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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摇了摇头。RENE也太小看我了，这种时候我岂敢昏厥？
定了定神，我对一声翻译“病人曾经患有骨癌，OSTEOSARA；二期”我把英文重复了一遍，协和是北京最好的医院，这里的一声对医用英语应当不陌生。
“ALEX；十七岁检查出骨癌，做了截肢手术和化疗。二十五岁那年发现肺转移，做了肺叶切除。〃 RENE继续说。
我麻木的翻译着，好像一个死刑犯在听最后的宣判。
“经过三年的化疗，癌症暂时控制住了，没有复发。”他顿了顿，看了我一眼说“可是，化疗的过程中，医生又发现他白细胞减少，免疫力降低，后来红细胞也渐渐减少，贫血症状明显。”
翻译到这儿，医生已经知道了大半，问道“是不是MDS？
我不知道什么是MDS，看了看RENE；RENE显然知道这个词，他点头“是的”
“哪个型？”
“RA”
医生神情凝重，将我拉到一遍，递给我一张纸，沉声说“病人病情很危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这是病危通知，你签个字吧。”说完，他就回急救室了。
我接过那张纸，只觉金星乱冒，半天都看不清上面写的字，我揉揉眼镜，逼着自己往下读
病危通知单
诊断：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尊敬的患者及家属：
你好，你的家人现在在我院接受治疗，目前病情严重，随时可能进一步恶化，危及生命，特此告知。请予以理解并积极配合医院的抢救治疗。尽管如此，我们仍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救治，如果还有其他要求，请在您接到本通知后立即告诉医生。
患者或家属签字：
交代病情医生签字：倪永康
我将通知书逐句译给RENR。RENE苦笑，说沥川像这样的病危，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们家人和朋友的神经，除了老人以外，已经被锻炼得很坚强了。
我倒在守护室的椅子上，身子不断的发抖，震惊的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RENE一直紧紧的拥抱着我，用断断续续的中文安慰我：“ALEX不会有事的，ALEX福大命大，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凝视着急救室里隐约的灯影，心中默默祈祷。
无论如何，这样的等待都太可怕了，里面传来的每一个响动都让我惊恐。门上的挂钟无声的移动，每根指针都是一把剑，向我刺来。
等了很久很久，几乎半个世纪吧，墙上的指针告诉我只过了十分钟。
觉察到我的身体仍在不停的颤抖，RENE去买了一瓶果汁递给我，让我喝一口，说这样可以减轻压力。
我满头冷汗地看了他一眼，神经已紧绷得快要断掉了。我摇头拒绝，说什么也不想喝，甚至感到胃部在不停地翻腾，有一种呕吐的感觉。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深呼吸一口，捅了捅正在用含糊不清的发清的法语念着某种经文的RENE：“唉，RENE；沥川的病，你在讲详细点。”
他回过神来，反问：“刚才那些，你听了还不够？还不怕？”
“不够。你说了一大堆术语，我对付着听了个半懂。”我说：“这么说，沥川的腿，不是因为车祸？”
“是车祸发现的。”RENE说，“那年沥川的妈妈开车带他去买东西，半道上出了车祸。他妈妈死掉了，他的大腿受了轻伤，可是好久也不见好，还痛的要命，接着就查出是骨癌……恶性的。当时医生说，情况太严重了，化疗保腿和截肢的生还机会都很小。只有进行保守的放疗。”
“。。。。”
“那时，大家都以为ALEX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一家人伤心的要命。想不到放疗之后，运气不错，ALEX的病情竟然迅速好转。于是他父亲就带他到美国去看一位名医。那位名医认为还有机会做一个大胆的手术尝试。于是，ALEX做了高位截肢。手术之后继续化疗，恢复得很好。有整整8年没有复发。在这些年中，连医生都告诉我们，ALEX的癌症已经根治。虽然走路不方便，可是，他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不必成天担心死神的降临了。”
瞬时间，故事所有的环节在我的记忆中一环一环地扣上了：“六年前，沥川突然离开我，是不是因为他的健康出了问题？”
RENE点头：“沥川每半年就会回医院做例行的检查。那一年回瑞士，他被查处癌症转移到肺部。你知道，骨癌肺转移的成活率非常低。这等于向他宣判了死刑。他说你当时正在热恋之中，只有17岁，不忍心告诉你，怕你伤心。他更不想让你看见他受苦的样子，宁愿你恨他一辈子。所以，他下定决心离开你。”
我咬着牙，不让自己抽泣出声：“那他。。。那五年。。。。是不是过得很苦？”
RENE叹了一口气，点点头：“医生对转移的病灶进行了肺叶切除，之后他经过了整整三年的化疗。人瘦的脱了行，头发也掉光了，非常虚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说真的，他的样子完全变了，就算你见了也不会认得他。化疗的副作用很可怕，此外，他还有骨痛，有几次，实在太痛苦，他想一死了之，却又怕他父亲和爷爷奶奶们伤心。总之。。。那三年，若不是有你的EMAIL，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下来的。”
不知不觉，我的脸上满是泪水：“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至少我可以劝劝他，陪他说说话，替他宽宽心也好啊！”
“ALEX下了决心的事，是不会改变的。”RENE叹道，“ALEX德意志无比坚强，不然也不可能和癌症斗争那么多年，还是会要你走。”
我看着rene；吸了一口气，继续问：“rene；什么是mds？”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他说，“是一种造血细胞异常增生分化所导致的造血功能障碍。我不知道中文应当怎么翻译。”
“造血功能障碍？”我还是不懂。
“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非常难治的贫血症。可能是由于alex的长期化疗引起的。这种病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会转变成急性白血病。所以alex的免疫力特别低，生活需要特别小心。任何一次感染或出血，都 可能导致死亡。”
我想起了那次沥川跳下垃圾箱，手臂流血，他哥知道后，像发了疯似地骂他。
“因此沥川每天都要吃药？吃那些让他呕吐的药？”
“是啊，他每天早上要吃一种药，防止骨质疏松。因为骨癌和化疗使他的骨质产生了变化，很容易骨折。每天饭前三十分钟他还要空腹吃下另一种药，排铁。”
我觉得rene对这些术语的了解，只怕已让医学院的学生们羞愧了。
“排铁？为什么要排铁？”
“为了治疗mds；alex需要定期 输血。长期输血会导致体内的铁超负荷。为了防止铁中毒，alex需要服用排铁剂。这种药叫作 deferasirox；对胃和消化道 的刺激很大。吃下之后容易恶心，呕吐。”他再次叹气，“alex特别不想你知道他有 mds，因为你有晕血症，而他，动不动就要去验血，输血，严重的时候每周一次。”
“就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根治的办法吗？”我着急地问，想起以前看过的各种悲情电视剧，《血凝》之类，“比如骨髓移植什么的？他不是有哥哥么？”
“骨髓移植讲究的是hla的位点配型。霁川很愿意捐骨髓，可是他的骨髓不合适。就算移植了，成功率也很低。ALEX已经申请了骨髓移植，可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配型。”可能是被我问累了，RENE眼观鼻，鼻观心，专心的看自己的大拇指去了。
我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看见一位60左右的男人，满头银发，匆匆向急救室走来，边走边穿白大褂。RENE站起来，向他迎了过去：“DR。GONG！”
那人似曾相识，仔细再看时，我们猛然想起他就是几年前和沥川在咖啡馆沥喝咖啡的老人，我还记得沥川叫他龚先生。
那人站住，冲我点了一下头，对RENE直接说英语：“怎么样？正在抢救？”
“恩，”RENE说，“室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吗？”
“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我让他去医院，他不肯，还冲我发火。估计是心情不好。”
“我先进去看看再说。”说完，他就到急救室去了。
我问RENE这人是谁。
“哦，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重病监护科的主任，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
正说着，急救室的门突然打开了，龚启弦走了出来。
我和RENE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靠升压药维持血压。为了上呼吸机，我们用了镇静剂，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
我和RENE更换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一起进入ICU病房。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沥川半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不过，不要动他。会有来护理专门的护士来护理。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就走，明天再来。反正不撤掉呼吸机，他不会清醒，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示意我们做下，“我还有一个病人在2楼，过会再来，有急事给我打电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RENE看着我的腿，终于问：“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车祸………骨折。沥川没有告诉你，是吗？”
“没有。”RENE说，“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药似的。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发呆，整晚整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E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沥川在ICU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他看见了我，指间微动，我紧紧的握住他的手。
我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E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嘛？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E调侃道。
我问RENE：“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E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弄回苏黎世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选好了。”RENE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副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仿佛为了配合RENE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然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我双腿盘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继续打盹，大约过了一个小时，ICU里又送进来一个病人，大声地呻吟，把我吵醒了，睁开眼，我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他的皮肤苍白，没有半分生气，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翻好身后，护士用酒精擦拭他身体受压的部分，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
“RENE；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呆一会。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合适每隔十五分钟过来根据血压调整强心剂（升压药）的剂量，每隔一个小时观察他的排尿量，每隔两个小时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他器官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奇虎。我看见一个护士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部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带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又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在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 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时间冲向护士，弄的他们有点烦我。
正在此时，沥川突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护士就离开了。我们相互对视着，一时间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他说：“so；你是，我的家属，”语气很轻，声音嘶哑，几乎每个字都要重音。“Since when？”（从何时开始的？）
没想到一睁开眼的立场就那么咄咄逼人，我蓦然失语了。
“不是说，你，要离开北京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为什么，还没走？”
“你能少说几句不？”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
护士长来了，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谢小姐。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要求你立即离开ICU。”
我站起来，怒极攻心，几乎想掐他。只觉眼前一阵发黑，我的身子不由得晃了晃。
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我气得手直哆嗦，拾起沙发上的手袋，将床边小柜上的手表、手机、钥匙、口杯一股脑地收进袋中。
护士长忍不住替我解释：“王先生，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您是这位女士送来急诊的。她在这里守了你七天七夜，几乎没合眼。您说，她不是家属。”她指着对面房间里躺着的一位老人，嗓音有点激动：“看见那位老爷子了吗？他的三个儿子都来了，在病床前面，为医药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跺跺脚，一刻钟工夫，全走*光了。他们倒真是亲人，您说是家属吗？”
沥川不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