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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阵说：严格地说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古文化是农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农为本，独尊儒术，抹杀游牧，贬损“四夷”。中国历史不仅要重写，而且还需要革命。我特别赞同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他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一文中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我认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狼图腾精神引入史界，中国史界则永远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远是儒家庸医记录的一部误诊中华的厚厚病历，这也势必延误中国的治疗和改革。在当今中国，传播小农意识和儒家封建专制的历史电视剧长盛不衰，让人深感痛心和悲哀。
陈阵望着草原的落日，并不觉得饿，依然滔滔不绝地往下讲：
我还要特别要强调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现在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实这种精神的源头和实质就是炎黄先祖的游牧精神和草原精神，其核心就是狼图腾精神，并通过几千年来游牧民族的不断输入和补充而得以确立。实际上，最能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就是两句早期的儒家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这四个“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就是典型的狼精神和狼图腾精神，也是对狼图腾精神的准确写照和高度概括。每条蒙古草原狼都具备这种强悍的“四不精神”，而且早在几万年以前这种精神就已成为草原狼的“全民精神”了。可是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达不到这种精神高度，它只是华夏先贤号召人们景仰、追求和学习的精神楷模。因此，强悍的“四不精神”是名副其实的狼精神。早期儒家先贤用这种四不精神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和民族英雄，但是四不精神还不能成为农耕民族的“全民精神”。否则，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中国的事例，也不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冒出几百万汉奸伪军，堪称世界之最。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6）
草原游牧民族要比汉人更了解狼，因此也就敬佩狼，崇敬狼精神，并把这种精神置于民族图腾精神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所以，草原民族在四不精神的普及程度上，要大大超过农耕民族。而正是由于草原民族对农耕民族的长期不断的输血和混血，才使整个中华民族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四不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因此，如果从中华民族精神中抽掉了游牧民族的不息不淫不移不屈的狼图腾精神，那么还能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可能只有宋明理学精神了。现在，谁还敢把宋明理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实际上是中华大地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精神，但以游牧精神和狼图腾精神为魂。
我们汉人真应该充分认识和肯定草原民族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感谢和学习草原狼和草原民族。真应该对草原、草原狼和草原人作最大的补偿。
杨克忿忿地说：现在不要说是感谢和补偿了，就是制止对草原的掠夺和瞎指挥都难上加难。
陈阵说：我认为，中国儒家正统思想和史家文化里有一个最可恶的东西，就是全盘抹杀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中国传统观点总是鼓吹中国古文明如何如何优越，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正统儒家具有如何强大的生命力，其他三大农耕文明古国的文明都是失落的文明，都没有坚持延续下来，而只有中国的古文明没有中断，而一直坚持到近现代。然而，根据中国历史五千年发展的事实，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坚持到近代，是不能离开游牧民族长期不断的输血的。否认游牧民族的救命性的输血贡献，就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种观点不仅大大削弱对保守腐朽的小农意识和正统儒学的批判力度，使其得以残存，继续弱化和束缚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而且也会对中国病发生严重误诊。
建国以来的治国方略都未能对症下药，都没有集中力量对农耕的病根痛下猛药，甚至继续迷恋农耕，鼓吹农耕，提高农耕地位，提拔农耕干部。在文革时期，甚至还要把城市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当农民，这就导致小农意识和家长专制意识日益浓厚。也导致农耕人口急剧膨胀，甚至大有超过五千年农耕人口总和的趋势。虽然目前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降到次要地位，然而农耕人口依然占绝对优势，九亿具有农耕性格和意识的农耕人口，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现实的“民族存在”，如此庞大深厚的农耕意识和性格“存在”，将长期影响和熏染中国的行政官员、知识分子、工商阶层、工人市民，以及到新生阶层的机体内。
百年来，中国老病频频复发，本质性的维新和改革屡屡受挫，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至今为止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转换自己民族的性格。因而，直到现在，中华民族尚未发展到能够绝对把握自己民族命运的阶段。史界之革命，当今中国之革命，就是要以狼图腾精神革农耕性格的命，革儒家“温良敦厚”误导中华之命。
然而，20年艰难痛苦的改革，中国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已有了长足进步，民族存在开始改变，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的规律开始向强悍的方向发生作用。中国人的性格也开始自发地向狼图腾精神回归：儿童刊物《大灰狼》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歌曲《北方的狼》唱红了中华大地；以狼的强悍性格“与狼共舞”，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的自觉；以狼为商标的产品开始在市场上流通，以狼为店名的餐馆生意兴隆；以狼为笔名或艺名的作家艺术家也开始出现……在中国，以狼图腾精神为核心的游牧精神终于开始复活。一个世界上最怕狼恨狼的民族开始自发地敬崇狼精神，这是20年改革的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由于狼图腾精神是痛杀软弱保守的羊精神的克星。因此，只有大大发扬狼图腾的精神，改革才不会倒退，也不敢倒退。越来越多以狼精神武装起来的“新型人类”将越战越勇，挫败一切保守倒退的势力。说到底，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转换，而更基础更具决定性的却是国民性格的改革和转换。
掌握和遵循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就可以涉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就可以更自觉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像草原狼海洋狼那样的勇猛前进。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恢复和继承炎黄先祖的游牧精神，和中华草原民族的狼图腾精神，并发扬光大。在民族性格上，从古代的“文明羊”，发展为现代的“文明狼”，并向个性真正解放的、真正自由民主的“文明人”发展。到那时，中国人根除了“文明羊”阶段的家畜性，克服了“文明狼”阶段的半野蛮性，而成为真正大写的文明人。上述三个阶段是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规律性的发展阶段，而中华民族在民族性格上不经过“文明狼”阶段，就根本不能进入自由民主的“文明人”高级阶段。十几亿真正自由民主和热爱和平的文明人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将是全球自由与和平的最大保障。
杨克说：你梳理得还挺清楚，中国历史可能真会按照你的“三阶段论”发展。狼图腾这件民族精神武器一直被埋没在草原，现在总算挖掘出来了，看来它一点也没有生锈，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而且古老的狼图腾在现代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精神武库里仍然闪着灿烂的光辉，而儒家的纲领——三纲五常却早就成了腐尸烂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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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又说：你这个大纲几乎把我一直想不通的几个关键问题弄通了。可是我还有几个问题没弄明白。在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为什么中国还是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陈阵说：原因还在于农耕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中国农耕土地太广阔太深厚，世界第一。从这块土地上长出的农耕大树，根深叶茂，吸走了所有的养分；树冠巨大，覆盖了树下所有的萌芽。农耕国家政权光抽税、摊派、敲诈和索贿，就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必须的原始积累榨干；可是要反抗抽血，就必须要有强悍的民族性格来战斗，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当然就没戏了。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多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所以中国的历史发展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地打转。如果没有中国的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连原地打转都转不下去。没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狼”强悍闯入，中国就永远突不破农耕经济形态，这是中国的特殊性。封闭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条特殊的支流，是条内陆河，像封闭的塔里木河，不靠先进阶层采取果敢手段，它自己永远流不到世界潮流的主河道里去。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7）
杨克问：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也就是说什么民族行业出什么民族，出什么性格。这是否具有普遍性？
陈阵说：当然具有普遍性了。例如，日本的民族存在就很厉害。人家虽然也种水稻也有农耕，但从本质上讲，日本是个岛国，日本民族自古就是海洋民族，干的是航海打鱼、海上游猎，海上贸易、倭寇海盗的勾当。人家在民族性格上就是凶猛的海狼，海狼一上岸那还不冲得农耕羊群猢狲散。倭寇在古代就打到过南京杭州，焚烧过杭州的雷峰塔，甚至在海上，还把侵略日本的元朝蒙古大军全部歼灭。近代西方更强的海狼一过来，日本马上就归队狼群，脱羊入狼，脱亚入欧。一脚踢开中国儒家，去学习西方文明，西方的宪政、法律、科学、教育和大工业。海狼遇海狼，气味相投，相见恨晚。一边是如饥似渴，好学不厌；另一边是代培留学生，诲人不倦。由于日本民族学习西方不仅没有民族性格上的太大障碍，相反，还唤醒海狼的天性，激起更强的求知欲和进取心，所以人家学得极快。1868年明治天皇实行维新，此后在短短的36年内，就建起发达的工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大清国，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白种沙俄，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加入欧洲列强的行列，创造了世界上民族大跃进中的第一奇迹。现在日本又成为世界上名列第二的经济强国。而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直到现在还处在第三世界，两岸尚未统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教育投入排在世界的后列，投资效益排在世界末流，科技水平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土地荒漠化的进度和地下水的跌落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而早已过剩的农耕人口却还在几年几千万几千万地增长；中国软弱的足球，一直被日本狼、太极虎打得羊性原形毕露毕现，看不到出头之日……
一千多年来，中国拿农耕儒学羊经去教化日本狼学生，真是误人子弟。日本跟着中国儒家学了一千多年，却在世界上默默无闻。可是跟西方海狼才学了30多年就一飞冲天。而中国呢，西方的东西一进来，整个民族就在民族性格上发生强烈排斥反应，如羊见狼，不管好坏，几乎全民族抵制，从皇帝到义和团，反洋灭洋，结果被列强抢走大片国土，沦为半殖民地……
日本和中国，同样是东亚黄种，同样是儒家文化，同样接受佛教，然而，为什么日本的维新迅速成功，而中国的维新仅仅百日就被砍了头？不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上找根源，中国人就永远掌握不了自己民族的命运。
杨克连连点头，又接着问：可是为什么后来阿拉伯、突厥和蒙古这三大游牧民族都衰弱下去了呢？
陈阵说：阿拉伯和突厥民族后来也大多定居或务农了。蒙古民族虽然继续游牧，但是历史发展到火炮时代，草原民族的骑射优势丧失，人口又太稀少，它被中俄两个火炮大国夹困在内陆高原，失掉了进一步向海洋行业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草原原始游牧行业不发展到更高级的海洋“游牧”阶段，也会被更强悍的海洋“游牧民族”的性格所打败。所以依然是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民族性格强不强还必须放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比较。
海洋行业是一种更强悍的行业。海洋的飓风、巨浪和鲨鱼，远比草原的白毛风和狼群更凶猛更凶险。在这种行业中历练出来的民族，性格就更强悍，眼界更宽阔，足迹更遥远，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更广泛，抢夺新大陆、海外殖民地和原始积累就更早、更得先机。西方的游牧民族本来就强悍，一下海以后就如狼添翼。所以现在世界领先的民族大多是从草原游牧再发展为海洋游牧的民族，或者从来就是海洋民族。
还有，也不能低估宗教的禁锢作用。伊斯兰教坚决抗拒西方入侵和干涉，同时也拒绝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喇嘛教也把蒙古民族的骠悍性格软化了。但是，基督教却被性格更强悍的西欧民族所改造，成了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制腐败、对资本主义有利无害的新教。
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更强的民族存在决定更强的民族性格；而强悍的民族性格又可以反作用于民族存在，主动果敢地为自己民族创建起更加强悍先进的民族存在，以强化民族性格。强者为王，超强者夺冠。
近代俄罗斯的崛起也是如此。彼得大帝就把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比中国还落后的农奴制俄罗斯改革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其原因还在于他以狼一样的性格，大刀阔斧地打击消灭保守落后的贵族农奴主势力，放胆学习西方，冒险冲向海洋。微服私访、考察西欧，剃胡子、穿西服、戴假发，建海军、练炮兵、砸碎教堂的铜钟用来铸造大炮，甚至把俄罗斯的首都从农耕区强行迁到大海边，建立了面向强国和大海的圣彼得堡。那种气魄和勇敢给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文革前，我看《彼得大帝》、《海军上将乌沙科夫》这些电影都不下五六遍。我到草原以后，从草原狼的身上找到了彼得大帝的性格来源。生活在茫茫俄罗斯大草原的俄罗斯民族，原本就是草原民族，它的农耕并不发达，而且俄罗斯还受到蒙古金帐汗国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和输血。没有草原和草原狼就不会有伟大的改革家——彼得大帝。
这两个原来比自己落后得多的邻国，都是凭借强悍的狼性格，后来居上，骑到中国的头上的。
杨克说：你是个忧国忧民的人。你实地考察和长期研究，理出这么一个史论大纲，你最终想达到什么目标？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最终结论。
陈阵说：我考察研究近30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病根，寻找中国的出路。现在找到了中国这条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对症下药，把握民族的命运。
首先，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把中华的民族存在尽快地转变为经济政治上具有充分竞争性的民族存在，尽快培养出强悍进取、永不满足的民族性格。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之根本。
其次，在民族性格上，坚决走“现代文明狼”的道路。必须适度地释放和高超地驾驭人性中的狼性，这是条世界性的高难道路。狼性充满凶猛强悍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时又充满疯狂的贪婪、掠夺和破坏力。人性中的狼性特别像热核反应，能量巨大，破坏性也巨大，控制得好就能造福人类，控制不好就会毁灭地球。世界上没有多少民族和国家能合理地释放它，又能牢牢地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