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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香火不绝!
“至于李弘嗣、李振声两人,你也一并去传朕的口谕,吩咐礼部将二人之灵位,奉入护国忠义庙内,从祀真武大帝!其余未尽之追封、褒扬事宜,着令军机处和内阁速议呈览!”
崇祯皇帝语气沉重地说完了这些话,仿佛是终于了结了一件心事一般,往后靠在圈椅的靠背上,看着王承恩,疲惫地摆了摆手,示意王承恩等人离开。
自古以来,最令人痛心疾首者,莫过于忠臣良将之死。
而在明末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又尤其多。
李弘嗣、李振声这两个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之死,之所以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与反躬自省,是因为他对之前采取的许多冷酷无情的方略,产生了怀疑。
怀疑这个方略的正确性,怀疑付出这样的代价值不值。
虽然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眼里,大明朝的这些军民百姓也好,这些文武大臣也好,前世早就是一堆白骨,早就是历史尘埃了,怎么摆布都可以,他都没什么心理负担。
而且没有如今的他的话,这一世,这些人同样迟早都是要殒命的。
只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时代的大明朝这么几年之后,他在改变着这个时代的同时,也在被这个时代所改变。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已经渐渐地融入了这个时代,融入了这个时代的生活,很难说他是一个现代人拥有了明朝的身份,还是一个明朝人拥有了现代的灵魂。
总之,他离不开这个时代,而且注定要在这个时代生活下去。
对此,他早已没有了任何抵触的心理,或者不适应的方面。
同样也为这一点,在对待这个时代的人物是非问题上,他的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战争或者饥荒中死去的百姓,不再是一个个无关痛痒的数字,他们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是大明朝得以存世的根本。
而对于那些忠于王师、死于战事的文官武将们,崇祯皇帝也有了真切的痛惜之感,已然不能再无动于衷,拿他们原本就是死于此时此地这样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了。
某人在历史上原本就是死于此时此地或者某场战事,并不能说明到了此时此地或者某场战事之上,他就该死。
因为这一世的大明朝,随着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到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这个重大变化之下发生的所有的重大事件,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都脱不了干系,而且他也应该负起责任。
这些东西,除了他自己之外,放眼整个大明朝,也没有人知道,更不会有人敢于去计较他这个皇帝的责任。
但是他自己,却得过得了自己内心的那一关。
就像当初的兰州,若是全力以赴,当然是救得了就得下的。
可是如果救下了兰州城,就等于是截断了陇右木速蛮和云集陇右的西北流贼前往河西的道路。
如此一来,西北官军就得在陇右地区与流贼和木速蛮死磕到底,而且还要冒着流贼回头突围流入内地的巨大风险。
这与原先定下的战略严重相悖,因此无论如何也做不得。
而做不得的后果,就只能是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流贼攻陷兰州了。
崇祯四年初的西宁,与当时的兰州城面临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
朝廷的大军要去救它也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救它的代价与所得不太匹配,属于得不偿失。
崇祯皇帝心里有所愧疚,也正是因为这个。
不过牺牲了西宁之后,从此崇祯皇帝和朝廷关于西北的战略,就算是全面铺开了,有了执行到底的基础。
接下来,只要朝廷的官军肃清和巩固了陇右甘南几个州府的土地,比如洮州、岷州、河州以及临洮、秦州等地,那么西北的大局,就算基本稳固了。
因为失去了这些战略要地之后,不管是如今身在兰州朝不保夕的奉天昌义文武大元帅闯王高迎祥,还是夺占了西宁城之后有些志得意满的大西王张献忠,他们的所谓大业终究都不过是一个个无根的浮萍而已。
张献忠不愿意跟着高迎祥北上兰州,就害怕有一天不得已渡河西去,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
眼下他选择夺占西宁,据守河湟之地,以观天下变化,现在看来,是比当年高迎祥北上兰州要高明一点。
但是河湟之地最大的问题,恰如王承恩所说,地方是好地方,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可惜就是人口稀少,物产贫瘠。
加上背后还有一个不安分的林丹汗,想要借着这个地方崛起,那也是难上加难。
尤其是对于过去一直不事生产只靠抢掠为生的流贼队伍来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能够抢劫的对象也已经很有限了。
第一零一零章 求之不得()
如今的河湟之地,经过了去年春夏之际林丹汗的扫荡之后,留给大西王张献忠的抢劫对象,已经不多了。
西宁城方圆百里之内,特别是海东地区即青海湖以东地区,已经没有什么边地小城,或者蒙古部落、羌人部落,甚至是蕃人部落,可以让后来的流贼们抢劫了。
自从崇祯二年以来,曾经人口相对较多的海东地区,先后经历了木速蛮之乱,经历了木速蛮之乱后的回汉大战,尔后又经历了林丹汗统领的察哈尔余部的劫掠。
如今这片土地之上,早已是四野空旷,原来星星点点的那些小城和村寨,早已人去地空,干干净净了。
张献忠的大西营各部,今后要想从青海地区的游牧部落手中抢到足够维持生存的物资,恐怕就只能到距离西宁城更加偏远的地方去了。
与此同时,可供他们抢掠的部落,不仅在数量上面少了很多,而且剩下来的那些部落,也不是说抢就能抢的部落了。
因为那些至今还敢于在青海湖周边地区游牧的部落,可不是谁想捏就能捏的软柿子。
他们要么已经臣服了林丹汗,受到了驻牧察罕诺的林丹汗的庇护,要么就是自身拥有相当的实力,并不惧怕林丹汗或者其他外来的势力。
这样的部落,可不是哪个人说抢就能抢,或者说抢就敢抢的部落啊!
比如那个为了避开林丹汗,而率部迁徙到了阿尼玛卿山下莽剌川以南游牧的青海土默特蒙古中的最大一支,即火落赤台吉所部,就依然拥有不俗的实力。
林丹汗来到青海察罕诺驻牧,已经过去一年多了,除了收服了西海土默特蒙古各部之外,也只是劫掠了海东地区,勒索了一把河州的马进忠。
至于闻风而走、远远避开的火落赤所部,即便桀骜如林丹汗也没敢穷追不舍地前去征服。
再比如,那些游牧在唐古拉山以北、青海湖之南,直到川西北若尔盖草原这么一片广袤地区上的唐兀惕人,西康、卫藏、白利和德格四大部,也拥有不俗的实力。
就连一向狂妄自大的林丹汗,都不敢轻易前去招惹他们,就别说初来乍到、而且之前实力还受损不小的张献忠了。
这些在西康和卫藏高原上过着农耕或者游牧生活的唐兀惕人部落,也即史书上所谓的唐古特人四大部,与蒙古人渊源颇深,但却并不是蒙古人种。
当然,他们也并不全都是蕃人,而是蕃人、羌人,以及当年西夏亡国之后逃散隐逸的党项人,甚至还包含了一部分蒙古人,混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松散群落。
唐古特人在明末的时候,他们的人口并不太多,四大部加在一起,总数也只有十余万人。
不过,这个族群尽管生存的环境有点恶劣,人口的繁衍和增长比较缓慢,但是他们的成年男子,却都十分的骁勇善战。
不管是以农耕定居为主的白利土司部落和德格土司部落,还是仍旧以游牧为主的西康及卫藏地区更加松散落后的唐古特人部落,走的都是当年蒙古人全民皆兵的路子。
唐古特人落后的奴隶制,加上他们崇信的藏传佛教,使得这些唐古特人打起仗来,不仅一点也不怕死,而且还十分向往所谓的西方净土与极乐世界。
对于这一点,就连林丹汗也是心知肚明,直到等他在青海湖以西的察罕诺站稳脚跟之后,他也只是派了几个喇嘛作为使者,去与唐古特人中的几大头人,联络彼此之间的通商贸易之事。
而不是如同往常在蒙古大草原上那样,直接采取征服的手段,派出人马去胁迫唐古特人臣服自己。
初来乍到的张献忠,眼下或许还不知道青藏高原上的水深水浅,但若是他敢于按照之前在汉地的做法那么干,他很快就会知道这一点。
至于距离西宁比较近的那些投靠了林丹汗的西海蒙古各部,若是张献忠真的大着胆子去抢掠的话,那就更热闹了。
或许从此之后,积石关外的两大势力,就将再也不可能对三边陇右之地构成威胁了。
而这一点,也正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正求之不得的一个局面。
至于林丹汗与张献忠会不会走到一起去,崇祯皇帝则完全不担心。
在原本的历史上,八大王张献忠这个人,与同样属于流贼团伙、同样属于一个战壕的李自成、罗汝才、马守应等人,始终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已经足以说明他的个性了。
这样一个人,又怎么可能与同样一个尿性的林丹汗走到一起去呢?
这两个人能不打个天翻地覆就不错了,充其量也就是保持着一个相互提防而不大打出手的局面。
张献忠这个人,既不是高迎祥,也不是李自成,要想让他降尊屈贵地依附林丹汗,并且跟林丹汗两个人穿一条裤子,这辈子想都不用想了!
而林丹汗这个人就更不用说了,已经狂妄自大到了连大明朝的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地步,又怎么可能跟一个大明朝的流寇走到一起,甚至于向他低头弯腰呢?
所以,一番计算之后,崇祯皇帝终于放下了对西北的忧虑,除了传谕内阁和军机处,追封褒奖李弘嗣和李振声等西宁守城军民之外,终究也没有采取其他进一步的动作。
而是一切还都按照先前的既定方略,由军机大臣李邦华等人继续全权负责西北的战事。
只是再次传谕督促兵部尚书南居益和户部尚书毕自严,继续加紧往西北地区转运枪炮弹药等军火和钱粮物资,以备西北官军各部继续围攻兰州和夺取积石关之需。
说一千道一万,打仗打到最后,还是看财政。
特别是如今大明朝与流贼和西北木速蛮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已经持续了一年半。
谁能够把这场战争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取得胜利。
而能够最后决定这场战争之胜负的因素,对于大明朝这边来说,主要就是财政问题了。
如今西北官军装备的军械武器,比流贼和木速蛮先进得多了,而战略上也是步步为营、稳中求进,只求把兰州的贼军赶过黄河即可,并没有什么犯错的余地。
只要京师武备院提供的枪炮弹药和户部仓场提供的粮草物资,能够源源不断供应得上,那么取得最后的胜利,就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罢了。
放下了西北的事情之后,崇祯四年三月的光阴,也就在崇祯皇帝的种种悲欣交集之中,很快成为了过去。
崇祯四年春闱如同以往的一样,考试三场,每场三天,参加考试的举人和国子监生们,在每场考试期间,都是吃住在考场中自己的考棚里面。
在这前后历时九天的春闱大考期间,崇祯皇帝曾经想过趁着考试的时机,亲自去到内城的贡院里面看一看,亲眼见识一番这个时代的会试,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不过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就被再次支持春闱的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徐光启谏止了。
那个被崇祯皇帝派去贡院传谕的司礼监随堂太监王坤,回来向崇祯皇帝禀报说:
“皇爷!徐老大人声言,皇爷御驾亲至,兴师动众,动静太大,波及必广,对贡院之内参加会试之举子,恐有冲撞影响,因此坚持以为不可!
“不过,奴婢以为,若皇爷真想去贡院一观,莫若只少带三五侍从微服私访!”
这个王坤,也是经王承恩推荐而提拔起来的太监,此人口齿伶俐,兼且人也机灵,如今在司礼监充任随堂太监,常常奉旨到朝廷各个部院衙门传达皇帝的口谕。
原本崇祯皇帝对这个头脑灵活的司礼监随堂太监印象还不错,不过经此一事,观感大为改变。
最终,崇祯皇帝不仅没有微服私访礼部贡院,而且对于这个王坤,也立刻打消了进一步重用他的念头。
至于宫中的这些太监,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对他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只要求绝对的忠诚可靠这一条,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有没有才华并不要紧,不懂得察言观色迎合上意也不要紧,甚至是贪点儿小财都不要紧。
而最要紧的是,就是忠于皇帝的根本利益。
如果你不知道皇帝的根本利益在哪里,那么最最要紧的就是学会遵守皇帝的规矩。
而这其中最要不得的一点,就是自以为是、投上所好的小聪明了。
第一零一一章 当然还有()
司礼监新晋随堂太监王坤,冒冒失失地在皇帝面前提了一次建议。
他本以为这是投皇帝之所好,而且在他看来,这也是一次获得崇祯皇帝器重与赏识的机会。
但却没有料到,崇祯皇帝不仅没有接受他的这个建议,而且看起来还相当反感这个建议。
这一点,直让王坤心里后悔不跌,知道自己还是没能沉住气,这一次怕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了。
不过崇祯皇帝的心思如此难以琢磨,倒也给这个后世以阴险狡诈而著称的太监,提前敲响了警钟,让他知道,他过去习惯的那一套做法,在崇祯皇帝面前并无作用。
且说这次春闱期间,崇祯皇帝最后一次亲自前往贡院考场的念头,因为这个太监王坤的自以为是,而打消了,但是他对这次春闱的关注,却并未受到影响。
由朝廷礼部每三年举办一次的贡院会试,历来都是大明朝选拔天下官员的所谓抡才大典。
会试之后,那些被选中的贡士们,或者说准进士们,除非在殿试之前犯下了什么大逆不道之罪,否则在接下来的殿试之中,是不会被皇帝淘汰掉的。
所以,只要通过了会试,能够成为贡士,就注定要成为大明朝朝廷或者地方的官员和准官员。
对于这样一群将来要为自己效力的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群体,崇祯皇帝也不可能不重视。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于明末的科举制度自然有着许多不同的想法,比如八股文的问题,比如死读书的问题,比如缺乏各种科学知识的问题,等等,他都想做出某些改变。
但是,他的所有想法,不管是改革科举的内容,还是改革科举的形式,都只能留待将来和以后慢慢去做。
因为他很清楚,科举制度几乎涉及到了大明朝上下所有读书人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的禁区。
在你没有树立绝对的权威,也就是说当你还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绝对不能轻易去否定它。
而且,在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眼中,持续存在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并不是非改不可,更不是他应付眼前局面的当务之急,完全可以留待以后再说。
比如说,留待消灭了建虏这个威胁之后,再着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