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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曾兄，我接到了‘黑马’的指令，这次行动我受你的指挥，请多关照！”
“别客气，相互提携吧，戴老板在看着咱们呢。”曾澈客气地说。
徐金戈走到那姑娘面前：“杨小姐，还认识我吗？”
傲慢的杨秋萍坐在椅子上连动也没动，只是向徐金戈点点头：“想起来了，你该不是来问那块‘劳力士’表的下落吧？我把它送到当铺了，当了二十块钱，不过当票被我扯了，因为我就没打算去赎当。”
徐金戈笑道：“小姐，你可真会做生意，我买那块表花了一百多块钱，才戴了不到一年，你怎么才卖了二十块钱？至少要卖四十嘛。”
杨秋萍翻了翻眼睛反问道：“怎么，心疼啦？那我以后还你，不过要等抗战胜利以后，假如我能活到抗战胜利。”
“好啊，咱们一言为定，要是我们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活不到抗战胜利，那么这个协议自动失效，怎么样？”
“没问题，不就是一块表吗？对了，你是谁，前几次开会我怎么没见过你？”杨秋萍不客气地问。
曾澈走过来介绍道：“秋萍，这是行动组组长徐金戈，老同志了，现在来协助我们的工作。你可别小看他，他可是我们华北区头号杀手，日本谍报机关那里都挂了号的人。”
看得出，杨秋萍对曾澈很尊敬，她一见曾澈连忙站了起来笑道：“曾团长，我们在开玩笑呢，您对徐先生的评价使我很惊讶，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只见到徐先生为抗日捐献过一块手表，还没有见到什么过人的表现。”
曾澈对徐金戈说：“这丫头嘴很厉害，从来不吃亏，看来你们认识，也省得我介绍了，金戈兄，咱们开始吧？”
徐金戈点点头道：“时间很紧，我们简短些。我只有两个问题，一是这次行动的目标是谁？二是需要我的行动组做什么？”
曾澈也同样干脆地回答：“第一，行动目标是新上任的伪警察局长沈万山，你们行动组的任务是前期侦察，摸清沈万山的出行规律；第二，请行动组支援我们一批武器弹药，这次行动以我们为主对目标进行攻击，你们行动组负责掩护。我讲清楚了吗？”
徐金戈简短地回答：“清楚了，我马上着手执行。”
文三儿在沙滩碰见了罗教授，他隔着老远就打着招呼兴奋地迎上去。罗教授刚从红楼里出来，他本来想步行回家，可一见文三儿那副无限期待的样子，便生了恻隐之心，于是坐上文三儿的车，吩咐去珠市口。他的老朋友杨易臣家里出了事，罗教授尽管帮不上忙，但至少应该去看看。
如果倒退三十年，罗云轩也是个壮怀激烈、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热血青年。那时他经常和同道人辩论，他的朋友中有人主张富国强兵，有人主张实业救国，而罗云轩坚持教育救国、知识救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在于国民的愚昧，最好的办法是用道德和知识去拯救国民的灵魂，因此一切要从教育入手。不过最近一些日子，罗云轩在理论上陷入困境，教育救国的理论一遇到蛮横的、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就屁事不顶了，没人和你讲理，除非你也有实力把侵略者赶走，否则你只好当顺民。看来自己的理论还是有些漏洞，没有考虑到强盗介入的因素，如此说来，当年主张富国强兵的朋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昨天罗云轩路过日本兵的哨卡，那些野蛮的日本兵要求每一个过哨卡的中国人向他们鞠躬，否则就会遭到毒打和杀戮，罗云轩迫不得已也鞠了躬，但心里却像是吃了苍蝇，那种强烈的屈辱感久久地折磨着他。唉，在刺刀面前，一介书生显得是那样无用，无能。
罗教授一路上和文三儿聊起来，考虑到文三儿的理解能力，他尽量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告诉文三儿，说咱中国在历史上曾多次被异族人统治过，时间比较长的有两次，一次是蒙古人，一次是满族人，咱们汉人吃了不少苦头，不过后来这些异族人都被咱们同化了。相比之下，这次日本人来是最糟糕的，这些日本人非常坏，他们坏得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亡国灭种，文三儿呀，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
文三儿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谁来了都一样，草民总得有人管着，以前是皇上，后来是北洋政府，再后来是国民政府。以文三儿的个人经验来看，国民政府在的时候，他拉散座儿一天最少能挣三毛钱，合六十九个大铜子儿，那时一碗馄饨五个大子儿，三个麻酱烧饼六个大子儿，加起来十一个大子儿，合法币才五分钱，五分钱就能凑合一顿饭，每天除了吃还能节余个一毛多钱，这还是最挣不着钱的时候，要是运气好，赶上拉包月，吃住都在主人家，那就挣得多了，主人赴饭局，按惯例要给车夫两毛的车饭钱。就说陈掌柜吧，他是个交游广泛的人，每天晚上不是有饭局就是去朋友家打麻将，这样的额外收入加上工钱，文三儿每月就能有二十多块钱的收入，做个车夫，这已经是神仙过的日子了。文三儿认为，他根本就不在乎谁来管理老百姓，满族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谁来了也得让他拉车挣钱，换句话说，要是日本人来了以后，文三儿的收入比以前增加了，那他倒是情愿当亡国奴。
罗教授听了文三儿的话，痛楚地摇摇头，说了一句文三儿听不懂的话：“唉！中国人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我们还有希望吗……”
“罗先生，您说的这些文绉绉的话我听不懂，我是一臭拉车的，没上过学，不认字，国家大事犯不上咱操心，咱就是每天仨饱一个倒，吃饱饭咱就不认大铁勺……”
罗教授冷冷地说：“问题就在这儿，你以为当了亡国奴就能吃饱饭？做了顺民就能有好日子过？这是做梦，你看吧，咱北平人的苦日子这才刚刚开始，你马上就会尝到当亡国奴的滋味了。”罗教授说完这些话就闭上了眼睛，不再搭理文三儿了。
文三儿琢磨着罗教授的话，心里暗暗好笑，这老头儿是个好人，又有学问，就是太酸，但凡文人都有那么股酸气。就算你不喜欢日本人，那又怎么样？29军够凶的吧，照样也没挡住日本人，你一个文人能怎么样？你得低头，爱谁来谁来，国家的事犯得上老百姓操心吗？谁来了也得把日子过下去。
北平的南城历来有“梨园之乡”的美称，因前门外一带商号集中，随之而来的旅店、戏园子等服务娱乐设施也相继开业。当初徽班进京时就住在这一地区，昆班和梆子班及后来形成的京剧班也相继在这一带演出、居住，虽经几度乔迁，但终未离开南城前门外一带，加之梨园界相互结亲，构成家族，二百年来居住着数以百计的梨园世家。
武生名角儿杨易臣的寓所位于煤市街南口内的大马神庙11号，院子坐落在胡同路南的一个宽巷内尽头处。宅第大门朝东，分南北两院，南院住着杨易臣的母亲杨刘氏，北院为杨易臣一家居住。文三儿把洋车停在院门外，扶罗教授下了车，杨家的用人王妈一见罗教授便赶紧进院去向主人通报。罗教授和杨易臣是老朋友，此处他常来常往，熟悉得很，便不等主人迎接，径直走进院子，文三儿替罗教授拎着点心匣子跟在后面。
杨易臣的院子不大，南墙上满是“爬山虎”，整面墙呈墨绿色，植物吸收了大量的阳光，给院子里带来一丝凉爽。院子中间是藤萝架，绿荫下放着藤椅和茶几，旁边放着养金鱼、荷花、绿毛龟的几个大缸，花坛里种有干枝梅，还有盆菊，藤萝架上挂着蝈蝈笼、盛蟋蟀的葫芦，院子里的横竿上挂着几个鸟儿笼子，笼中有百灵、黄鸟儿、红子等品种的鸟儿，据说这些花鸟虫鱼都是杨易臣用来观察以提高艺术修养的。
杨易臣的女儿杨秋萍先迎了出来，很有礼貌地向罗教授问好：“罗伯伯好，我爸爸正在换衣服，马上就来。”
罗教授问：“秋萍啊，好久没见了，你也上大学了吧？”
“罗伯伯，看您这记性，我去年就考上燕京大学了，暑假结束该上二年级了，您还向我祝贺过。”
“对对对，我才想起来，看我这记性，我家梦云也是去年考上燕大的，你们是同学嘛。”
杨易臣匆忙从北房中迎出来，冲罗教授抱拳道：“罗先生，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罗教授还礼道：“杨老板客气了，近来身体可好？”
“身体倒无大碍，就是心里憋气。来，请坐，藤萝架下凉快。”杨易臣招呼着，两人分别落座，杨秋萍叫用人送上冰镇的酸梅汤后便返回自己房间。
文三儿坐在鱼缸旁的阴凉下，一边喝酸梅汤一边东张西望，他是第一次来杨家，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算起来文三儿也是杨老板的铁杆戏迷，三年前他拉包月时随东家进过广和戏园，听过“蹭戏”。
广和戏园分两层，戏台三面都有座位，楼下正面叫“池座”，楼下戏台两侧叫“两厢”，两厢后面靠墙处备有高木凳，俗称“大墙”。“池座”后面是“军警弹压席”，这是为维持戏园内治安而设置的，军警人员不但白看戏，还有茶点伺候。像文三儿这类看“蹭戏”的人一般都上了“大墙”，这里看戏角度不太好，只能看角儿的侧面。那天的大轴戏是《长坂坡》，杨易臣演赵云，东家在池座前排落座儿，一边喝茶嗑瓜子一边拍桌子叫好，文三儿在“大墙”上拧着脖子看，不一会儿脖子就“落了枕”，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文三儿的兴致。
那天杨易臣一出场就得了个满堂彩，看戏的观众自不必说了，就连戏园里拎开水壶、甩手巾把的伙计们都忘了工作，站在过道儿上大声叫起好来，整个戏园子都沸腾起来，就像开了锅……文三儿的嗓子都喊哑了，一不留神竟从“大墙”上栽下去，把脑袋磕出个大紫包……
杨易臣的扮相实在是迷人，他饰演的赵云气宇轩昂，极富大将风度，台步一走竟是满台生辉，台下有钱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疯了，甭管多贵重的戒指项链，摘下来就往台上扔，恨不得把自己也变成什么物件扔上台去，最好直接扔进杨老板的怀里……杨易臣难怪有“活赵云”之美称，果然是名不虚传。文三儿这辈子没佩服过什么人，但看完《长坂坡》后，对杨易臣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到处托人打听，杨老板家缺不缺拉包月的？要是能给杨老板拉包月，只需管吃管住，文三儿宁可不要工钱，能天天听杨老板的戏，少活十年都成。
杨易臣成名于十年前，那年他应天津会芳园经理赵宝光的邀请赴津门演出，头天演勾脸戏《铁笼山》，次日是短打戏《恶虎村》，第三天演长靠戏《长坂坡》，三天下来轰动津沽，一炮而红。赵宝光经理死活不让走了，非要加演一场，杨易臣见盛情难却，只得又加了一场《艳阳楼》，这下子让津门戏迷都进入了一种疯狂状态。《艳阳楼》中高登下场时的一句叫板“闪开了”，成了戏迷们乐此不疲的吼叫，次日天津卫全城都是一片“闪开了”的叫板声，就连饭馆跑堂的上菜、人力车夫在闹市拉车也大吼一声“闪开了”，可见杨易臣的戏深入人心，从此杨易臣名震平津。
杨易臣的拿手戏很多，其代表作《挑滑车》《金沙滩》《金锁阵》《连环套》等，可谓昆乱不挡，长靠短打无一不精，俊扮戏清秀英俊，勾脸戏豪放雄伟，唱、念、做、打纯熟隽永，惟妙惟肖，平津两地戏迷无不趋之若鹜。
杨易臣和小报记者陆中庸有过来往，当年陆中庸也是杨易臣的戏迷，并主动写过几篇戏评登在《京城晚报》的娱乐版上，杨易臣为了表示感谢，还特地请陆中庸去丰泽园吃过饭，过后陆中庸回请杨易臣到东来顺吃涮羊肉，一来二去，两人混得很熟，也算是朋友了。谁知北平沦陷后，朋友成了仇人，陆中庸和日本人接上关系，出任北平地方维持会副会长，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三天以前，陆中庸来访，说是为了迎接大日本皇军进驻北平，由北平地方维持会、亲日团体“新民会”出面，组织一场堂会，想请杨老板出演拿手戏《铁笼山》。杨易臣一听就翻了脸，声称自己饿死也不当汉奸。这句话使陆中庸感到很刺耳，他当即沉下脸道：“杨老板的意思是我陆中庸当了汉奸啦？”
杨易臣冷冷地回答：“我是说我不当汉奸，别人要是上赶着当汉奸我也管不着。陆先生，麻烦您告诉日本人，我杨易臣有病，不光是现在演不了，今后几年也不打算演了。”
陆中庸不硬不软地说：“杨老板，您不给我陆中庸面子无所谓，可日本人的面子您可不能不给，不然，后果您是清楚的。”
“我听出来了，您这是威胁我。”
“没这个意思，我是说您让我很为难。按理说，我把您的意思如实转达给日本人就没我什么责任了，可我们不是朋友吗？万一日本人动了怒，您有个三长两短的，岂不是我陆中庸对不起朋友？别人会以为是我使的坏，这让我没法做人呀，杨老板还是再考虑一下，反正还有时间，您不忙着答复。”陆中庸显得很通情达理。
杨易臣答应考虑。谁知陆中庸走了以后，下午就来了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官。翻译官告诉杨易臣，日本宪兵队要请他的母亲杨刘氏去宪兵队问话。那两个日本宪兵不顾杨易臣的抗议，连搀带架地把老太太弄上汽车带走了。杨易臣是个有名的大孝子，这下他终于硬不起来了。事情是明摆着的，日本宪兵队就是要以老太太为人质，逼迫杨易臣就范。
杨易臣此时没了主意，想来想去，只好把好友罗云轩请来商量。
此时罗教授和杨易臣已经商量了半天，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罗教授只是一个劲儿地叹气：“唉，百无一用是书生啊，一到关键时刻就显出读书人没用了，任你满腹经纶，任你学富五车，在暴力面前真是什么事也不顶。”
杨易臣流泪道：“我母亲已经被抓走三天了，昨天您弟妹去宪兵队探望，回来说老太太还暂时无恙，只是想回家。那个翻译官说，老太太能不能回家，全在杨老板一句话，请杨老板仔细考虑。”
罗教授说：“这是陆中庸捣的鬼，日本人并不了解你家的情况，只有陆中庸知道你的软肋在哪儿，他知道你是孝子，于是就想出这种歹毒的办法。”
罗教授见文三儿在百无聊赖地逗鸟儿，便问道：“文三儿啊，你也出出主意，杨老板的事该怎么办？”
“哎哟，罗先生，您可真抬举我，我一臭拉车的能出什么主意？要让我说，不就是唱戏嘛，日本人来请，杨老板得端着点儿，要唱也行，开口就是高价儿，把这帮孙子吓回去，名角儿哪能说唱就唱？咱且得端着呢。”
杨易臣苦笑道：“要真像这位兄弟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和日本人有什么理好讲？再说这也不是钱的事，是民族气节问题，给日本人唱戏和当汉奸有什么区别？”
文三儿认为没这么严重，要是给日本人唱戏也算汉奸，那自己给日本人拉车算不算？前几天还有个日本记者雇了他的车，那小子会说几句中国话，装得像个“中国通”，其实是个“棒槌”。从前门火车站到德胜门，通常这段路只需五毛钱，文三儿愣宰了他一块钱。小鬼子的钱不蒙白不蒙，谁让他犯到文爷手里？文三儿认为自己给日本人拉车不但不是汉奸，简直可以说是“抗日”。如此说来，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