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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了解内幕的同僚告诉徐金戈，乔站长被捕的原因主要是受了马汉三的牵连。据说抗战胜利后，马汉三作为接收大员首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此人常以军统老前辈自居，又伙同保密局北平站站长乔家才、女秘书刘玉珠、北平市民政局兵役科科长李效愚等人组织“建国力行社”，从军统北平市各公密单位中吸收社员，作为“建国力行社”的基础，以此发展社员，排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势力。当时他组织的基本成员已发展到三五百人，马汉三还暗中指示李效愚向外宣传：要用三个月时间打倒军统在华北的势力，号召北方人士大团结。这就是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李效愚等人被捕的主要原因。
还有的同僚说，此案还另有原因：戴笠死后，毛人凤接任保密局局长，每次召开会议时，马汉三、乔家才都自恃功高，对毛人凤和各处处长不加理睬。有一次马汉三到南京开会，保密局军法处处长李希臣请马汉三再来南京时在北平琉璃厂代买些名人字画，而马汉三却置之不理，致使军法处处长李希臣不满。当马汉三率保密局华北办事处人员接收北平以后，从接收的日伪财产和日本战犯手中克扣大量黄金、珠宝归为己有，北平各方面舆论都对马汉三的贪污行为进行指责。后来毛人凤到北平查办马汉三，了解他贪污情况时，马汉三还理直气壮，满不在乎，认为接收大员中捞好处的又不是他一个，比他职位高的人有的是，你毛人凤有能耐就先整当大官的。马汉三的狂妄激怒了毛人凤，他以整顿保密局内部纪律为由，闭口不提马汉三秘密成立小集团组织之事，而只以马汉三有贪污行为逮捕了他，实际上这里含着公报私仇的成分，毛人凤要借机杀死马汉三而后快。
还有一种说法：马汉三被捕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身为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没有把毛人凤局长的女友刘秋芳选为北平市的立法委员，因此得罪了毛局长，所谓贪污，不过是借口而已。
过了一个月，徐金戈听说马汉三、刘玉珠于7月30日晚在南京被枪毙，乔家才被判无期徒刑，李效愚被判有期徒刑。徐金戈颇为感慨，马汉三是他的老长官，乔家才是他的顶头上司，在平时交往中都对他不薄，也算是有知遇之恩，对于马汉三、乔家才的结局，徐金戈感到愤愤不平。
乔家才被捕后，保密局北平站站长一职由王蒲臣接任，此人是戴笠和毛人凤的亲信，浙江江山县人。徐金戈早听说过，戴笠和毛人凤都是浙江江山县人，他们手下的干将有“十四太保”之说，都是清一色戴笠的浙江同乡，局外人称之为“十四亲信”，军统内部则称他们为“江山子弟兵”。戴笠不愧是蒋委员长的高徒，在以乡谊结党方面，不仅丝毫不逊于委员长，而且青胜于蓝。在军统局里，他先后提拔的江山籍将级军官就多达十七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毛人凤、毛万里、毛森、姜绍谟、周养浩、王蒲臣、张冠夫、何芝园、刘方雄、周念行等人，军统局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也是江山县人。军统局的机要部门，也多被江山人占据，最机密的译电部门，几乎是清一色的江山人。在军统局里，江山籍干部相互交谈时，常有意说江山话，不让别人听懂，很明显地自成一个派系。王蒲臣与戴笠是小学同学，加入军统后曾为戴笠办理机要，后任军统南昌和贵阳办事处主任，乔家才被捕后调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
王蒲臣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北平站全体干部大会亲自训话，除了“精诚团结”之类的老生常谈，主要是为了肃清乔家才的“余毒”，他警告道：“今后凡在保密局内部结党营私、发展小集团者，一律严惩不贷，决不姑息！凡和前站长乔家才小集团有牵连的人员应主动交代问题，具结悔过。否则，一旦查出，军法从事。”
徐金戈感到很不以为然，他心里明白，什么“小集团”？这不过是保密局内部派系倾轧的结果而已。他自忖和乔家才完全是工作方面的接触，没什么个人私往，所以心里倒颇为坦然。
王蒲臣到任后还特地找徐金戈谈过一次话，他对徐金戈前一段的工作例行公事地提出表扬，然后话锋一转，指出今后的工作应该把重点放在侦破*秘密电台上，在此之前，由于乔站长的无能，北平*的地下活动非常猖獗，华北地区国军的每次重大军事行动都会出现泄密现象，这说明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国民政府的中枢机构内，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然就会亡党亡国云云。
王蒲臣推心置腹地说：“小徐呀，你不要把我当成上司，我比你痴长几岁，论起来我应该是大哥，你是小弟，以后咱们在机关里用官称，私下说话就以兄弟相称了。”
徐金戈回答：“长官，那可不行，卑职不敢坏了规矩，长官永远是长官，下属永远是下属。”
王蒲臣亲切地拍拍徐金戈的肩膀道：“老弟，此言差矣，蒋总裁在公文手谕上从来不称官职，总是以兄弟相称，比如昨天给我的手谕上就称我为‘蒲臣弟’。当然，你说得也不算错，官场是有官场的规矩，但当长官的人对下属也免不了有亲有疏。常言道，秦桧还有两三个朋友呢，更何况你我？当长官的也需要有人帮衬，不然就成了孤家寡人。我王蒲臣初来乍到，今后的工作还要指望北平站的弟兄们捧场，没有你们这些弟兄，我什么事也干不成，所以说，我们不应该仅仅是上下级的关系，还应该是兄弟的关系，世界上还有什么关系比‘兄弟’之间的关系更亲近呢？”
“是！卑职将谨记长官的教诲。”
“小徐呀，我上任后仔细翻阅过你的档案，发现你是个干才，参加过军统局的历次重大行动，可以说是出生入死，屡建奇功，这样的人才我不用还会用谁呢？好好干吧，只要我当一天北平站的站长，就不会亏待你。”
“谢长官栽培！”
王蒲臣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突然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小徐呀，你对共产党怎么看？”
徐金戈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确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迟疑了片刻才回答：“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和共产党信奉的理论不同，我们认为，只有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共产党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王蒲臣笑了：“老弟呀，这恐怕只是一种表象，既然都为了救中国，那么实行什么主义都是可以心平气和地商量的，何必要打得你死我活？要我看，这都是官样文章，根本说服不了人。”
“那长官的看法是……”
王蒲臣严肃起来：“我的结论很简单，我们在和对手争夺天下，也就是在争夺执政的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们这些人就可以享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这块土地的一切资源就可以由我们任意支配，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信奉这条准则，胜者王侯败者寇。历史的解释权永远在胜利者手里，政治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完全没有必要把它复杂化，至于用什么主义来救中国，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是讲给愚民听的。”
“长官，如果共产党夺得天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王蒲臣一字一句地说：“死——无——葬——身——之——地……”
徐金戈不由打了个冷战：“八年抗战，我们和日本人在战场上结下血海深仇，可战争一旦结束，我们还不是以宽大仁义之心对待他们？而现在，我们的对手毕竟是中国人啊。”
王蒲臣冷笑道：“那不是对日本人吗？这叫内外有别，光复那年，我们对沦陷区的政策是这样的，日本军人和侨民，除了少数罪大恶极者，全部遣返回国，不予追究责任。而对投靠日伪政权的中国人则一律以汉奸罪论处，大部分被判了死刑，为什么会这样？按常理判断，有了侵略者才有汉奸，前者是因，后者为果，无论如何，侵略者的罪行要大于汉奸的罪行，可我们为什么只对日本人有宽恕之心，而对当汉奸的中国人却严加惩处？我看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和共产党的关系也是这样，自民国十六年以来，我们对共产党采取的是赶尽杀绝的政策，反过来他们也是如此对付我们，双方谁也不会手软，这个仇算是结大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我们可以宽恕日本人，但决不会宽恕共产党。”
徐金戈搔了搔头皮道：“长官，我从小练武，读的书少，也没进过洋学堂，在八年抗战中，我的工作主要是在沦陷区从事情报收集和抗日锄奸活动，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交道，您刚才提的这些问题我还真没想过，为什么会这样？请长官明示。”
王蒲臣望着窗外隐隐约约的西山，目光迷离，嘴里喃喃道：“答案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也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长官，我终于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金国是侵略者，秦桧是汉奸，七八百年过去了，金国早已消失，我们对金国烧杀抢掠的罪行也早已淡漠，可秦桧的行为却永远留在国人的记忆中，他至今仍跪在岳飞坟前，身上挂满了游人的唾液，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宽恕是有界定的，特别是对于来自同一种族的敌人。”
“小徐呀，我说你是个人才嘛，你很有悟性，一点就透，你别看中国有四万万人，能有多少人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领悟？我感到怀疑。从这个角度看，马汉三和乔家才都是缺乏政治远见的庸才。不错，这两人在沦陷区潜伏多年，为抗战立过大功，称之为英雄也不为过。可北平光复后，民生凋零，百废待兴，他们却把心思放在争权夺利、投机发财上，没几个月时间，个个都是‘五子登科’＇1＇
啊，黄金美钞捞足了还不够，他们还要当什么‘国大代表’。这些人啊，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肯放弃，唯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忘了共产党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已成燎原之势。他们也不想想，一旦江山易手，你那些黄金美钞又有何用？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有什么东西能比执政权力更重要？有了稳固的政权我们就拥有了一切，反之，我们连性命都难保，如果连这个账都算不清楚，你就活该被历史所淘汰。”
“长官，您的结论是……”
王蒲臣猛地转过身来大声说：“我们绝不能失败，因为一旦失败，我们的下场将和那些汉奸一样，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我们的妻子儿女将沦为贱民，任人宰割，永无抬头之日。老弟，我们一定要消灭共产党，这是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拜托了！”
“×他妈的，这日子没法过啦……”文三儿收车回来，一走进车行大门就破口大骂起来。
孙二爷捧着水烟袋正和对门儿杂货铺的于掌柜下象棋，见文三儿一脸的怒气，便问道：“怎么啦文三儿，是谁招咱爷们儿生气了？”
“谁招我生气？我他妈也不知道，是哪个杂种×的弄出个金圆券来？文爷我就骂他。二爷，您说说，这金圆券叫钱吗？还他妈的顶不上擦屁股纸，咱长这么大还没用麻袋盛过钱，这几天上街拉活儿我得带上两条麻袋装钱，今儿个一上午我挣了足足两麻袋金圆券，搁在车座儿上比他妈拉个大活人还沉，到了中午我用这两麻袋金圆券买了两根油条，卖油条的李老六数钱就数了一个多钟头，数得头都大啦，数完钱他回身给我拿油条，一脑袋就撞在门框上了，脑门上肿起个大包，还没来得及揉揉，得，又来了一位爷，愣是扛了四麻袋金圆券要买油条，李老六当时就急啦，说：操！我他妈不卖了，这哪是卖油条啊，这是收烂纸呢。我说，李老六你小子知足吧，那油条不卖了你还能自个儿吃，文爷我招谁惹谁了？两麻袋票子才买了两根油条，还不够塞牙缝儿的，我找谁说理去？”文三儿愤愤不平地骂着。
文三儿的怒骂也勾起了孙二爷的火，他一肚子的不满正无处发泄呢，于是也跟着骂了起来：“两麻袋金圆券你就骂上啦？你到我屋里瞅瞅，快成中央银行了，好嘛，这叫卖水的看大河——尽是钱了。咱车行里的伙计交车份儿都扛着麻袋来，往我炕上一倒：得嘞，二爷，您受累点点，对不住您哪，麻袋我还得拿走，要不然明天交车份儿我还没家伙使了。我瞅着这一屋子金圆券发愁哇，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发了多大的财，其实我自个儿明白，连他妈的十斤大米都买不来。×他个姥姥的，这一屋子票子搁在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呀，昨儿个我雇了那来顺的车，装了六个麻袋，想到银行把钱存上，腾出麻袋来再跑两趟，结果你猜怎么着？银行那儿人山人海，大队排出得有十里地，没见取钱的，都是存钱的，个个都扛着麻袋，我一见那阵势就明白了，我就是排三天的队也甭想存上钱。就这么着，我在银行那儿转了一圈儿又把麻袋拉回来了，瞧着吧，今儿个晚上伙计们再交车份儿我就没地儿睡觉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于掌柜叹了口气劝道：“都消消火儿，消消火儿，您光骂街可没用，还是得想点儿辙把票子换成袁大头，现在市面上就认袁大头，黑市上1枚袁大头能兑换5亿金圆券，您算算吧，按1000元面值的票子计算，5亿金圆券得装多少麻袋？我跟您这么说吧，自打金圆券一出来，我就觉着不对劲，政府以1元金圆券收兑300万元法币，说好了是1元金圆券含纯金0。22217克，当时我就不大相信，心说是不是咱政府又跟老百姓玩花活儿呢？不是咱不相信政府，是政府老惦着做套儿把咱往里搁，这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先咱使银圆的时候，物价不涨不跌，挺让人放心。到民国二十四年，政府强制推行法币，禁止白银流通，用法币强行收兑银圆和民间藏银，就这么一下子，全国的银子都让姓蒋的卷走了。我算看明白了，甭管是什么政府，也甭管咱归中国人管还是归日本人管，反正被算计的总是咱老百姓，咱政府打不过日本人，一撒丫子跑到重庆去了，把咱老百姓搁在北平当亡国奴，日本鬼子又卷了老百姓一把，先是把法币兑换成日本军用票，兑换率从军用票1比法币2。1滚成1比10。4，最后还禁用法币，全用伪钞。这倒也不奇怪，咱早知道日本人不是个东西，要不为抢东西人家到中国来干吗？咱只当是走夜路碰上打劫的了，自认倒霉吧。但最可气的是光复以后，咱自己的政府回来了，我心说熬了八年这回总算是盼到天亮啦，谁知政府比鬼子还孙子，鬼子黑到家了也不过是军用票1比法币10。4，可咱政府比鬼子还黑，上来就宣布1法币兑伪钞200，反吃了老百姓一口，《大公报》上都说了，这叫虎狼兑换率。到了今年8月份金圆券出台，又成了1元金圆券比法币300万元。您算算吧，从民国二十四年到现在不到十三年时间，老百姓连着被卷了四把，其中一次算在鬼子账上，剩下的三次可都是咱自己政府干的，说句不爱国的话，要这么比较，咱还真不如别抗日了，当亡国奴也挺好，鬼子虽说也黑，可再黑也黑不过咱自己的政府。说句不好听的，您走夜路碰上土匪还好办点儿，跟土匪兴许还有商量，闹不好还能给您留点回家的盘缠，可您要碰上政府，想商量？没门儿，想扒您三层皮您给两层半行不行？不行，您想都甭想，三层就是三层，一点儿不含糊，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告诉您吧，就因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