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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崇祯皇帝之所以要借着这个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则是因为他知道，在将来的历史上，随着华人下南洋的数量大增，这些西方殖民者在南洋各地多次对华人移民举起屠刀。
吕宋岛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当局是如此，爪哇岛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当局也是如此。
崇祯皇帝向荷兰人提出保护当地大明侨民的要求，就意味着这些人即便是离开了大明的国境，也仍然是大明朝的子民，你们这些红毛鬼子要是对这些大明侨民动手，那就要考虑到他们背后的大明朝。
崇祯皇帝当然知道，在大明朝的海军舰队能够抵达马尼拉以及巴达维亚之前，自己提出的这个要求，实际上可能根本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
但是，他还是得尽快向荷兰人提出这个要求。
因为这一世，他在崇祯元年的时候就解除了海禁的政策，闽粤地区因此得以出海谋生的百姓很多，而其中下南洋的数量，也比原本历史上的数量要多得多。
又因为如今大明朝与荷兰人的关系相对缓和的原因，从闽粤之地出海去往巴达维亚的人数，也比历史上多了不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当局，还会不会对下南洋的华人动手，甚至说会不会提前数年动手，崇祯皇帝也实在是说不准。
还好，这一世，由于荷兰人联手郑家的军队，提前了十余年铲除掉了西班牙人在东番岛上的势力，提前与远东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彻底撕破了脸，使得荷兰人的巴达维亚总督府不得不集中力量提防西班牙人的报复。
所以，对于大明朝的一些要求，他们眼下还不能不答应。
至少他们在东番岛上的存在，如今不再取决于他们自己，而是取决于他们与大明朝的关系。
就是在驱逐西班牙人的战争之中，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高层非常惊讶地发现，在东番岛陆地上的中国军队，也就是郑芝龙麾下的郑家军队，不管是人数、士气、装备和战力，都对荷兰人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至少除了大型战船之外，荷兰人相比于东番岛上大明朝的军队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总督府前往东番岛东海岸圣洛伦佐城后世台湾宜兰苏澳地区的根本原因。
同时，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在与郑芝龙达成了协议之后，还要巴巴地北上大明朝的京师，与大明朝的理藩院以及大明朝的皇帝陛下再次确认协议条款的原因。
荷兰人不傻，尤其是来往过大明朝一趟的现任驻东番总督毕德诺，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郑芝龙在东番岛上的势力，与大明朝廷不同。
郑芝龙是郑芝龙，他与大明朝的北京朝廷之间关系微妙。
而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正在忌惮着郑芝龙势力的毕德诺，很快也就认识到，如果他们与郑芝龙之间的协议，能够得到大明朝廷，甚至是大明皇帝陛下的亲自确认，那么这个确认本身，就是对郑芝龙的一种制约。
与此同时，荷兰人的存在本身，对郑芝龙的势力来说，也是一种制约。
毕德诺这个红毛柜子，倒是把大明朝堂上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毕德诺成为了如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地区的高层人物中，最积极主张与大明朝展开合作的人。
同样基于这一点认识，毕德诺也写信力劝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部，继续资助以康迪纽斯为主的耶稣会在大明朝西北边疆的圣战事业。
而这一次，韦特带来的副手来自巴达维亚的安东尼？范？迪门，其使命，正是带着荷兰东印度公司资助的第二笔资金，前来交付给在华的耶稣会负责人，并且要担任康迪纽斯耶稣会保安团的军事指挥官。
对此，崇祯皇帝当然也没有反对。
就在接见了韦特等人一行之后，他也不等正旦大朝会举行，即令理藩院给安东尼？范？迪门等人开具了通行宣大、河中地区各个关口的文书。
让安东尼？范？迪门在京师雇了骡马车队和向导，在一队锦衣卫人马的护送之下，沿着用水泥混凝土铺装了半截子的京西驿道，一路往西，出居庸关而去。
同时，也让这个荷兰贵族军官出身的安东尼？范？迪门卡曼达海军中校，去代替德国人传教士汤若望的位置，让汤若望回来继续参与编纂崇祯历书。
除了除了荷兰人的特使之外，在崇祯四年正旦大朝会举行前夕，赶到北京城中的人物，还有朝鲜国的使节和对马藩的贡使。
而这一次，与朝鲜国使节一同来到大明京师的人中，还有经过了大明朝的驻朝鲜使节张溥与朝鲜国弘文馆共同选拔出来的朝鲜举子，一共是二十一人。
最初通过弘文馆选拔考试的朝鲜士子，总计多达七十二人。
但是经过大明驻朝使节张溥领着复林书院的人马，亲自检验了一番之后，就只剩下二十一个人了。
这些人写出来的八股文章，能够得到张溥、张采、周钟、孙淳等人的肯定，也可以算得上是当今朝鲜士林之中的所谓佼佼者了。
与这些被选中的朝鲜世子们一起，一同抵达京师备考崇祯四年春闱的人中，自然也包括了张采、周钟、孙淳、李雯这批身在朝鲜复林书院一边讲学一边研读的大明举人。
崇祯皇帝虽然厌恶这些在原本的历史上只知道夸夸其谈的复社名士们，但却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剥夺他们参加崇祯四年春闱的资格。
甚至于恐怕还得捏着鼻子，尽快将他们这些人吸纳到大明朝的官僚体系之中来。
就像崇祯元年的恩科之中，崇祯皇帝不得不捏着鼻子把张溥这样的人物，拉进大明朝的官僚队伍之中那样。
因为将他们这类人物留在大明朝的官僚体系之外，反而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
而将他们弄进官僚队伍里之后，他们这些人的前途命运，几乎就等于是完全掌握在了皇帝的手中。
西北也好，边外也罢，包括遥远的西南地区，到处都有空缺的县令位置。
等他们中了进士，给他们一个三榜的同进士出身，再了不得的，最多给一个进士出身。
然后只需在吏部报上来的分配名单之中略作手脚，就可以将他们安排在再也发挥不了其煽动作用的遥远边地。
若是其中某些人真有实干之才，那么过不了几年就会冒出头来。
若是还想历史上那样只懂得耍嘴皮子夸夸其谈，那么他们就等着在各种蛮荒遍地渡过一生吧。
若是他们考中了进士，却不服从朝廷的安排，那等于是自己戳破了伪君子的面目，今后自然也就没有了前世立足于道义之上的蛊惑性和煽动性了。
这样一来，他们这些人的巨大危害，也就自动消除了。
当然了，将来有一天这些人有了在海外讲学的经验，自然也可以以此为借口，如同将张溥派往朝鲜国一样，给他们安上个常驻使节的名义，然后将他们派往缅甸、安南、寮国、暹罗，以及乌斯藏、对马藩，甚至是喀喇沁、多伦部、库伦部等等属国与外藩，去传播儒学。
也因着崇祯皇帝此时的暗中算计，周钟这个历史上崇祯朝最后一科的状元公，既没有了屡试不第的曲折，也没有了最后得中状元的荣耀，同时也没有了明亡后投降闯军的机会。
第九五四章 彻底淘汰（）
凡事立下了规矩，有了可以遵循的先例，往后就好办了。
这一次崇祯四年的正旦大朝会就是这样，虽然千头万绪，事务繁多，但是因为有了崇祯皇帝即位以来逐渐形成的先例，一切都照着规矩，顺顺利利地办了下来。
所有那些需要皇帝出面接见属国、外藩和西夷番邦使节的活动，都被内阁和礼部安排在了过年前的十二月里进行。
到了正旦当日的大朝会上，这些来自各个蜀国番邦的使节，就只是跟着大明朝的其他勋贵大臣们一样，在皇极殿内外走个过场，就算是完事了。
而内阁的几位大臣，以及英国公张惟贤去世之后自动成为了京师勋贵世家之首的定国公徐允祯，则继续按照往年的分工与惯例，代替崇祯皇帝，分别前往京城南北的天坛地坛太庙，以及山川日月社稷坛等正旦祭祀的场所，将大明朝一年来的业绩写下来，通过当场宣读与焚烧帛书，告祭天地祖宗，并祈祷崇祯四年诸神护佑风调雨顺。
除此之外，崇祯皇帝也再一次借着这个正旦大朝会的机会，将自己与内阁大臣们早就商议定好的一些朝廷大政方针，以正旦诏书的名义，昭告天下万民。
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事情，就是对于崇祯四年春闱的有关安排了。
内阁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徐光启，再一次出任崇祯四年春闱的主考官，也就是总裁官。
而年前刚从琉球国册封琉球国王归来的礼部侍郎何如宠，则因为出使琉球办差有功，被崇祯皇帝钦点出任了崇祯四年春闱的两位副主考之一。
另外一位副主考，则是如今崇祯皇帝的御用喉舌之一，都察院左幅都御史贾继春。
除了向全天下公布了崇祯四年春闱的正副主考官之外，正式以诏书的形式，大明朝原来的两京十三省之外新设的行省如河北、热河、河中、大同等列入了朝廷科举选士的北榜之中。
与此同时，朝鲜、琉球、莫氏的安南，以及新入大明宗藩体系之内的东吁缅甸和宗氏的对马藩，也都在崇祯四年的这封重定科举南北榜的诏书之中，被纳入到了大明朝开科取士的科举体系之中。
朝鲜国可以在大明驻朝使节的监管之下，自行举行乡试，乡试得中的举人，可以由大明驻朝使节报备大明礼部，然后前来北京参加大明朝的会试。
旅居朝鲜的大明士子，同样可以在朝鲜就地参加乡试，所考取的举人功名在大明朝一视同仁。
其中得中进士者，既可以在大明朝的各地做官，也可以回到朝鲜国内为官。
而居住琉球的士人，不论琉球土人还是大明的侨民，经过大明朝驻琉球的使节举荐之后，皆可以以秀才的身份，参加浙江的乡试。
其中乡试中举者，则可以在次年的春闱之中，以浙江举子的身份，参加大明朝的会试，列入南榜录取。
此外，缅甸的士人，不论是缅族、掸族、孟族，或者是客居缅甸或者缅中的士人，皆可以参加云南行省的院试（录取者为秀才即生员）、乡试（录取者即为举人），乡试中举之后，同样以云南举子的身份授官，或者参加大明朝的会试。
莫氏统治下的安南北朝，则可以以如今辖内的高平省自行举行院试，可以自行录取秀才，然后参加广西的乡试。
与此同时，经过闽浙总督府连续两年的呈请，这一次，东番岛上的读书人们，也被纳入到了福建的乡试之中。
至于东番岛上的院试，也就是录取秀才生员的考试，则由福建的提学副使每三年亲赴东番单独考试录取。
这些偏远边地的读书人，虽然被纳入到了大明朝的科举体系之中，但是对大明原来两京十三省的读书人们来说，不仅不是什么问题，而且还意味着一些新的机会。
比如读书人最多的浙江等地，原本考试了多年可能连个秀才生员的功名都考取不了的读书人，这下子可以通过移居到琉球或者是东番岛上，来降低闽浙或者南直隶地区读书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了。
大明朝原有的两京十三省对会试考生籍贯的问题追查极重，主要就是为了避免明朝时候层出不穷的科举移民问题。
如今礼部在两京十三省对于考生籍贯的要求一如既往，但是对于边地新设的行省以及朝鲜、琉球这样的属国，却完全放开了限制。
目的很简单，就是鼓励大明朝两京十三省的读书人们，移民到那些地区去。
这样一种对于科举制度的安排，短时期内可能还看不到效果，但是三年之后或者六年之后，就肯定会有效果出来。
大明朝的读书人对于科举制度的热衷，是后世之人无法想象的。
而这样的安排，会诱导着那些在大明内地州府屡考不中的读书人，自发地移民前往朝廷新辟的边地行省或者地区，这一点，可比崇祯皇帝再发布多少次招垦令，都更加有用。
当然，这一次皇极殿的正旦大朝会上，崇祯皇帝除了将崇祯四年三月下旬的春闱有关事项昭告天下，用科举制度笼络四海之内的读书人意外，同样也少不了再次拿出数百万银圆的真金白银，犒赏京畿与九边将士。
其中包括值守紫禁城的亲军三卫八千人，值守皇城的神机营一万两千人，以及值守京畿之地的六万近卫军将士，还有那四十万九边将士。
在一年多前，在居庸关和居庸关外的宣大地区经过了几番大战的近卫军第一镇、第二镇，各自都损失了数千士卒。
其中第一镇在居庸关和居庸关外损失的较少，总计两千余人。
第二镇在紫荆关上损失了不少，出了紫荆关后，又在桑干河畔遭遇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大军围攻，损失较大，几乎损失了接近一半，最后统计下来超过了六千之数。
近卫军第一镇、第二镇，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编练的第一支、第二支新军，从来都是当作自己核心的力量之一来看待。
因此，在遭受了这样的损失之后，近卫军第一镇与第二镇，于崇祯三年里，相继撤回到了各自的驻地休整补充。
一方面崇祯皇帝需要他们驻扎在京师的南北，发挥稳定京畿与震慑朝堂的作用，为崇祯三年的一系列改革做后盾。
另一方面，也是这两镇近卫军的损失需要尽快地得到补充。
而近卫军第一镇都统制使出身的近卫军都督府左都督马世龙，以及近卫军第二镇都统制使出身的后备军都督府左都督王辅，也都在新官上任之后，立刻将涿州新军训练大营里训练出来的新兵，优先补充给了近卫军第一镇和第二镇。
类似这样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崇祯皇帝明发旨意来指点，马世龙与王辅这两个人自己就会下大力去做了。
到了崇祯三年的十月，驻守通州的近卫军第一镇，特别是损失较大的驻守保定的近卫军第二镇，再一次实现了齐装满员，重新达到了《皇明近卫军编制条例》的要求，即，将校士卒满编一万五千员。
近卫军第一镇、第二镇与建虏的那场激战，以及各自在战争中的损失，让马世龙和王辅对于近卫军这种冷热兵器混编的新军队伍，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原本就是由马世龙主持编撰的《皇明近卫军编制条例》，在他出任了近卫军都督府左都督之后，第一时间内就报请崇祯皇帝，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
其中各标、各营、各队、各哨之中士卒该有多少，战马与驮马该有几匹，火枪该有多少杆，火炮该有多少门，辎重大车该有多少辆，将校官佐该有多少员、参谋训导又该配几个，全部都规定得一清二楚。
崇祯一式前装燧发滑膛枪，历经三年的作战，经受住了检验，也得到了近卫军诸镇将领们的信任。
因此，在新修订的近卫军编制条例之中，轻装火枪手大幅度增加，身披铁甲行动迟缓的刀盾手大幅度减少，而野外防御骑兵冲击的长枪手，则基本保持地位不变。
至于近卫军原有编制中成建制存在的弓箭手，则被彻底淘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