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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多的怪人。我是喜欢看怪人的，所以我相约婷婷，还有电视台的两个朋友杨峰和施君，一起到苏豪村去。
子夜时分正是苏豪村最热闹的光景。第一次造访闻名世界的苏豪村，心下期望能有一种梦幻迷离的感觉。到了苏豪村，那是连片的酒吧、餐馆、画廊，当然最多的还是人了。街灯昏黄，酒吧里当然是烛影朦胧。我站在苏豪村的街上，想让自己的心随历史的轨迹追溯到遥远的过去，我发现眼前的景象和我幼时在上海的那点微弱记忆吻合了。苏豪村的美妙在那当下的感受其实并不怎么样，只有当这种感受经受岁月的酿造，方可变得芬芳。
婷婷所宣称的苏豪村怪人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多，那么怪。偶尔看到的怪人也不过是脸上多了几个扣环，头发被染成五颜六色。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倒是希望能有机会和这样的怪人面谈，真正了解这类人的内心世界，第五大道心理治疗中心提供了我最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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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蕨是一个黑人单亲妈妈，家有6个孩子，全部是男孩，其中有两个是领养的。毫无疑问，这样的母亲负担是很重的，可珊蕨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她头上反扣一顶棒球帽，鼻中挂了一个大扣环，3颗上牙缺损，一付嬉皮笑脸的样子。作为一个抚养6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她的这付表象使得我对她的6个孩子立即产生了同情。但我并不想直接挑战她做母亲的资格，因为这只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在随后的交谈中，珊蕨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和人格上的幼稚。当这两种障碍混在一起的时候，对她的心理治疗也就变得十分艰难。当我试图对她的抑郁症进行心理分析时，她的幼稚人格使得严肃的心理分析只能变成一种儿童游戏。在面谈的时候，珊蕨不住地玩弄她的舌环，于是我把话题转到她的舌环上。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当初为什么要装这个舌环？”我问道。
“因为我儿子装了。”珊蕨笑道。
“你是跟你儿子学的？”
“对啊，我儿子装了，我觉得很好玩，所以我也去装。”珊蕨的回答表明她的幼稚，做母亲的因为儿子装了舌环，所以也要装，这让人听了颇有点时空颠倒的感觉。
“装的时候什么感觉呢？”我其实对这个问题很好奇。
“整个舌头都发肿，整整一个星期不能吃东西。”
“那你吃什么？”
“吃冰淇淋啊。”
“肿退了以后是什么感觉呢？”
“好玩哪。”
“这舌环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当然有了，你看我的牙齿，都是被我的舌环磕掉的。”
“既然如此，你还坚持带舌环？”
“现在牙齿没有了，所以也没有后顾之忧了。”珊蕨的回答叫我听了哭笑不得。
“那么你为什么要装鼻环呢？”
“看起来酷！”珊蕨的回答直截了当。我想大多数装鼻环的人的想法大概都差不多吧。
我的另外一位患者杰米全身都上了文身，他的耳朵上挂了十几个耳环。于是我问他对扣环的想法。
杰米笑道：“我不喜欢鼻环，上了鼻环后，人和牛有什么区别呢？”
“牛有了鼻环可以被人牵了走，人有了鼻环后也希望被有情人牵走啊。”我发表我的歪论。
“有点意思。”杰米赞同我的观点。
“扣环的内在意义是想引人注目吧？”我继续我的推理。
“对，我的新女友的Ru房不大，所以她在｜乳头上装了两个小｜乳环，样子蛮乖巧的。”杰米突然扯到她女友的｜乳环，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杰米显然上了兴致，又说道：“女人有在外阴装环的，男人也有在Gui头和阴囊上装环的。”
“你见过？”我问道。
“何止见过，我兄弟还建议我和他一起装环呢，我觉得那实在有点疯狂。”
“Gui头上装环，那么性生活怎么办？”我索性问到底。
“有人在性生活时将环脱下来，也有人带着环干的，那真是疯狂。”杰米说罢大笑。我想讲到这个份上，装环的花样也到了尽头，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向文身。
“你对我的文身感兴趣？你看这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杰米指指他的左臂，上面有一个漂亮的比基尼女郎。
“你有多少个女朋友啊？”
“很多，数不清了，但能上我身的都是我无法忘怀的女朋友。”杰米说着说着便开始介绍自己身上的女朋友们。这样的纪念方式实在很独特，使得我不能不感叹这样的方式对爱的记忆的永远性。
“你的后任女友不会吃醋吗？”
“吃醋是有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身上有太多的女人，而是因为我的身上已没有一块像样的空处，可以让后来的女朋友露脸了。”杰米说罢又大笑。杰米在外表上是标标准准的美国嬉皮，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对这样的美国嬉皮颇感好奇，一直想了解这类人的内心世界。当我对杰米经过了整整一年的心理治疗后，杰米身上的那些文身和扣环在我的眼里已失去起初的惊奇。一个有文身和扣环的杰米其实和一个没有文身和扣环的杰米没有了太大差别，杰米的喜怒哀乐和常人的喜怒哀乐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在花哨的外表下，人类共同的心理依旧。怪人其实不怪，因为连怪人对自己的怪也见怪不怪了。
文身是一种个人心意的表达。在原始社会，文身表明无助的个体对神秘图腾的崇拜。在诸多的传统戏剧中，脸谱将剧情所要表达的意义加以夸张地扩散，以满足观众无法近睹的遗憾。而现代人在人潮汹涌的世界里，借助文身和扣环发出希望被关注的呐喊。人的行为其实都是有意义的行为，为了表达和张扬一种意义，人不得不把自己的行为夸张。夸张往往会走极端，但夸张背后的意义也正是透过极端而被世人觉察。
传统教育都是正面教育，教育的目标是一切向善，一切向好。我记得在“文革”中，中国的教育方针是将孩子们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这样的教育方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理论上绝对没错，但实行起来就错了。当孩子被剥夺了犯错的权利后，人性的成长其实已经是畸形的了。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曼哈顿，所有的古怪和荒诞都有了合理的发挥余地。在表面看起来的惊世骇俗之下，被社会压力折磨下的灵魂至少有了嚎叫的自由。
现在，那些外表古怪的嬉皮在我的眼里已不复古怪，他们其实和衣冠楚楚的常人一样都依旧是人类。他们用他们外表的古怪，向世界发出他们独特的呼喊。有许多人听到了呼喊远远地回避，而我听到了呼喊而理解呼喊中的意义。当理解真正发生，呼喊便没有了必要，所以我便可以听他们对我轻声细语娓娓道来。
第四部分 坠入大海的梦
第64节 精神的人间地狱
人类的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孤独地存在，看起来像一个神奇的偶然。在短暂的人生中，人完全依赖自己超越地球万物的精神而得以成就今日的辉煌。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给我们人类带来一切荣耀的精神有时很脆弱，有时甚至是扭曲变形的。
精神病就是人类精神扭曲变形后的结果。虽然新的精神医学不停地发明越来越有效的抗精神病药，人们对精神病的了解其实很缺乏，因此导致对那些不幸患上此症的病人的严重歧视。我希望能够在这里将精神病的真相展示给人们，至少可以帮助大家理解精神病，从而消除对精神病的莫名恐惧。
沉默的羔羊
人们对精神病的最大恐惧其实是来自电影的无端渲染。电影《沉默的羔羊》里那个食人魔，在真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我说不可能存在，并不是完全否定这种症状的可能性。事实上，这种症状符号化地存在于人的本能之中。回溯荒野古时，同类相食的惨剧可能每天都曾上演，但这种远古的记忆，随着岁月的消逝渐渐沉淀于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底层。到了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和法律威慑使得人类的“食人本能”无法真实地在生活中实现。精神病患者因为心理的退化回归性，而将隐藏于人类集体潜意识的食人本能说了出来，但说出来的东西并不意味着真的可以实施。精神病患者的社会活动能力比常人要低很多，即使真的付诸实施，也是万分之一的不幸。当人们对精神病患者杀人事件恐惧万分之时，人们其实忘记了杀人最多的却是被人类社会定义为正常人的人。
我在波洛凯文护理与康复中心工作时，每天都有机会和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者面谈，那种食人魔患者我也见到。
“我想吃你的脑子，昨天做梦时真的吃到了，味道很不错呢！”吉米咽了一下口水对我说，脸上放出红光。
“想吃南瓜馅饼了。”我回道。
“不是南瓜馅饼，是你的脑子。”吉米用手指指我的脑子，一本正经地的样子。
“你想杀了我？”我问道。
“不。你待我很好，我不想杀你。”他说道：“但我还是想吃你的脑子。”
“那你可要等一百年。”
“为什么？”
“等我死了以后，我可以把我的脑子捐给你吃。”
“那太久了，我可等不及。”
“所以你就只好吃南瓜馅饼了。”我说道。
“好吧，我就吃南瓜馅饼。”他笑道：“你那副脑子先存着。”
在我的工作中，这样疯狂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发生。如果你不了解精神病，你可能会对此感到恐惧，但如果你了解了，这样的对话甚至带有一点幽默的味道。吉米对我的脑子有兴趣，在符号化的层面有两个意思：一是反映他的饥饿感，这里有身体上的饥饿和心理上的饥饿；二是直截了当的符号化投射：想换一副和心理医生一样好的脑子。我不一定直接解释给他听，因为他也未必能听懂。但对我来说，我解读了其疯狂念头的心理内涵，我不但不会感到恐惧，反而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在精神病患者的暴力事件中，很多的事件是由患者的幻觉和妄想触发的。患者宣称听到了内心的某个声音，按照这个声音去做事，结果发生暴力事件。但在我的实践中，我发现对患者的幻觉和妄想其实也不必那么恐惧。比如就上面的这个患者，有一天他对我这样说：
“麦克就坐在你旁边，他可很不喜欢你啊。”吉米指指我身旁的位子。
我回转头看了那个空位子，装作真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样子，然后说道：“嘿，麦克，很高兴见到你。”
“他不会理你的。他这个人脾气大得很呢。”吉米笑道。
“这你不要管，我有心要和他交朋友呢。”我继续装模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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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想吃你的心呢。”吉米开心地笑着。
“吉米，他吃我的心，你还幸灾乐祸？”我装作生气的样子。
“没事的，我不听他的就是了。”吉米讲这话的时候志满意得，感觉好像我性命的生杀大权就掌握在他手里似的。
第四部分 坠入大海的梦
第65节 被幻觉诱惑
即使是被幻觉诱惑，精神病患者总还是保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作为心理医生，对患者的这种意识的把握，可以防止患者做出愚蠢的事来。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问一个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一个问题：如果他的孩子患有他杀念头的精神病，他会不会感到害怕。他说他会，并且会毫不犹豫将孩子送进精神病院，这似乎证明了精神病人的可怕。但事实上，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一个正常人，因为某个原因想杀你，你又会怎么想呢？你会发现这是比精神病人起念杀人更可怕的事。因为如果一个精神病人威胁杀人，我们可以很容易将其关进精神病院；但对一个正常人的威胁，我们很可能会手足无措。我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希望大家能够消除对精神病人胡乱杀人的不当恐惧。如果你害怕精神病人杀你，你更应该害怕被所谓的正常人杀害。
事实上，德国精神病学家Matthias。C。Angermeyer博士在全面分析自1990年以来发表的关于精神病和暴力关系的文献后指出，精神病的确和较高的暴力倾向相关，但这种暴力倾向的危险性，却随着精神病患者的病重程度而降低，也就是说越严重的精神病人越不危险。但轻度心理障碍患者，尤其是吸毒者的犯罪率最高也最危险。
当他举起切牛排的塑料刀
精神病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不但会杀人也很会自杀。但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关于精神病人杀人的传统观念可以说是一个偏见。那么自杀呢？精神病人的自杀率的确是很高的，有10％？？13％，而这些自杀的病人中有25％？？50％的病人的自杀尝试，是在发病的第一年发生的。
斯伽里是一个老犹太人。他每天都担心有人要害他，他的理由很充分：因为是犹太人杀了耶稣基督，所以他有罪。他整天祈求得到耶稣基督的宽恕，但又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即使耶稣宽恕了自己，其他人也饶不过他。
“每个人都想杀了我。护士想用枕头闷死我；医生想用药毒死我。”斯伽里嘴里嘟哝着。
“难道没有人保护你？”我问道。
“没有。”
“那么我来保护你。”
“你保护不了我。”
“为什么？”
“因为你也想杀了我。如果你想杀我，就请动手吧。因为我不值得活。”斯伽里一脸漠然地对我说。
“斯伽里，不要胡思乱想，没有人要杀你，大家都很爱护你的。”我劝道。
“你不必劝我，你们不动手更残忍，是猫戏老鼠。我想自己把自己杀了。”
“你真的这么想的？”
“对，我想今天就用刀把自己给杀了。”
“你哪里搞来的刀？”我知道在波洛凯文护理与康复中心，这样的精神病患者是不容许拥有刀之类的危险工具的。
“我用切牛排的塑料刀，从肚子这里切开。”他真的把衣服拉开，露出肚子给我看，还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他的塑料刀。
面对这样的情形，我可以把他的言行当作玩笑，也可以当真。但我判断这不是玩笑，虽然塑料刀的危险性没有真的刀子那么大，却也足够产生严重的后果。于是我报告值班医生，立即将其送往精神病院。
两个星期以后，斯伽里从精神病院回来，不再谈自杀的事，但还是坚持他的“罪有应得”观点，一脸忧愁的样子。我每次都尽量逗他开心，直到他泛出孩子般的笑容，我才罢休。
精神病患者的自杀冲动，虽然比常人频率高，但却比较容易防范。在他们尝试自杀之前，往往会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说出来，或用行动表达出来，而常人在自杀前的表示通常比较隐讳。作为监护人或心理咨询师，要对患者的任何自杀念头都加以关注，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在美国，心理健康服务必须遵循相关的规定甚至是法律。比如对患者的自杀冲动，如果患者在接受咨询的时候，很明确地表示自己正在考虑自杀，并详细描述自杀计划，那么心理咨询师就不可以放其出门，患者必须写下放弃自杀保证书才可以出门。如果患者拒绝写保证书，又坚称要自杀那么心理咨询师就要打911应急电话，报告这起自杀案例。很快精神病院就会派急救车前来，同时警察也会到达，处理患者不合作的情形。在美国，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