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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并不担心褒奖忠烈之士这样的提议会招致反对，他所担心的只是，他决意起用正一派道士们主持祭祀忠魂，并且通过祭祀忠魂推广真武信仰的这个想法，会遭遇朝中文官们的反对。
不过结果却证明，将对真武大帝的民间信仰与祭祀阵亡将士的忠魂捆绑在了一起之后，这件事情竟然出奇地顺利。
唯有阁臣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徐光启，在其所写的票拟之中，一笔带过地提及了正一道与全真道或可南北并重的意见。
至于内阁首辅李国镨以及阁臣兼军机大臣孙承宗，在这个问题上则始终保持了沉默。
就这样，崇祯四年的二月初八，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许誉卿等人呈递的奏疏，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批复同意，所提的诸条建议，在被内阁增删修改润色了一番之后，即奉旨以上谕的形式发往各地。
崇祯皇帝还口谕通政使司，让他们以邸报的形式，将其中诸条谕令昭告天下。
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谕旨加封真武玄天上帝为“护国佑圣北极镇天荡魔真武大帝”。
这么做，等于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加封的“玄天上帝”封号、“真武荡魔天尊”封号，以及明成祖朱棣加封的“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封号之上，又进一步把真武玄天上帝的地位提高了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达到了“真武大帝”的规格。
这么做了以后，真武的地位，基本上就算是与玉皇大帝之类的道教最高神仙等级“大帝”持平了。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并不想搞什么装神弄鬼的那一套，但是在当前的这个局面之下，要想不断地激发起军队和民间的尚武忠烈之风，除了提升军队的地位，提升武人的地位之外，还要充分利用民间对真武玄天上帝的信仰。
而广建护国忠义庙或者护国忠烈祠，让战死沙场的阵亡将士们配享忠烈祠，从祀真武大帝，就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与此同时，护国忠义庙也好，今后在各地敕建的忠烈祠也好，不能建了之后就算完事了，而是应该长长久久地祭祀下去，让它香火不断。
这就需要有专门的祭祀人员来管理，而以真武玄天上帝为主要神祇之一的道教正一派，恰恰符合这样的要求。
明朝中后期的时候，道教有两大派，一个是北方的全真派，另一个就是南方的正一派。
两派各有自己的特点与优长。
其实说起来，在这两个道教的大派之中，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内心深处更欣赏全真派。
因为全真派的道士们，尤其是丘处机传下来的龙门道士，普遍奉行克己、忍辱，清修、自苦，不妻、素食等戒律。
相比于那些可以娶妻生子的正一派道士们来说，全真派道士显然更有出家人的修行在内。
但是，崇祯皇帝思考了很久还是决定选择正一派。
一方面固然有太祖皇帝朱元璋、成祖皇帝朱棣，以及后来嘉靖皇帝对道教正一派一再提携重用的因素在内。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全真派的道士们，主要注重个人的明心见性、修道养生，追求的更多是个人的羽化成仙。
同时，全真派不是正一道那样的符箓派，不怎么搞符箓法术、炼丹制药、驱鬼治病、祈福消灾之类的宗教仪式。
这样一来，全真派固然显得比较高端有追求，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却是隔着一层东西。
这就像是佛教里的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一样，一个是度己先度人，一个是度人先度己。
既然这样，崇祯皇帝也只能选择正一派这个更加大众化，更能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道教派别了。
也是在这一道公开昭告天下的谕旨之中，崇祯皇帝谕令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正一道第五十一代嗣教大真人张显庸，携其长子张应京及门下高士弟子若干名，接旨之后北上京师朝见听用。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在谕旨之中，令辽东督师府鹿善继于医巫闾山选址修建辽东忠烈祠并医巫闾山烈士公墓；
令宣大总督杨鹤在大同府东北的白登山选址修建大同忠烈祠并白登山烈士公墓；
令直隶总督梁廷栋在军都山上选址修建军都山忠烈祠和军都山烈士公墓，并在紫荆岭上选址修建太行忠烈祠以及紫荆岭烈士公墓。
令东江镇五路都统制使安东侯毛文龙在安东镇守府辖内安州以北的妙香山，选址修建东江忠烈祠并妙香山烈士公墓，收葬阵亡将士遗骸或神位灵牌；
令贵州巡抚邵捷春在贵阳郊外选址修建黔西忠烈祠并黔西烈士公墓，收葬那些在平定水西之乱中阵亡的大明官军将士遗或者神位灵牌；
各忠烈祠，供奉真武大帝并关圣帝君神像，皆以阵亡将士神主灵位配享，由道录司正印正一嗣教大真人所遣弟子住祠主持，岁时奉祀。
第九六三章 考验考验（）
至于在朝中负责总领敕建真武忠烈祠事务的人选，崇祯皇帝则定下了从礼部新任左侍郎何如宠。
何如宠也曾是东林党外围的重要人物。
正因为他是东林党的外围人物，所以躲过了天启年间对东林党的政治清理。
同样也因为他是东林党外围的重要人物，所以当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接手大明朝的时候，何如宠已经坐在了京官侍郎的高位之上。
对于这样的人，即便你是皇帝，你也不能仅仅因为知道他曾是东林党的外围重要人物这个简单标签就把他赶出朝堂。
所以，崇祯皇帝的办法是，让他们这样的人暂时继续留在朝堂，给他们一些无关紧要但却比较棘手的事情去做，借以观察和考验他们的人品德行和办事能力。
当初让何如宠带着吴伟业等人前往琉球，就有这个考察的目的在内。
而这一次，何如宠从琉球归来，算是经受住了崇祯皇帝对他的这个考验，也赢得了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
因为何如宠奉旨前往琉球国的都城首里，册封权署琉球国事的尚奉为琉球国王，并不是去去就回的简单旅行，期间也经历了一些波折。
萨摩藩的岛津氏或者说鹿儿岛藩的藩主岛津家族，觊觎琉球国多年了，已经开始了不断蚕食琉球国领土的进程。
何如宠等人前往琉球之前，萨摩藩的岛津氏不仅已经在琉球国的都城首里开设了倭馆，而且派出了萨摩藩大量闲散的武士，等于是变相地在琉球国内驻留了军队。
所以，琉球国的尚氏派了人来北京请求册封，背后当然也有他们拉上大明朝为自己撑腰壮胆的打算，目的并不单纯。
天启年间，他们的上一任老国王病死，琉球国世子权署琉球国事的尚奉就派了人来请求册封。
当时没有派出册封的使节，除了江南已经造不出封舟的原因以外，恐怕也有看破了其中关节的缘由。
当然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当时的天启皇帝以及掌权的那些大人物们，看不上琉球这个弹丸之地。
不过这一世，如今的崇祯皇帝可不一样了，他完全知道琉球王国的重要性，知道日本萨摩藩对于琉球的危险性。
也正因如此，当初崇祯皇帝派了何如宠、吴伟业、翁之琪等人，去琉球册封琉球国王，恰恰是对他们这些人所做的一次不大不小的考验。
当然，这一次崇祯皇帝所做的准备比较充分，虽然没搞什么封舟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也没有给予琉球国王多少金银器物的赏赐，但却事先派出了驻泊于浙江舟山的一支水师船队。
正是由于有了崇祯元年武进士翁之琪所率的舟山水师，何如宠这一行才得以比较顺利地办完了自己的差事。
在翁之琪所带领的突如其来的大明水师面前，同时也在何如宠的一番恩威并施的交易之下，当时已经常驻首里城内并垄断着了琉球与日本贸易的萨摩藩倭馆，及其半军半民或者说亦军亦民的萨摩武士团，经过一番谈判，最终选择了服软。
萨摩藩强占琉球的最初目的，其实只是为了借助琉球这个海上中转站的位置，与来往琉球的中国商人贸易。
因为此前大明朝一直都是禁止与日本人发生贸易。
日本人盛产白银但却物产贫瘠，尤其在他们的战国时代后期，各地藩主大名，都十分迫切地想跟大明朝进行贸易。
岛津氏的萨摩藩因为距离琉球国不远，而其主要地盘鹿儿岛上又物产稀少，一向以贸易为生，所以借助琉球与大明朝的商人通商的愿望，尤其强烈。
就这么一来二去，让他们瞄上了琉球王国这个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并生出了占为己有的野心。
不过，崇祯皇帝派何如宠等人前往琉球的时候，正赶上了一个对大明朝来说比较有利的时机。
那就是此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已经宣布了锁国令，除了开放长崎这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之外，不允许日本的其他藩主大名私自对外贸易。
也因此，这一世，不管是对马藩还是萨摩藩，都不得不独自面对突然转了性的大明朝。
萨摩藩觊觎和进占琉球国的事情，对于萨摩藩或者对于日本列岛来说当然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但是在面对德川幕府的时候，却是一件不能公开，甚至是只能放在台下自己单干的私事。
这样一来，等到何如宠他们带着舟山水师的五十条大小战船一共两千多全副武装的士卒，抵达琉球的时候，相对于萨摩藩在琉球岛上一步步积攒起来的势力，就是一直他们无法抗衡的力量了。
不过，何如宠这个礼部官员，选择了先礼后兵，而没有直接诉诸于武力解决。
与岛津氏的代表一番谈判之下，不仅允许萨摩藩的倭馆在琉球国的国都首里城内继续经营，而且同时也允许萨摩藩岛津氏的倭馆，可以从今后常驻琉球的大明使节手中获得堪合与贸易特许，直接前往南直隶松江府的上海港贸易。
何如宠敢于这么做，当然不是没有条件的，而他提出的条件是，来自萨摩藩岛津氏的武士团，实际上就是萨摩藩岛津氏的军队，必须在限定的期限内全部撤出首里城以及琉球王国的北部岛屿。
因为琉球距离京师十分遥远，所以临行之前崇祯皇帝就给了前往办差的何如宠、吴伟业等人交待了许多注意事项，并给予了何如宠这个礼部侍郎自主决定大明朝在琉球事务上的全权。
崇祯皇帝的意思，当然也是要看看这个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何如宠到底能不能办事，能不能重用。
还好，这一次何如宠充分利用了崇祯皇帝赋予的全权，虽然向萨摩藩的岛津氏做出了不小的让步，与崇祯皇帝的设想有点差距，但他总算是顺顺利利地完成了皇帝交办的基本任务。
也就是驱逐了萨摩藩伸向琉球王国的都城首里的武士团，同时让大明朝的浙江水师之一即舟山水师正式进驻了首里城外首里港。
吴伟业和翁之琪统带着舟山水师，则被留在了琉球国的都城首里作为一文一武两个常驻的使节。
在正式册封了琉球国王之后，何如宠一直在琉球坚持等到萨摩藩的武士团全部撤出了琉球国，他才启程归来，前后历时整整一年之久。
等到他归来之后，不仅向崇祯皇帝汇报了经过，而且还向崇祯皇帝呈上一本自撰的《琉球行纪》，对琉球国的地理、山川、物产、贸易、人口以及文教等其他许多方面，都进行了全面详实的记录。
崇祯皇帝一看，这何如宠与其他东林党大佬还真不一样，还真不是那种除了道德说教之外就剩下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废物。
总的来说，崇祯皇帝对何如宠此行的表现还算满意，于是在他归来之后不久，就将礼部左侍郎这个一直空着的位置给了他。
虽然只是在侍郎的前面加了个左字，但是其意义却大为不同，不仅意味着何如宠成为了礼部的二把手，而且还意味着将是下一任礼部尚书的当然继任者。
而何如宠尽管当上了礼部的左侍郎，但是毕竟他还有着东林党外围人物的背景，所以崇祯皇帝也不可能让他参与到崇祯四年春闱的科举之中，与此同时，礼部眼下的另一个重中之重即历法的修订事务，也不可能让他参与。
到最后，理应归属礼部负责的总领真武忠烈祠建造的事务，就交给了何如宠这个新任的礼部左侍郎。
若是他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么徐光启的礼部尚书之位，也就算是有了一个合适的继任者了。
除了让何如宠总领此事之外，崇祯皇帝还任命了都察院左幅都御史贾继春副署此事，同时也令礼部仪制司郎中许誉卿、兵部职方司郎中牛聚明一同参与此事。
就这样，到了崇祯四年的二月中旬，扩建护国忠义庙并敕建真武忠烈祠的事情，迅速进入了选址筹建的阶段。
第九六四章 安北之策（）
极其巧合的是，正当崇祯皇帝这一道明发天下的谕旨，在京师内外传得沸沸扬扬，并被锦衣卫的人马带着，快速离京分赴四方传达的时候，大明朝的北方地区，再一次迎来了一场普降的大雪。
大雪对京师城内百姓的出行造成了一些不便，但是对于京师的朝臣和北方地区被干旱折磨了一年的老百姓们来说，却是一件喜上加喜的好事。
因着这场大雪的到来，崇祯皇帝此前加封真武玄天上帝为护国佑圣北极镇天真武大帝的旨意，立刻就具有了别样的含义。
在大明朝的民间信仰之中，真武帝君本就主管风雨兵戈，如今应时降雪，岂非正是真武显灵？！
在贾继春、牛聚明、许誉卿这几个御用喉舌的鼓动之下，京师朝堂之上一些见风使舵的官员，很快就又上书恭贺崇祯皇帝得天之佑的英明与圣德了。
这一次，包括孙承宗在内的几个内阁大臣，也分别上了贺表。
孙承宗这样的人物，当然知道万物有常的道理，知道老天爷下不下雨或者降不降雪，跟真武大帝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他们这些进士出身的文官，之前常常拿着天人感应的说辞，来劝说皇帝应该干这个，不应该干那个。
那么到了别人拿出天人感应的说辞，来支持皇帝如今的做法时，你又怎么能说根本没有天人感应这回事呢？
包括徐光启这个对于天文天象有着很深造诣的科学家，也揣着明白装糊涂，向崇祯皇帝呈递了自己的贺表。
不管崇祯皇帝的用心究竟是什么，至少敕建忠烈祠，并让那些在民间有着广泛信众的道教正一派道士们主管祭祀阵亡的官军将士这件事，却是徐光启所乐见的。
在他看来，其中的好处多不胜数，绝对算得上一个利大于弊的决策。
至于李国镨和孙承宗两人，差不多也同样是因为这个理由，才愿意以皇极殿大学士和武英殿大学士之尊向皇帝上表称贺的。
不管他们的心中如何疑惑，总之在去了一趟护国忠义庙之后，崇祯皇帝就开始接二连三地收获喜讯了。
崇祯四年二月十四日上午，宁嫔苏日娜十分顺利地给崇祯皇帝诞下了第三个皇子，母子平安。
崇祯四年二月十五日，按照惯例应该举行的建极殿望日大朝会，被皇帝取消。
崇祯皇帝带着周皇后、田贵妃、袁妃，一起来到了储秀宫后院的西配殿，看望宁嫔苏日娜与新生的三皇子。
崇祯皇帝按照之前的惯例，当场封了宁嫔为宁妃，并在征求了周皇后和宁妃自己的意见之后，为三皇子赐名“朱慈炯”，尔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