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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驴夫妇俩人不知疲倦地对骂了数十载，直至从丰华正茂骂到白发苍苍，最后，终于将老婆骂进了骨灰盒，然而，他们所使用的词汇，除了“X你妈！”这个三字而外，从来没有使用过任何新的词汇，也许这三个字是国粹的原缘吧！
“X你妈！”
“……”
周大驴的小儿子与我年龄相仿，有其父便有其子，周大驴的这个小儿子，在宿舍楼里以刁顽、阴损而路人皆知，人送外号周扒皮。
偶尔，我也会溜到周大驴家里与他的小儿子周扒皮游戏玩耍。那是一个死亡般沉闷的家庭，那是一个让人窒息的家庭。
在昏暗的、潮湿的，充溢着令人返胃的异臭气味地房间里，周大驴叼着呛人的大烟袋，戴着污浊的近视镜，煞有介事地翻阅着一本又一本即厚且重的书籍，而对面的墙壁则用木板钉成天然的大书架，从地板直至高耸的天棚，毫无规则地摆放着成山的书籍，许多书籍周大驴大概永远也没有翻动过，如砖的书籍上积着厚重的灰尘，散发着剌鼻的酸腐味。
“哼哼，”一生也没有寻觅到知音，永远也没有将自己沤心研究出来的采金船技术成功地推广出去的周大驴，看见我坐到他的椅子旁，他悠然地转过宽阔的脊背，拉着老驴脸，将沉甸甸的档案袋推到我的面前：“小家伙，你知道吗，这是我研究出来的新技术，……”
“嗯，”我怯生生地点点头：“是的，我听爸爸说起过你，……”
“啊——，”听到我的话，周大驴的驴脸顿然一亮，闪过一丝得意的光芒，他兴奋得像个孩子似地打开了档案袋，掏出一叠又一叠的图纸，以及天书般的文字材料，如数家珍，喋喋不休地冲我讲述起来，直听得我如入五里雾中。
“哎呀呀，”周扒皮的妈妈，周大驴的黄脸老婆冲着兴奋得浑身直打冷战的周大驴没好气地嘀咕道：“哎呀呀，哎呀呀，我看你是不是有病啊，病得还不轻呐，无论见到谁，都要没完没了地讲你的采金船，这不，跟这个还没有豆腐高的小x小子你也要唠叨唠叨，就像他能听懂似的，你烦不烦啊，……”
“我乐意，”周大驴像驴一般地冲着黄脸婆吼叫起来：“我乐意，用不着你管！X你妈！”
“哼，”黄脸婆自讨没趣，满腹的怨气无处可泄，一转脸，看到身旁的周扒皮，立刻冲着无辜的儿子发泄起来：“快点吃！”，周扒皮的黄脸妈妈不耐烦地催促着，周扒皮端着一碗冷冰冰的面条，在黄脸妈妈恶毒的谩骂声中，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拨塞着。
我偷偷地瞅了瞅周大驴的黄脸老婆，我的老天爷啊，我的妈妈哟，不瞅则已，这一瞅，我吓点没吐出来。
周大驴的黄脸老婆那臃肿的身躯活象一头叫春的老母猪，那一脸厚厚的赘肉显露着无比邪恶的神情，圆鼓鼓的小眼睛闪着阴森森的、仇视一切的目光，当她挪动着笨拙的身体时，立刻传过来一股股令人呕吐的骚臭气味。我至今也无法想象我们可怜的周大驴是如何与他母夜叉般的黄脸老婆共同生活的，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居然生出了那多的孩子。
母夜叉的婆婆，亦就是周大驴的母亲因不堪忍受儿媳妇的虐待而跳楼自杀，鉴于此，母夜叉不得不在监狱里反省了数载，尽管她很不喜欢那个地方。亦因为这个缘故，宿舍楼里的人们都叫她“大罪犯”。
有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周扒皮，两个人在走廊里撕打起来，母夜叉闻讯赶来，一把将我推翻在地，她恶狠狠地冲着我吼叫道：“杂种操的，看你再敢打给我的儿子，老娘剜掉你的眼睛、打断你的狗腿！”
“哼，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啊，”黄脸老婆冲着满嘴泛着唾沫星子的周大驴嚷嚷道：“得啦，得啦，别讲了，耳朵都听出硬茧来了！”
“我乐意，X你妈！”
“X你妈！”
“……”
母夜叉伸着长长的脖子，像只好斗的母鸡似地每骂一句便非常可笑往前凑拢一下，再骂一句再往前凑拢一下，而周大驴亦不甘示弱，他扯着青筋暴起的脖颈，两个人在屋子中央掐脖抱腰地对峙着，那极其滑稽的场景活象是两只狂斗着的母鸡和公鸡，而周扒皮对此却视而不见，若无其事地继续埋头囫囵吞枣。
“X你妈！”
“……”
“行啦，行啦，你们有完还是没完啊！”周大驴的大女儿，一个已经上中学的女孩子在旁边极不耐烦地嚷嚷起来。
“关你屁事，一边去，滚！”周大驴又将锋芒转向了女儿：“X你妈！”
“X你妈！”被周大驴无端侮骂的大女儿索性亦加入到父母的对骂大阵之中。
“X你妈！”
“……”
卡斯特罗与周大驴两家因争夺厕所的使用权而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大战，其结局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最终，搬家的并不是人们想像之中的卡斯特罗，而是周大驴，他们搬迁到新建成的宿舍楼里。
搬家那天，非常会过日子的“大罪犯”任何物品也舍不得抛弃：“破家值万贯啊！”黄脸婆一边翻腾着那些毫无头绪，乱七八糟的破东烂西，臭巴嘴里一边振振有词地嘟囔着。经过一番昏天黑的穷折腾，终于将那一堆堆散发着臭气的、已经彻底霉烂的破烂装上了汽车。
临走之时，一次也没有迈进过我家大门的“大罪犯”，面目可憎的黄脸婆突然令我意外地光临寒舍，让我不禁目瞪口呆。她脸上堆着虚伪的微笑，和颜悦色地向妈妈说道：“×老师，我们家要搬走了！”
“是啊，”妈妈亦是现出一副虚情假意地样子漫不经心地附和道：“是啊，是啊，在一条走廓里住了这么多年！真的要走了还挺想的呢！”
“是啊，我也有同感啊！”“大罪犯”黄脸婆继续说道：“×老师，你看，我有这么一件事，我在走廊里搭的那个小个棚子挺好的，能装不少东西呢，要是就这么拆了，怪可惜的，我突然想到了你，我想，你一定能用得着的！”
“哦！”我和妈妈终于明白了黄脸婆此番造访寒舍的真实目的，妈妈爽快地询问道：“行啊，那就给我吧，你想要多少钱呢？”
“五块，五块钱，×老师，你看你能出多少钱呢！”
“行”妈妈根本没有跟“大罪犯”讨价还价，而是非常麻利地掏出五块钱，递到黄脸婆的面前：“没说的，住了这么多年的邻居，怎么好意思跟你讲价呐，你要多少，我给多少，……”
“谢谢，谢谢！”黄脸婆非常满意地接过五块钱，然后把一枚钥匙递给了妈妈：“×老师，这是小棚子的钥匙，里面的东西我都搬空了，小棚子现在就归你啦，你现在就可以使用它啦！”说完，“大罪犯”、黄脸婆揣着妈妈的五块钱，心满意足地溜出我家。
新建的宿舍楼地处偏僻，商业萧条，蔬菜、副食品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且品种单调。极其精明、穷于算计的“大罪犯”、黄脸婆便不辞辛劳地骑着自行车跑出很远很远，去她认为商品价格比较便宜的市场采购各种生活物品。一次，满载而归的“大罪犯”在回家的途中不幸被一辆迎面驶来的小轿车撞得腾空跃起，母猪般的身体从轿车前面飞抛出去，然后，又重重地摔落在轿车的尾部，脑袋撞在马路边的条石上，顿时脑浆迸裂，当场气绝身亡。
而重病缠身、命若悬丝的李湘妈妈居然奇迹般地康复了，至今仍健康地，但却不是快乐地生活着。
“怎么回事，嗯，这是怎么回事，”头破血流的李奇终于将单位的老书记找来，一进走廊，德高望众的老书记便解劝起来：“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大家都消消气，啊，有话好好说，啊，走，你们都跟我进屋去，咱们和和气气地谈一谈，……”
“哎哟，”看到老书记走来，始终在门后窥探着的妈妈立刻打开了房门，无比讨好地跟老书记打着招呼：“书记来了，最近身体可好啊！”
“好，好，”老书记匆匆与妈妈道了个寒喧，然后，他冲着两家的女主人挥了挥手，首先走进李湘家，见战事彻底平息下来，妈妈这才走进厨房，继续忙碌起来。
“哎，”有人敲门，还有人击打厨房的玻璃窗：“陆陆，开门啊，快出来玩啊！”
这是鸽子笼里与我同命运的小鸽子们啪啪啪地又是敲门又是敲窗，邀我出去共同玩耍：“陆陆，快出来玩啊！”
“哎，”我答应一声，套上外衣，打开房门，领着仍然泪水涟涟的李湘，兴冲冲地与小鸽子们飞到“大黄楼”的走廊里。
“哎，”厨房里的妈妈叹息道：“唉，这些个勾死鬼啊，……”
……
童年（六）
“走哇！”我乃“大黄楼”里的小鸽子王，我将小手一挥，众小鸽子便尾随在我的身后，一溜烟地飞出了“大黄楼”，来到宽阔的、用水泥板杖圈围起来的院子里。
“大黄楼”的背阴面是暗红色的、赤身裸体的清水砖墙，其东西两侧各有一道狭窄阴暗的楼门，那无辜的、棕红色的木制门扇屡遭人们无端的袭击，遍体鳞伤、哼哼叽叽地摇晃着，痛苦不堪地咧着大嘴巴不知疲倦地把我们这些小鸽子倾吐出来，我冲着从小鸽子扬了扬了手臂：“走啊，到大食堂玩去！”
“好哇，到大食堂去！”
在大黄楼的北则，在水泥板杖的尽头，有一排建成不久即遭无端废弃的红砖平房，它是大跃进年代吃大锅饭时的畸形产物，人们都叫它大食堂。我朦朦胧胧地记得，在那个可笑的年代里，妈妈和爸爸领着我和姐姐，在拥挤不堪、熙熙嚷嚷的大食堂里狼吞虎咽地用餐。
现如今，大食堂早已是破败不堪，门窗、玻璃均被击碎，煤气炉灶被锁死，暖气管全部冻裂，锈迹斑斑的水龙头嘀哒嘀哒地漫溢着长流水。跳过洞开着的窗户扇，有一条狭窄的空地，堆积着霉烂的垃圾，用布满锈钉的木头棍子扒开厚厚的垃圾层，便会看到一条又一条，又粗又长，通身绯红的大蚯蚓，极其恶心地在垃圾层里钻来溜去。
“哇，”我扔掉破木棍，顺手拽扯出一条红通通的大蚯蚓，然后，跳回到院子里，嗖地一声远远抛掷出去，众小鸽子们纷纷效法我，顿时，空旷的院子里红蚯蚓四处横飞，吓得正在跳皮筋的小女孩们妈啊、妈啊地惊叫着，抱着脑袋、皱着眉头，四处逃窜。
“啊——”抛甩够了红蚯蚓，我拍了拍脏乎乎的小手：“太累了，不玩了，走，”
呼哗——，在我的怂恿之下，小鸽子们再次冲进宿舍楼里，破败的楼门只好无奈地把我们重新吞回去。我们这些小鸽子又飞回到阴森可怖、凌乱不堪的走廓里，在一堆堆毫无意义的、散发着剌鼻的霉烂气味的废物间，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墨绿色的木制扶手是我们这些小鸽子玩滑梯的绝佳选择，日久天长，被我们的小屁股磨得又光又滑，闪烁着铮明瓦亮的光泽。而铁制的栏杆更是我们的好玩具，我们这些小鸽子活像是一只只机灵猴似的抓握着挂满尘土的铁条兴致勃勃地攀上去再爬下来，同时，还尽情地挖掘着脑子里所有的想像力，做出各种各样极其惊险的、常常令大人们目瞪口呆的奇特造型。
“哎呀，”刚刚从市场里买菜回来的杨姨见状，瞪着圆浑浑的大眼睛关切地冲着正在满头大汗地玩杂耍的我警告道：“陆陆，小心，别摔着哇！”
“嘿嘿，”我倒悬在铁栏杆上，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杨姨那诱人的胯间，顽皮地做着鬼脸：“没事，没事！”
“这个淘气包！”杨姨一边蹬着楼梯，一边伸出手来抚摸着我的脑袋瓜：“唉，你都淘出花花来喽！”
我攀援铁栏杆的技艺可是全楼公认的，绝对第一流的超高水平，通常情况下我可以抓着铁栏杆从顶楼一直攀到底楼，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二个小鸽子能够做到这一点。
光滑阴冷的水泥阶梯满腹哀怨地倾斜着，放射着凄惨的、深灰色的、只有在坟墓里才能看得到的那种幽暗的微光。楼梯的北侧是一扇巨大的从底层一直延伸到顶层的玻璃窗，然而，可笑的很，那些硕大明亮的玻璃早已荡然无存，这是鸽子笼四周那些因失去可爱的田园而愤愤不平的散民们恶意报复的结果。如今，被散民们砸砍得支离破碎的窗户扇统统钉着厚厚的、结满锈瘢的大铁皮，把个楼梯间搞得既昏且暗，从此永远也见不到光明。
大黄楼四周那些个可怜而又可悲，同时，又极其可恶的散民们象是一群肆无岂惮的骚蝇，屡屡对无辜的鸽子笼发起疯狂的攻击：好端端的玻璃窗被砸个稀烂、窗户扇被偷偷地卸走、暖气阀门被拧掉卖了废铁、取暖的煤炭给偷个精光，甚至连疏通下水的竹条子也不肯放过。
这些散民们的居住条件极其恶劣，更谈不上有什么正当的职业：摆小摊的、卖冰棍的、修理自行车的、拾荒的、偷窃的、打架的、酗酒的，……。
住宅楼里这些个来自于五湖四海、南腔北调、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们对那些很不通情达理、时常出言不逊的散民同胞们往往是敢怒而不敢言，无奈之下只好敬而远之，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往，同时，这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们还谆谆告诫着自己的孩子也不要与楼外散民们的孩子共同玩耍、游戏。并且，满脸鄙夷地把他们的孩子称之谓“野孩子”！
这些“野孩子”实在是野性时足，我屡有领教，有一次，我置妈妈的警告于不顾偷偷摸摸地钻过水泥板杖，在充溢着异味的小巷里，我胆颤心惊地目睹到这样可怕的一幕：一个衣着肮脏的大男孩死死地压在一个抹着满脸大鼻涕的小男孩那赤裸着的脊背上，只见大男孩手里握着一根锈迹般般的大铁钉凶残地、反反复复地扎捅着那个小男孩的脊背，受虐者的脊背被扎出一个深深的孔眼，污血四溅，溢在脏乎乎的身体上。可怜的受虐者凄惨的哀号着、痛苦万状地挣扎着，而那个面目可憎的大男孩则极其冷漠地继续恶狠狠地捅扎着、捅扎着，……
当啷啷，……
一个小鸽子手中的玻璃球不慎脱落，沿着大走廊当啷啷地翻滚着，小鸽子登时急得抓耳挠腮，不顾一切地追赶过去：“溜溜，溜溜，我的溜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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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从走廊的尽头，传来一阵嗡声嗡气的嘻笑声，继尔，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手中捏着那枚玻璃球笑吟吟地走了过来：“哈，这是谁的溜溜啊！”
“我的，我的，老书记，这是我的溜溜！”
“哦，你的溜溜，原来是你的啊，可是，让我拣到啦，怎么办啊？”刚刚在李湘家做完调解工作的老书记一本正经地握着拣来的玻璃球：“什么，还给你，哼哼，说得轻巧，没那么容易，来，咱们比试比试，如果你赢了，我就把溜溜还给你！”
这位顽童般的老书记，可不是一般战士，他是从朝鲜战场光荣归来的功勋军官，伤上带着美军的炮弹片，如今，脱下了军装，担任科研单位党委书记之职。
老书记脾气随合，平易近人，尤其是在我们这些小鸽子面前，永远都是堆着和蔼可亲的笑脸，像个小孩子似的与我们一同玩耍、嬉闹。这不，他握着意外获得的玻璃球，煞有介事地蹲在肮脏的水泥地板上，与我们这些小鸽子非常认真地决战起来：“嘿嘿，来啊，弹啊，笨蛋，哈哈哈，小子，你没弹中我吧吧，来，看我的，……”
“老书记，”一个小鸽子提议道：“别弹了，你也没弹中啊，再给我们讲一个抗美国援朝的战斗故事吧！”
“好，”老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