上海八字桥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骤然爆发，中日双方在这场会战中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上百万人。
蔡继刚以税警第4团副团长的职务参加了淞沪会战，在孙立人团长率领下，于蕰藻浜一线同日军血战两周。在阻击战中，孙立人身先士卒，负伤13处后撤下战场，蔡继刚接替了第4团的指挥，直到第五天他三处负伤后才被抬下战场。
从表面上看，蔡继刚的军旅生涯很完美，军校毕业后从连长干起，直至副团长，在战争中独立指挥团级建制打过恶仗，经历过最惨烈血腥的现代化战争，他的资历似乎无可挑剔。但蔡继刚坏事就坏在嘴上，弗吉尼亚军校的立校精神是诚实与荣誉，蔡继刚一直将此奉为金科玉律。他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不愿说违心话，他看不惯军官之间的倾轧和钩心斗角，也难以容忍国军内部的腐败风气。他当营长时，曾经有个军需处长诱劝他经手全营伙食费时“捞一把”，蔡继刚当即翻了脸，毫不客气地向团长孙立人揭发了那位军需处长，使这位仁兄连降三级。
本来税警总团就标新立异，以众多的留学生来管理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这已在传统排外的国情之下显得鹤立鸡群了，再加之留过洋的军官们无视环境如何，相互间开口便是洋文，这更让不懂外文的军官们感到自卑，他们将这些洋派军官们视为异类。而蔡继刚的为人更是异类中的异类，因此处处受到排挤。蔡继刚心灰意冷，渐生脱离税警总团的念头。
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伤亡惨重。会战结束后，当时的总团长黄杰被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拉拢，将余部编为40师，而五千多个伤员就不管了。蔡继刚闻讯，伤未痊愈便赶往40师师部归建，他实在不愿再回到税警总团了。
孙立人以后就以这5000伤员为基础，于1938年重建税警总团，不久便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1941年年底，这支部队又被改编为新38师，加入远征军战斗序列，归国后编为新1军，成为国军五大王牌之一，此为后话。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最后以惨败告终，还连带着首都南京失守。蔡继刚痛定思痛，得出诸多痛苦的结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军界虽名将如云，但真正具有大战略思维的将领却属凤毛麟角。将领们缺乏战略眼光倒也罢了，即使在战役预案的制订与战役指挥层面上，也同样缺乏操作性。以淞沪会战为例，国军统帅部的长官们表现得很弱智，淞沪地区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于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在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缺乏回旋机动余地的作战地幅内，仓促展开70万大军，摆开决战的态势，此举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愚蠢的。蔡继刚百思不解，统帅部的长官们在战役布势和兵力运用上，为什么眼光总盯着淞沪这个弹丸之地？假如国军在淞沪地区打响后，趁日军大举增兵登陆，采用交替掩护、节节抵抗后退的方式，把防御纵深拉长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将日军主力引往预设战场，以现成的国防工事为依托进行正面阻击，进行大纵深防御，再灵活运用轻装部队在江南水网地带进行逆袭，这样既拉长了日军的补给线，又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