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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大约九点钟，我走进皇族夜总会时，却感到有些异样。门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也不见领位的小姐出来恭迎，一两个穿西服的工作人员从门厅匆匆低头穿过，也不看我。我满腹疑惑地往里走，竟如入无人之境。走廊上，看不见一位小姐，舞厅里，灯光昏暗，堰旗息鼓。酒吧台边，几个男侍或交头接耳，或呆若木鸡。一个KTV单间的门打开了， 能听到里面一个男人高声训斥的声音。我举步过去，那单间门口站着两位身穿制服的民警，上下打量着我。我问，这儿出了什么事？民警答：这儿停业了，没事的都出去吧。我顿悟到这里一定是被公安局查封了！转身退至吧台，问那几位无所事事的男侍：吕月月可在？男侍七嘴八舌，说吕月月和另外几位小姐都被警察带走了。
“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了？”
“木知道，大概是分局吧。”
我走出夜总会，夜总会门外人车全无，而大门上的霓虹灯依然妖娆刺目，我心中一片茫然。犹豫了一会儿，我决定去公安分局看看。
从夜总会到分局不过几条街，我顶风骑车用了二十多分钟，才到了分局的值班室。我自称记者，向一位年纪不轻的值班干部询问今夜分局是否查封了皇族夜总会，值班干部打电话不知向谁问了问，答曰确有此事。我问是否已经将有关人犯押回分局，答曰未曾见，执行此项任务的特行科的人也未见回来。值班干部猜测，十有八九他们是到皇族夜总会附近的管片派出所去了。
“你是要采访吗？”值班干部随意问。
“我想搜集些这方面的情况。”我胡乱答。
来到派出所，门前果然停着几辆挂GA牌子的汽车，似乎证实了那位值班干部的分析。我向派出所值班民警出示了记者证，那是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的特约记者证。
值班民警看了，像是明白了我求见的目的，马上从后面叫出了一位干部，那人自我介绍说是分局特行科的，问我是不是想采访今夜的行动、我说不是，我是皇族夜总会服务员吕月月的家人，家里刚接到电话说她被带到这里，所以我特地赶来问问情况——她犯了什么法吗？
特行科的干部听我如此说，态度立即官样起来，说：“皇族夜总会长期以来三陪问题十分严重，我们已经多次警告教育无效，所以经研究决定予以停业整顿。”
我问：“吕月月本人犯了什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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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答：“据我们掌握，皇族的小姐都有三陪的问题。”
我问：“何谓三陪？”
他答：“陪唱、陪舞、陪酒。”
我问：“吕月月据你们掌握陪了什么呢？”
他答：“陪酒。这是违反政府有关规定的。”
我问：“有陪酒的证据吗？”
他答：“我们今天当场看见她陪客人坐着，她面前也摆了一杯酒。服务员按规定只能站着服务，不能坐下来，更不能陪酒。女孩子陪酒只是开始，这样陪下去，什么都可能陷。你们作为她的家长，不一定了解这些情况。”
我说：“既然你们发现的只是陪酒，那按规定应该怎么处理呢？”
他答：“这个，我们还要研究。至于她们除了陪酒之处还有什么其它问题，我们目前还在调查。”特行科干部这时忽然意识到面前何许人也，意敢如此盘问执法人员。于是刹住答话，严肃反问：“你是她的什么人？”
我说：“我是她表哥，我想问一下，你们今天什么时候能调查完让她回家。”
他答：“这个，现在还说不准。如果一时查不清，有可能要先把她们收审，到时会通知你们家里的。”
特行民警危言耸听，可他恰恰没料到我这个法盲偏偏对收容审查这个名词有过接触，知其用法。我理直气壮地说：“收容审查是国家规定对一时搞不清住所的流动违法人员采取的审查手段。吕月月有家有业，怎么能收审呢？她犯了法你们处理她也要依法，不依法也是违法。”
民警一时语塞，但依然板着脸，说：“你一定要等你就等着吧，我们现在都在工作，现在不和你谈了。”
他说完像是要走的样子，我越发叫板：“民警同志，最近市里正在要求我们报道一下公安干警在执法时正反两个方面的表现， 我希望你ffl不要赶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供反面教材。 你f（把这几个女孩子带到派出所扣起来不让回家，你们有法律手续吗？”
民警愣了一下， 答话的声气虽然照旧威严， 但话的内容已经多半是解释了：“我们带她们来是通过她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夜总会三陪的情况，怎么叫扣起来不让回家！你作为当事人的家属，我们希望你能协助我们对她们加强思想教育，这才是对她的真正爱护。”
我也适时地放缓口气，说：“这样吧同志，你看，今天这个天气，街上叫个出租车都叫不到，这已经十点多钟了，等再过一会儿，你们让她of怎么回家？她们都是女孩子。”
民警见我态度缓和了，也平心静气地想了一下，说：“你等一会儿，我进去看看他们谈完了没有。”
民警进去了，出人意料地快，竟把吕月月领出来了。一面对她训导着：“你先跟你家里人回去吧。回去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问题，以后可能还得找你。”
吕月月看见我，愣了一下，低头从我身边过去，走出了屋子。我转身向民警道谢。民警说：“你们家里回去也得加强教育，这么年轻，为了那点钱整天陪人家喝酒，不是事儿！”
我暗暗连声地应了两句，急着去追吕月月，在派出所门目追上她。她不理我，上街左顾右盼。没有出租车。我站在她身边，说：“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她说：“我坐地铁。”于是我也不管我的自行车了，就陪她朝附近的地铁车站走。
地铁里没什么乘客，她坐在车厢一角，看也不看我。我坐在她对面，一路无话。
下了地铁又换末班公共汽车，到了永定门外。她住的离皇族夜总会真是太远了。
我想，她每天夜里下班光打“面的”的钱，恐怕一个月就得好几百块。
走到一个胡同口，她站住了，说：“就送到这儿吧。”
我说：“那好，我回去了。”我知道她必定料想我这会儿总得说点什么，可我什么也不说，告了辞便转身。
“你，娃海是吗？”她终于叫住我，但不看我，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我说是。
“你要我怎样谢你，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你听着，除了钱我什么也不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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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多了，”我说，“我最初找你不过是想问问关于意大利小提琴那个案子的事。”
“你问它想干什么？”
“我告诉过你我想写一个剧本，我觉得这故事不错。”
“嗅，我忘了，你好像是个作家。”
“就算是吧。”
“作家都像你这样好心吗？”
“不一定，不过作家都很好奇。”
吕月月闷了一会儿，终于用眼睛直视我了。她说：“你白天来吧，下午三点钟，就在这儿，等我。”
白天，下午三点，我如约前往。到永定门外时，已找不见昨夜那条冷僻的胡同。
夜间清静空荡的街道，此时已被一大片破烂嘈杂的旧货地摊覆盖。在寒流过后的灰白色的阳光下，到处是垃圾一样的旧家具、旧自行车、旧瓷器、旧衣服，甚至破锅破木头都堆出来叫卖。我在这半城半乡的人流中辗转寻找。昨夜的冻土已被无数双脚踩化，脚下污水横流。我片片断断地搜寻着记忆中尚存的关于那个胡同的每一个细部，忽而明了忽而依稀。正在焦灼之际，身后忽有人唤。
“海先生，早来了吗？”
我回头去看，正是吕月月。从装束上看，像是出门才归。我问：“你出去了？”
吕月月不苟言笑，只简短说：“啊，跟我来吧。”她那张标致如画的脸上，依然冷淡如冰，头也不回地引我透迄前行，穿过地摊，走进胡同，又进了一个院落。
我们低头穿过悬挂在院里晾晒的万国旗一般的湿流派的衣服和床单，来到最角落里的一个矮檐下。吕月月掏着钥匙开门。门打开后她进去了，并没有招呼我，我自己跟了进去。
这屋子很小，一张床，靠墙的床边用木板架着一个箱子，箱子上摆着镜子和梳子擦脸油之类，门口有一只小的铁炉子和一堆蜂窝煤，地上放着脸盆和拖鞋，以及两个无漆的小凳。除此再没有别的家具。因为窗户太小，又糊了一层白纸，屋里很暗，吕月月进屋便先开灯，然后捅炉子。炉子灭了，她扔下通条，看着我说：“灭了，我呆会儿就得上班了，别生了，你冷吗？”
我问：“你们歌厅不是被封了吗？”
“我们老板托了托关系，今天又让我们开了。”
“那你晚上下班回来怎么办，回来现生火？”
“不用，我习惯了。”
我脱下羽绒服，说：“我帮你生上吧，我会。”
吕月月没有反对，于是我帮她生上炉子。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是烧蜂窝煤的，生炉子的方法我还记忆犹新。吕月月从邻家借了一只炭煤和几块劈柴，我烧火，很快屋里便有些暖气了。吕月月坐在床上，看我。
“关于那小提琴，你想知道什么？”她问。
“来龙去脉，都想知道。”我说。
“那是个很罗晓的案子，三两句说不清楚。”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随叫随到。”
吕月月低头，半晌不语，我也低头，去看炉子里渐渐烧红的煤眼。
吕月月说：“你要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跟你说。”
我说：“什么条件？”
她说：“第一，你的剧本写完后要给我看，我讨厌无中生有的东西。”
我说：“这没问题，写完一定给你看，你要我怎么改，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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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个案子你可以听，可以写，但剧本不能拿出去发表。你不是就为了好奇吗，那我满足你的好奇心，但你不能拿这故事去赚钱挣稿费。”
我一下犹豫了，“为什么？”
“你不同意就算了。谢谢你昨天送我回来，谢谢你今天帮我生炉子。”
吕月月把头歪过去看墙上的挂历，我说：“我没说不同意，我只是想问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我不愿意拿自己去充做人家作品的角色。我只想平平静静地生活，我不想有人打扰我。除非我死了，那你爱怎么发表就怎么发表。”
我咬了咬牙，决定先应下来，“好，”我说，“我同意。”
吕月月转过脸看着我：“你发誓吗？”
我说：“我发誓，我保证……”
“拿什么保证？”
“…拿，良心！”
吕月月的眼睛一动不动，好半天才垂下长长黑黑的睫毛，“但愿还有良心这东西。”她说。
“那，你看，我以后就到这儿来找你吗？你白天都在吗？”
“我每天下午在，上午我有事要出去，你要来就下午来吧。三点以后，我们可以谈一个多小时。我七点上班，五点就得从这儿走，路上还得吃饭。”
我看了看表，已经快五点了，似乎我应该告辞了。我说：“吕月月，我向你做了保证，你能不能也保证一下呢？”
“我保证什么？”
“保证不反悔。”
吕月月笑了一下，在我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像个普通人那样对我笑。她的笑很迷人。
“当然，我不反悔。”
“那我明天就来行吗？”我趁热打铁。
“行。”
于是我们从第二天就开始了这场双方都必须守约的访谈。吕月月除了晚上在夜总会上班外，每天上午都照例出去有事，是什么事我开始并不知道，也不便去问。
有时候她下午也不回来。我们断断续续谈了两个来月，从我的访问记录上看，一共谈了二十六次。记录都给她本人审阅过。我因此也终于放弃了那个与名家共荣的系列剧创作的机会。遵照我自己的诺言，对吕月月的访谈记录一直没有发表。而这些记录在今天终于面世的原因，我以后自会给读者一个交待。
海岩：吕月月，在咱们开始谈以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上次我去公安局找伍立昌同志的时候，听传达室的一个老同志说你上过大学。我想问一下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学的什么专业。
吕月月：中国刑警学院，就是沈阳的那个，我学的是刑事侦查专 业。
海岩：女同志学这个专业，让人觉得豪情壮志，很传奇。
吕月月：但愿时间倒转，让我重选一次。
海岩：你毕业多久了？
吕月月：两年多，快三年了。
海岩：毕业后直接分配在公安局侦察处？
吕月月：先在派出所实习锻炼了一个月，然后就分到处里了。
海岩：搞侦察工作是否像电影里那样，特别刺激？
吕月月：得了吧，繁琐枯燥。刚去的时候每天主要是听电话，做记录，帮老同志按材料。另外就是帮人做些调查取证工作。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处搞的一个经济案子，派我去查一张发票。我在那个公司蹲了半个月，天天翻发票本，一天十多个小时，一张一张翻，翻了半个月，你想想，刺激吗？到最后也没翻出来。
海岩：你接触这个小提琴案是在什么时候？
吕月月：小提琴丢的时候我还上大学呢。当时是我们队里一个老同志管这个案子，他叫焦长德，从二十岁起，干了四十年刑警。这也是他退休前接手的最后一个案子，一直就没破。这种案子一时破不了是很正常的，可这是他接的最后一个案子，他这四十年结束了很想给自己划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结果没划成，连句号也不是，是个省略号。
海岩：这种老同志，我倒挺理解的，也许是因为我年龄比你大十来岁，所以对这种老同志的心态，多少理解一些。
吕月月：就是，老焦退休以后在家也呆不住，又跑出来补差，可他干刑警四十年，除了和罪犯打交道其它什么也不会，只能又跑到我们队里帮忙做档案清理工作，一个月也就一百多块钱，还不如我现在在歌厅一天的小费呢。不过老头儿对我挺好，特喜欢我。因为后来他得了心脏病住医院，每次给他送退休金都是我去。
海岩：他退休以后，这个案子是不是就由你接手了？
吕月月：哪儿啊，这案子老也破不了，就给挂起来了。后来又重新技班子搞的时候，是我们刑警队伍队长挂帅。现在他也当上副处长了。这是大案子，我们这种新来的大学生，只能打打下手，跑跑龙套。
海岩：这案子怎么又重新搞起来的？是哪年的事？
吕月月：是前年吧，我记得是五月份的事，伍冬冬他们小学里搞红五月音乐会。
他爸爸，啊，就是伍队长，说是局长有事召见，去不了，让薛宇替他去，薛字就拉上我去了，我记得那是星期天。
海岩：薛宇是什么人？
吕月月：我们刑警队的，也是个大学生，警官大学毕业的，比我早两届。那天伍冬冬有个节目，他们十来个孩子一起来了个小提琴齐奏。冬冬是他们学技音乐小组的，他们拉的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意大利小提琴，他们拉儿童小提琴。不过冬冬那年十岁了，可以技成｜人的那种小提琴了。那天我还答应以后送他一个成｜人的小提琴呢。我特喜欢冬冬。
海岩：你刚才说，这个案子是前年五月份又重新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