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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正德元年岁末，右都御史刘宇（近似监察部常务副部长）通过大学士焦芳的介绍拜见了刘瑾，刘宇的见面礼是上万两银子（约400万人民币）。据记载，这是刘瑾收的第一笔上万两银子的贿赂。说，当时刘瑾“初通贿”，对贿赂的期望值不过几百两银子，见了万两银子不禁大喜，说：“刘先生何厚我。”刘宇的投资迅速获得回报，正德二年正月，刘宇升为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
刘宇知恩图报，成为“阉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发现刘瑾特别恨御史仗着谏官的职权说三道四，便请来一道圣旨，发布了管制御史的新政策，有点小过失就打他们一顿屁股。刘瑾见刘宇能封住部下的嘴巴，有真本事，便给了这位御史首领新的奖赏，让他当上了兵部尚书（近似国防部部长），加太子太傅——仅次于太子太师的至尊头衔。刘宇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贿赂狼藉”，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以至当他再次高升，当上中央六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书后，发现文职官员的贿赂不如武官出手大方，竟挹挹叹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刘瑾的势力壮大了，政策选择空间也大了，便把“等水政策”改为“抽水政策”。“抽水”并不排斥“等水”，主动流过来的照旧接纳就是，但遇到缺乏自觉性的干部，刘瑾可以直接过去抽，这就主动多了。显然这是一项对刘瑾更有利的政策。政策颁布试行后，总的反应也是好的，只有蒋钦等个别人跳出来反对。
蒋钦已经随着众多御史跳出来一次，要求皇帝挽留刘健，结果全体挨打，各自三十廷杖，其中一位被打死了。挨廷杖的打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廷杖时可以穿棉裹毡，刘瑾改了规矩，廷杖要扒下裤子打。据说刘瑾训练打手很有一套，做个皮人，里边塞入砖头。练狠的，就要平平常常地打下去，打完后看那皮子依然完好，里边的砖头却要粉碎。练轻的，就在皮人外边裹上一层纸，重重地打下去，打完后连纸都不许破。行刑时，只要监刑太监的脚站成外八字，就轻打。如果站成内八字，就往死里打——当然，这些都是难以得到确证的传说，不过，设身处地替蒋钦等人想一想，谁有胆量去试试真假？蒋钦第二次跳出来后，又被打了三十廷杖，打完后关入监狱。第二天，蒋钦又在狱中动笔写上疏，大意如下：昨天臣因为上疏受杖，血肉淋漓，伏在狱中的枕头上，终于还是难以沉默不语。……请陛下将臣与刘瑾比较一下，是臣忠呢，还是刘瑾忠呢？忠不忠，天下人都看得明白，陛下也很清楚，为什么如此仇恨臣，而信任那个逆贼呢？臣的骨肉都打烂了，涕泗交流，七十二岁的老父亲也顾不上赡养了。但我死了并不足惜，陛下随时可能遭到亡国丧家之祸，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希望陛下杀掉刘瑾，悬首于午门，使天下都知道臣蒋钦直言敢谏，知道陛下英明诛贼。如果陛下不杀此贼，就请先杀了臣，使臣能够与龙逢、比干同游于地下。臣不愿与此贼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据共同记载，蒋钦在狱中起草上疏时，灯下微闻鬼声。蒋钦猜测这是祖先之灵在警告自己，怕他上疏之后遭遇奇祸，于是整顿衣冠道：如果是我的先人，何不大声告诉我。果然，墙壁中传出更加凄怆的声音。蒋钦叹道：我已经献身国家了，按照忠义的要求不得再顾私利。如果从此沉默不语，对不起国家，那才是对先人的羞辱，是更大的不孝！说完继续奋笔上疏，说，死就死，这份稿子不可更改！于是鬼声停息。
上疏递了进去，又换来三十廷杖。三天后蒋钦死于狱中，终年四十九岁。（注6）实践检验证明：抽水政策是行得通的，反不掉的。于是，这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潜规则就在各种备用潜规则中脱颖而出，成为刘瑾的标志性特征。
其实我们也不好过分责备刘瑾。抽水机规则行得通行不通，并不是刘瑾这位太监所能决定的，刘瑾不过是在皇权不受制约的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已。他甚至不得不追求更大的权力，因为有人想要他的命。而权力一旦到手，那些巨大诱人的物质利益就显得唾手可得，伸手即得，叫世间凡人如何按捺伸手之心呢？
换句话说，只要帝国的权力格局不改，抽水机总是难免出现的。只要存在个别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凡夫俗子，只要他们将几颗管用的官印混到手，刘瑾的徒子徒孙便难免繁衍开来。这种繁衍与性能力无关。生态学上有一个生态位的概念，譬如大地上的粪便资源未曾利用，就会进化出利用这种资源的屎壳郎之类的新物种。如果将屎壳郎赶尽杀绝了，就相当于空出一个生态位，那么，用不了多久，还会进化出别的什么壳郎，或者进化出喜欢吃屎的狗，以屎为家的蛆，等等。总要充分利用资源，填上这个生态位才肯罢休。刘瑾刘壳郎又不是什么新物种，不过个头大点罢了。络和源头
周钥自杀事件发生后，那位惜贷的赵知府被逮捕问罪，讨债一般逼人致死的刘瑾却什么事也没有。此事传得沸沸扬扬，影响自然很不好。于是，阉党骨干张綵找刘瑾谈了一次话。张綵说，如今天下送给您刘公的财富，并不都是私财，往往先借贷京师，回去后动用官库中的银子偿还。刘公您何必搜敛怨恨、遗留祸患呢？
刘瑾深以为然。他早已不缺银子了，安全的价值却越来越高，抽水机继续狂转下去已经得不偿失。这时候，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恰好按照老规矩纳贿来了，刘瑾揭发检举了他们的行贿行为，将他们全部治罪，给自己换来了拒贿一次的名声。随后，刘瑾派遣十四位给事中和御史下去，严格盘查各地官库。官库的银子早被刘瑾等人抽亏空了，如何经得住那些鹰犬的严查？于是，各地政府争相厚敛百姓，弥补亏空，众多小抽水机响成一片。（注7）
现络的下几个层级，斗渠农渠毛渠系统。我们应该考察那些向刘瑾输送钱财的人如何抽取钱财，他们抽取的钱财又来自何方，如此一层层地络的所有源流、节点和流量描绘清楚，然后再把其中的利害关系与演进历史讲清楚。不过这项工作太吓人了。
实际上，每个官、吏、役的职位，包括临时性络中的一个节点。不同节点所连接的潜流数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与苦差之别。这是一幅复杂得可怕的庞大图景，即使我们生活在明朝正德年间，并且获得调查采访的自由，这些隐秘知识也只能先切成条条块块，分开掰碎了向各处的内行人请教，再逐步拼凑成一幅接近完整的画面。我了解的情况既不完整也不深入，但细写起来仍将篇幅浩大。这里暂且以概述与示例相结合的方式，把手中的碎片拼凑一二，粗浅地勾勒一个轮廓。
我们先说“官、吏、役”中的官。全国上下文武官员之“缺”数以十万计，每个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规和常例的滋养。这种断言涉及十余万职位，很难证实，但我们可以试着证伪：看看最清苦最没人爱干的官能不能得到陋规和常例的滋养。据说，明朝最清苦的官是州县级儒学教官。卷二十六开篇道：“天下的官随你至卑极小的，如仓大使、巡简司，也还有些外来钱。惟有这教官，管的是那几个酸子。有体面的，还来送你几分节仪；没体面的，终年也不来见你，有甚往来交际？所以这官极苦。”
话虽如此说，作者接下去却讲了一个学生当了御史，老师去看望，众人为了巴结御史纷纷巴结御史的老师，那清苦教官竟然得了二千两银子的故事。这套陋规也是有名头的，属于“打秋风”名下的“撞太岁”。这就是说，教官的座位下即使没有固定潜流的滋润，未必没有间歇泉或季节河的接济，而季节河的来源最终也是众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再说，说得也不全对。教官与学生的关系能够影响助学金的发放，这就生出了私下的利益交换。更何况那“几分节仪”也不能不算常例，不过尺寸小了点而已。在这些私人性的交易中，教官出售的实际是国家财政的教育拨款，还有升官发财的才能——最终仍要由百姓付钱。
我们再说说“官吏役”中的吏。吏员之“缺”的数目，在名义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实际数目却可能多出三倍五倍甚至十倍。这些严重超编的吏员靠什么生活呢？中央财政的地方存留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少数在中央财政安排中有位置的吏员，名义收入也少得可怜。但他们的生活却很不错，并不比如今县委县政府的中层干部的自我感觉差。他们是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收取陋规和常例的机会也多得多。
我在（上册）读到过中的一封揭发信，清朝一位户房书吏因内讧而把这个位置上每年的陋规常例条分缕析地开列出来，结果，总数大得吓人：巴县户吏彭泽膏每年可以吞蚀银子一万六七千两。其中最主要的源头是巴县每年的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约，总价值约一百数十万两。按照惯例，每百两收三钱契税，税率是千分之三。这就有四千两之数。这笔钱用来支付众吏役的伙食费已经绰绰有余。而这位户吏每张契约又另收银子一两二钱。巴县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张契约，仅此一项，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两银子。
最后要多说几句官吏役中的役。差役之缺（正役）的名义数量已经多于吏员，实际数量还要多出数倍以至数十倍。（明）佚名中说到了苏州府常熟县的衙役数量：“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是常熟有万余虎狼，横行百里之中，弱肉强食无已时也。凡乡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于此。”（注8）名义上不过二百个编制，实际上竟然有万人，相差五十倍，读起来未免骇人听闻，难以置信。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间人刘衡的记录中看到过类似的佐证。刘衡说，他当四川巴县的知县时，衙门里有七千多名衙役。我们可以怀疑无名氏的记录，却不好不信县太爷关于本县衙役数量的说法。
这批数目惊人的差役几乎没有正式收入。正役的名义收入也微薄到了难以维持生活的程度，所以他们主要依靠陋规和常例生活——如今，许多大盖帽也是如此谋生的，政府只给政策不给钱，我们不应该感到新奇。
说到大盖帽，我们便进入了官场的络的最底层，直接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毛渠系统。实际上，最基层的毛渠系统恰恰是最稳定的，就好像基本建筑材料一样，不管建筑样式或表面装修如何随着权力分布的变化而花样翻新，基本构成永远是灰色的砖头瓦片，永远是衙役们面对百姓时的那副抽水机嘴脸。所以，我们不妨忽略时间间隔，动用相距数百年的积木拼凑同一个横断面。
1999年10月29日出版的“百姓记事”栏目里，刊登了河北石家庄发生的一个故事，题目叫“春天有老鼠”。
故事说，每到春天，总有一群穿制服的人，走进沿街的店铺，检查卫生，分发鼠药。鼠药的价钱由他们信口说，不容商量。
有一天，这群制服到隔壁的眼镜店卖鼠药。老板说老鼠眼睛好，不偷眼镜，也不吃眼镜，硬是不肯买鼠药。制服说不服他，就招呼了一声，一群制服揪住那位老板往面包车上推，要他去参加爱国卫生培训班。一边推还一边说：瞧瞧你，一点现代意识也没有，不配活在九十年代。这下老板老实了，赶紧掏钱买鼠药。
然后又搭配卖鼠药盒，价钱也由他们说了算。有人问：不买行吗？回答说行。但过几天要检查，若发现谁没有，就罚款。到时候别后悔。放鼠药一定要按照规矩放，不合规定的也要罚款
过了几天，他们真来了。先到了一家礼品店，老板从柜台下掏出鼠药盒，他们说不行，要罚款。“瞧你这盒子上这层尘土，一点都不卫生，老鼠能来吃么？”过了一会，这些人到了作者开的小店。他慌忙掏出了那个鼠药盒。他们看了看，同样说罚款。他问为什么，他们随手一指，你的鼠药盒，应该放在那儿，可你竟放在这儿了。
（清）李榕卷三也讲了一个亲身见闻的故事。
故事说，四川剑州有一种“查牌”差役，有时四五人，有时七八人，四散于乡，既不知道这份差使起于何时，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负责查什么，乡下人只管他们叫“查牌”。查牌差役所到之处，市镇街坊上的生意人，有的为他们安排酒食，有的送他们一些盘费。这些差役到了路边小店或偏僻零星人家，也必定吃人家一顿，还不断抱怨自己干的是苦差。从来也没有人敢和他们对抗。一旦遇到有酗酒的、赌博的、偷窃瓜果鸡狗的，这些人立刻窜入其中，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要将人拘拿捆走，再根据其贫富程度讹一笔钱，至今也没有真把什么人抓到官府去。
李榕说，近年来有一些小贩，从广元贩运硫磺去中坝的花炮厂，路过他们那一带，多次被查牌差役敲诈勒索，本地的无赖子弟也和他们串通起来敲诈分肥。这些小贩多次跑到我家哭诉，我只能劝他们改业，安慰一番后劝走他们。因为无人向查牌差役讨个说法，这些差役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李榕写道，昨天听说街坊的一个酒馆，查牌差役径直闯了进去，把酒壶收走，还用酒壶敲打着酒馆老板说：县长大人下令禁酒，天旱缺粮，不许用粮食煮酒熬糖。说完转身就走。今日我们这里所有与酒业有关的老板都来到我家，向我打听煮酒到底犯的是什么法，说这关系到我辈的家业资本，怎么能说禁就禁？我还听他们说，查牌差役已经在乡下敲诈了某酒馆很多钱了。
后边还有很多话，最后一句话是：天下衙门如此，又怎么能怨恨洪秀全呢！（注9）细品上述两个故事，毛渠系统中体现出来的实力格局，属于加害能力相差悬殊的捕鱼格局或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换格局。这与刘瑾是一样的。我不能给你什么甜头，但我可以让你尝尝苦头。我成事不足，但我败事有余。你不想被害得倾家荡产，就要掏钱。差役和刘瑾一样想害谁就害谁，被害一方完全是任人宰割的鱼肉，只能找乡绅哭诉一番。按照李榕的说法，由于被害者不敢和差役们对抗，差役的胆子便越来越大。但是替那些小商贩和小老板想一想，究竟是对抗合算还是屈从合算呢？只要不封商店，只要差役的敲诈策略是分步骤进行的——先卖鼠药，再卖盒子，再收罚款，一笔钱分成三次敲，每一次敲诈的数目都让对方不值得翻脸拼命，那么，个体小商贩还是屈从合算。如果小商贩胆敢拼命，“妨碍公务”，差役们更有机会敲诈一笔，小商贩更不合算。
不过也可能有另外一种计算方式。假如李榕这位乡绅答应小商贩和小老板们的请求，专门替他们打抱不平，成立一个商会之类的自我保护组织，按期收一笔会员费，乡绅本人在必要时可以直接找县太爷告状，县太爷处理不利时便联合别的协会提出罢免案，那么，基层的利害计算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小商贩单兵作战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值得为了一笔小钱与官家冲突。如果有了商会，为了众人的一点点小钱便值得冲突甚至上访。从李榕的角度考虑，越显得自己有用，越有理由多收会员费。从会员的角度考虑，养活李榕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