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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延颈，思归大化”（《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孙权纳其言。
建安二十五年（220）冬，曹丕篡汉称帝，改元黄初。翌年（221）四月，刘备也在蜀中称帝。与此同时，孙权移镇于鄂，改名武昌。陆逊主张延纳刚刚返回荆州的士人，以扩大孙吴政权的影响，孙权采用了他的意见。
蜀章武元年（221年），刘备欲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刘备不顾诸葛亮、赵云等群臣劝谏，决意伐吴，命驻阆中的车骑将军张飞率部前往江州（今四川重庆）与主力会合，张飞却为部将刺杀。七月，刘备令丞相诸葛亮留成都，上将赵云在江州为后军督，亲统大军沿江东进（参见夷陵之战）。
蜀大军压境，孙权与刘备媾和遭到拒绝，乃与曹魏修盟，曹魏趁势离间孙、刘，八月，封孙权为吴王。孙权遂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统率朱然、韩当、徐盛、潘璋、孙桓等部5万人抗拒蜀军，派平戎将军步骘领兵万人镇守益阳（今湖南益阳地区），以防止武陵（湘西、黔东、鄂西南）少数民族助蜀。
当蜀军4万进攻巫（今四川巫山）、秭归（今属湖北）时，陆逊采取主动后撤，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相机破敌的方略，令部将李异、刘珂退至夷陵、猇亭（今湖北宜都北、长江东岸）一带，把数百里峡谷山地让给刘备，以使蜀军战线伸长，露出破绽。
吴黄龙元年（蜀章武二年，222年）正月，刘备求胜心切，派将军吴班、陈式督率水军深入夷陵地区，封锁长江两岸。二月，亲率诸将自秭归，经崎岖山道，进至夷陵一带，坐镇猇亭督师。蜀军从巫峡至夷陵沿路扎下了几十个大营，还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率江北诸军进抵夷陵以北与江北吴军相拒，并监视魏军动向，以防袭击；命侍中马良部进驻武陵郡，策应反吴投蜀的少数民族首领沙摩柯部，威胁吴军侧翼。
不久，刘备派前部督张南率兵围攻驻守夷道的孙桓。吴军诸将请求陆逊派兵增援，说：“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陆逊知夷道城坚粮足，有意让其牵制蜀军，而坚持不予分兵。便函回答说：“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后孙桓见到孙权，谈及此事时说：“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当蜀军频繁挑战，吴将皆急欲迎击时，陆逊耐心劝止，坚守不出，欲使蜀军师老疲惫。陆逊说：“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太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逐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于木石之间，徐制其敝耳”（《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九》）。诸将不解，以为陆逊畏敌，各怀愤恨。
有些老将和贵族出身的将领不服约束，陆逊则绳之军纪，严加制止。并说：“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刘备在山谷设伏兵1000人，令吴班平地扎营，企图诱吴军出战。为陆逊识破，仍不与战。但诸将却都要出击，陆逊说：“此必有谲，且观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刘备见此计不成，便率8000伏兵从谷中撤出，陆逊说：“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两军相持半年之久。时至盛夏暑热，蜀军无法急战速胜，兵疲意懈。蜀水军又奉命移驻陆上，失去水陆两军相互策应的主动权。蜀军深入敌国腹地，延绵数百里山川连营结寨，因战线过长，运转补给发生困难。
六月，陆逊决定适时转入反攻，上书孙权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诸将都说：“攻备当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陆逊说：“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己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陆逊先攻蜀军一营，但交战不利。诸将皆埋怨道：“空杀兵耳。”陆逊则说：“吾已晓破之之术”（《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命令将士持草一束，先以火攻破一蜀营，遂令诸军趁势发起进攻，迫使刘备西退。张南从夷道北撤，被朱然、孙桓南北夹击，战死。陆逊命水军封锁长江，孙桓扼守夷道，将蜀军分割于大江东西，遂行各个击破。吴军继施火攻，火烧连营40余寨，蜀军死伤惨重，蜀将杜路、刘宁投降，都督冯习及沙摩柯被杀。刘备败退至马鞍山，依险据守。陆逊即集中兵力，四面围攻，蜀军土崩瓦解，被歼数万。刘备趁夜突出重围，后卫将军傅彤战死。刘备逃奔秭归，令在险道上焚烧铙铠，以阻塞吴追兵道路。蜀军“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可见蜀军损失之大，失败之惨。
吴军获胜后，诸将这才对陆逊大为佩服。孙权闻后，说：“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陆逊则说：“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孙权听后，对陆逊的博大胸襟更赞不绝口，加拜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即改封为江陵候。
当刘备逃往白帝城时，部将徐盛、潘璋、宋谦等各自上书，要乘机进攻蜀国。孙权征询陆逊的看法。陆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陆逊为防曹魏乘机袭吴，仅派李异、刘珂部追踪刘备至南山（秭归南岸山），而未行大举追击。黄权部被吴军截断归路，被迫降魏。不久，魏军果然发兵攻吴，但已无机可乘。
夷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后发制人、疲敌制胜的著名战例。作为吴军主帅的陆逊统观两军主客观态势，确定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后发制人，相机破敌的战略。并充分利用地势及天候等有利条件，巧施火攻，一举击败蜀军。大获全胜后，又适时停止追击，使曹魏无隙可乘，战略全局运筹周密，堪称用兵奇略。
刘备收集败将残兵，退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后，大为惭恚，说：“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并于次年四月病亡。刘备死后，后主刘禅即，由诸葛亮辅政，诸葛亮仍采取联合的策略，与东吴和好，恢复了吴蜀联盟。凡吴、蜀关系处理，孙权都先征求陆逊意见；给蜀的文书，也先给陆逊看，有意见陆逊可代改后再发出。孙权还专门刻了他的大印，交给陆逊，供他日常处理吴、蜀间的事物所用。君臣间相互信任到如此程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只有光武帝与唐太宗方能做到如此。
黄武七年（228年）五月，吴鄱阳太守周鲂派人送亲笔信给扬州牧曹休，谎称受到吴王责难，打算弃吴降魏，请求派兵接应。曹休未辨真伪，即率步、骑兵10万人，去皖城（今安徽潜山）接应。魏明帝曹叡（治晋阳，今太原西南）命大将军司马懿率军向江陵（今湖北江陵）；建威将军贾逵率军向东关（今安徽含山西南），与曹休相策应。
八月，孙权进驻皖口（今安徽怀宁皖水入江处），遣陆逊为大都督、假黄钺，并派奋武将军朱桓、绥南将军全琮为左、右督，各统兵3万袭击曹休。时曹休已然发觉，但耻于被骗，自恃兵马精多，仍与吴军作战。双方战于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陆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大败魏军。魏军败走，陆逊等督军追杀，直抵夹石（今安徽桐城北），斩擒魏军1万余人，缴获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无数。曹休残部幸得贾逵接应，方得生还，但不久便因气愤发病而死。
陆逊班师，仍回镇荆州。孙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入出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可谓荣宠之极。后回军西陵。
黄龙元年（229年），陆逊被拜为上大将军、右都护。同年孙权东巡建业，留太子孙登、皇子及尚书九官等在武昌，让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主持吴军国大事。
陆逊为人正直。时建昌候孙虑不务正业。陆逊正色地说：“君候宜勤览经典以自新益，用此何为”（《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朱虑怀恨在心，常暗中抵毁陆逊。
陆逊虽身在军中，但心系国家大事，常上疏发表自己的看法。
当时法律过严，陆逊建议宽法待下。便上书说：“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顷年以来，将吏罹罪，虽不慎可责，然天下未一，当图近取，小宜恩贷，以安下情。且世务日兴，良能为先，自非奸秽人身，难忍之过，乞复显用，展其力效。此乃圣王忘过记功，以成王业。昔汉高舍陈平之愆，用其奇略，终建勋祚，功垂千载。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怒，非怀远弘规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黄龙二年（229年）春，孙权欲派军队取夷州（今台湾）、朱崖（今广东徐闻及海南岛），曾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都认为不必，上书说：“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这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祖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但孙权仍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兵万人出兵，虽得不尝失，但此举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由此可见，陆逊也有他历史的局限性。
嘉禾元年（232年），陆逊率军向魏庐江（治六安，今安徽六安东北）进发。魏扬州督都、征东将军满宠见吴军舍船登陆，长驱200里而来，没有后续部队，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极好机会；主张先把吴军放进来，然后待机破敌。因此，满宠没有急于派兵救援庐江，而是督率精锐部队在杨宜口（阳泉水和决水汇合处，今安徽霍丘东北）设伏，迎击吴军。陆逊探得魏军动向，遂连夜率部撤退。
嘉禾二年（233年）二月春，辽东公孙渊向吴奉表称臣，孙权大悦。三月，孙权派使者携金宝珍货，赴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结果公孙渊认为吴国遥远，难以长期依靠，将使者杀死。十二月，魏国拜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孙权闻后大怒，欲亲自带兵去征讨。
陆逊即上书相阻，说：“渊凭险恃固，拘留大使，名马不献，实可仇忿。蛮夷猾夏，未染王化，鸟窜荒裔，拒逆王师，至令陛下爱赫斯怒，欲劳万乘泛轻越海，不虑其危而涉不测。方今天下云扰，群雄虎争，英豪踊跃，张声大视。陛下以神武之姿，涎膺期运，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圣化所绥，万里草偃，方荡平华夏，总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堂之戒，轻万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闻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匪怀细以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必致窥闟，戚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借乎？乞息六师，以威大虏，早定中夏，垂耀将来”（《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终孙权所采纳。
嘉禾三年（234年）二月，蜀丞相诸葛亮第五次攻魏（参见诸葛亮攻魏之战），遣使联络东吴协同攻魏。五月，孙权亲率大军10万进驻巢湖口，准备进攻合肥新城。遣陆逊与诸葛瑾率万余人进至江夏（郡治武昌，今湖北鄂城）、沔口（今湖北汉口），准备进攻襄阳（今湖北襄樊）。还遣将军孙韶、张承率万余人进抵淮河，准备进攻广陵（今江苏淮南）、淮阴（广陵郡治，今江苏清江西）。
魏明帝闻报，遣护军秦朗统领步、骑兵2万人援助司马懿抵御蜀军，遣步、骑兵8000人为先头部队驰援新城。七月，明帝亲率水师继进。孙权多次派兵攻打新城，守将张颖等力战拒守，终不能克。满宠招募将士数十人，纵火焚烧吴军攻城器械，射杀孙权的侄子孙泰。时吴军患病者甚多，魏援兵赶到，明帝统率的大军即将到达，孙权遂撤围退兵。与此同时，孙韶也撤军退回。
时陆逊遣亲信韩扁给孙权送信，韩扁返回时，被魏军巡逻的士兵抓获。诸葛瑾闻后，心中甚惧，给陆写信说：“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陆逊得信后，并未回信，反而派人去种葑、豆，并如往常一样与诸将奕棋、射戏。诸葛瑾说：“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并亲自来见陆逊。陆逊对诸葛瑾说：“贼知大驾以旋，无所复慽，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遂于诸葛瑾定计，仍按原计划向襄阳进军，让诸葛瑾率水军，陆逊自率陆军向襄阳进发。魏军素来忌惮陆逊，马上回城。陆逊与诸葛瑾遂进军前行，并虚张声势，使魏军不敢进攻。进至白围（今湖北白河口）后，扬言狩猎，暗中分兵将军周峻、张梁等攻江夏、新市、安陆（今湖北云梦）、石阳（今湖北汉川西北）等地。吴军所过之处，魏人皆弃物入城，以至将城门堵住，无法关门，魏军只得自杀其民，然后才得以关上城门。吴军斩俘1000余人，尔后安全撤回。
陆逊对所俘之人，好生看待，厚加慰劳，严禁士兵前来侵扰。陆逊此举使魏人感怀，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备将裴生及夷王梅颐等人都来归附，陆逊倾其财产，“周赡经恤”（《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嘉禾五年（236年）十月，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彭旦乘孙权调集重兵镇压庐陵李桓、罗厉起义之际，再次率众起义。嘉禾六年（237年）二月，孙权遣陆逊督军征讨。虽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