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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没有土地的人口移民离去，不仅大大减少了中原地区的人口数量，而且也大大降低了这个腹心地区发生大规模民乱的风险。
也正因为如此，崇祯三年的干旱，尽管如同历史上一样严重，从春天到冬天，整个大明朝的北方地区，就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和。
但是与历史上的同一时期相比，大明朝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却极其难得地保持了一个还算太平的局面，没有再发生新的动乱。
第九四零章 根正苗红（）
且说崇祯皇帝在与贵妃海兰珠说开了一些话之后，就派出了自己身边的亲信，即御前侍从武官杨振与邓天河，带着海兰珠与满珠习礼预备的书信和信物，在满珠习礼原来的科尔沁侍从头目哈斯干的带领下，离京公干去了。
杨振与邓天河比起崇祯皇帝来还要年长几岁，但是在崇祯皇帝身边担任侍从武官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这个年轻的皇帝充满敬意。
他们两人的出身与家世，与贺赞、侯拱极这样的人比来说，当然算不上多么显赫，但是与黄得功、虎大威、猛如虎这样纯草根出身的人比起来，却也算是出身于大明朝的武官世家了。
这些出身于中低阶武官之家的年轻人，从小跟着父辈混迹于行伍之中，冲锋于两军阵前，比起那些高高在上的勋贵将门子弟来说，自是少了不少纨绔子弟的习气，多了不少征战沙场建功立业的铁血豪情。
与此同时，比起那些纯草根出身的年轻人来说，又多了不少来自父辈身体力行的言传身教和远见卓识，也多了一份来自祖祖辈辈的对于皇帝的忠诚。
不论是杨振在历史上的被俘不屈而死，还是邓天河在历史上壮烈战死于敌军重围之下，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崇祯皇帝将这些年轻的将领，提拔汇聚到自己的身边，并不是要把他们作为人质，来控制或者制约他们的父辈那些大将。
当然，这么做，也不只是为了打破文武殊途，提升武将的地位。
崇祯皇帝让他们跟着自己上朝也好，让他们跟着自己会见各种文武大臣也好，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一方面，可以就近随时教导，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一些思路想法，培养他们的大局观，拉近他们与自己的距离，提升他们的忠诚度。
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了解京师朝堂之上的一些情况，以便于将来让他们这些人替自己独当一面镇守四方。
不能不说，这样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如果不是陆陆续续派出去的这些人，崇祯皇帝又如何能够对近卫军所辖的各镇大军，以及对僻居东北遥远的图们镇守府和西北遥远的九原镇守府、朔方镇守府完全放心呢？
让这些经过自己的观察，并从自己身边派出去的武将，直接担任一方镇守，总比派一些太监去当监军好上一些吧！
因为这些从自己身边出去的武将，不仅拥有武将的身份，而且也拥有武将的眼界与威望，同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自己的忠诚，对自己思路的了解，以及自己对他们的信任。
这样一来，君臣互不猜疑，自然更有利于他们这些人将来在外开疆辟土，建功立业。
就在崇祯三年最后一个月的月初，即腊月初二的清早，杨振、邓天河以及哈斯干等人，带着恒兴公司由百余头骆驼和骡马促成的商队，从张家口出关北上了。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要顶着塞北凛冽的寒风，一路往北，途径已有官军驻扎的张北堡、平定堡，还有多伦部的多伦诺尔城，直到抵达西拉穆伦河的上游，然后转往东去，沿着西拉穆伦河冰封的河面往东，直到在抵达库伦堡之前，再转道往北。
最终在哈斯干的带领下，前往科尔沁左翼蒙古人驻牧的查干浩特以北地带。
崇祯皇帝之所以让他们走这条路，而不是走别的路，比如说通过古北口，经热河、乌兰哈达或者营州（三座塔，即后世辽宁朝阳）北上，就是希望与科尔沁联络的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尤其是在这件事情办成之前，知道的人越少，阻力就越小。
崇祯皇帝倒并不是担心自己派人联络科尔沁左翼蒙古人的事情，被建虏后金国的探子们打听到。
这样的事情，若是被建虏后金国的探子们打探到了，或许效果会更好也说不定。
当然了，以如今大明朝对后金国的封锁举措，以及大明军队在塞北的苦心经营，建虏后金国的探子们真想要打探到这个消息，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崇祯皇帝所担心的，其实还是大明朝朝堂上那些喜欢吹毛求疵的清流文官们，特别是都察院、六科廊的那些御史言官。
他这么做，只是不想在这件事情八字还没画好一撇的时候，自己这边的朝堂之上就先吵成了一锅粥。
特别是这件事情，涉及到了兰贵妃海兰珠，崇祯皇帝不想给刚刚生了孩子的海兰珠再增加朝野舆论所带来的种种压力。
还好，如今，每当到了年底腊月里的时候，大明朝的京师朝堂上，人人关注的焦点，都是正月初一大早在紫禁城三大殿之首皇极殿内举行的正旦大朝会。
因此，对于崇祯皇帝悄没声息地派了前侍从武官等人前往张家口公干的事情，关注的人并不多，而知情的人就更少了。
皇极殿的正旦大朝会，通常要到正月初一的大清早才举行，但是每年到了腊月上旬的时候，各项准备的工作就已经开始。
因为来自大明朝周边的各个属国和外藩的使节，往往都是在这个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地抵达大明朝的京师了。
今年的情况，同样也是如此。
而且，就理藩院与礼部已经公开的情况来说，已经到来和即将到来的属国和外藩参加朝贺的使节，更是远远超过了崇祯三年的正旦朝会。
那些原本就被安排大明京师驻留的属国及外藩王子和使节们，自然一个也不能少。
比如，朝鲜的王弟绫原大君李俌，安南莫氏的王子莫敬完，琉球国的二王子尚义，以及外藩蒙古喀喇沁部昆都仑汗大明归义王布尔哈图的长子陈格尔巴图，库伦部首领大明恩奉义侯赫巴雅尔的长子阿尔斯楞，多伦部首领大明慕义侯哈丹巴特尔的长子额尔德木图。
这些人原本就被崇祯皇帝留在了京师，要么在京师城内的国子监里学习，要么在通州的讲武堂里任职。
还有的，被安排到了理藩院的各个馆阁之中，担任着通事或者行人的职务。
除了这些人物之外，原来属于土默特部的顺义王卜失兔，这回当然要代表土默特。
尽管原来的土默特蒙古人，如今除了在青海的那些归附了林丹汗的部落之外，已经基本上烟消云散了。
原本雄踞漠南土默川上的土默特人，要么死于漠南地区接连多年的战乱，要么北上逃去了漠北，归附了漠北蒙古的三大汗部。
总之，作为一个部落联盟的土默特蒙古万户，在经历了林丹汗所部察哈尔蒙古人的征服，以及黄台吉率领的女真人的入侵和杀戮之后，如今已经消失不见了。
不过，原本属于土默特大汗合法继承人的顺义王卜失兔，却仍然有其象征性的价值。
无论如何，顺义王卜失兔也是孛尔只斤氏黄金家族的后裔之一。
在林丹汗死亡之前，顺义王卜失兔的价值可能还不大，但是将来有朝一日，林丹汗如同历史上那样死在了青海湖西察罕诺尔的驻地，那么顺义王卜失兔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
对于林丹汗所部的察哈尔蒙古人，顺义王卜失兔可能没啥价值。
但是对如今归附了林丹汗的原来西海蒙古各部来说，顺义王卜失兔可是当年俺答汗的子孙，是他们这些青海土默特蒙古人最为根正苗红的主人了。
所以，到了准备正旦大朝会的时候，不管是内阁，礼部，还是理藩院，这些衙门都把顺义王卜失兔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招牌，安排了进去。
除了顺义王卜失兔之外，那个失去了河套牧地的鄂尔多斯蒙古诸部济农，即大明朝天子钦赐的一等奉恩侯额琳臣，这回也仍然被理藩院作为鄂尔多斯蒙古诸部的首领，安排在朝贺使节的行列之中。
此外，还有如今分别隶属于朔方镇守府、九原镇守府的河外蒙古部落达拉特部、杭锦部、西乌拉特部，以及直属河中巡抚的伊金霍洛达尔扈特部蒙古人，如今也派出了各自部落的使节，赶着各部千挑万选的骏马作为贡礼，在赶往大明朝京师的途中。
第九四一章 蒙古卫所（）
达拉特部的首领吉仁泰，杭锦部的首领苏赫巴鲁，西乌拉特部首领色棱，还有被特旨留在了伊金霍洛地区继续守卫成吉思汗陵寝八白室的达尔扈特部首领哈撒尔格日勒，在李邦华带着各路大军收复河套的过程中，见风使舵地投靠了大明朝。
这些原本不起眼的边缘小部落，因为投靠的时间比较晚，而且只是跟着大明朝的军队打了一些顺风仗而已，所以只得到了卫指挥使的官职。
包括总共只有定额五百户，男女老少加起来总人口也才四千余人的达尔扈特部，也因为地位的特殊性，不仅被留在了伊金霍洛原地，而且单独设了一卫。
并由五百户达尔扈特人自己，推选出一个名叫哈萨尔格日勒的世袭达尔古（主持献祭之人），出任了达尔扈特卫的指挥使。
除此之外，达拉特部改称为达拉特卫，其部首领吉仁泰被封为达拉特卫指挥使。
而杭锦部这个被蒙古人征服并同化了的突厥色目人部落，则改称为杭锦卫，其部首领苏赫巴鲁被封为杭锦卫指挥使。
西乌拉特部则改称乌拉特卫，其部首领色棱被封为了乌拉特卫指挥使。
拥有了大明朝廷封赏的官职，也就拥有了每年的年赏和封贡互市的机会。
而按照以往大明朝针对蒙古外藩的惯例，这些蒙古外藩要想顺利拿到每年的年赏，以及顺利地与大明朝进行封贡互市的贸易，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那就是在每年正旦大朝会的时候，前往北京进行朝觐和进贡，表示对于大明皇帝的忠诚。
这个条件，对于如今在草原上“群龙无首”而且穷困潦倒的蒙古部落来说，当然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
乌兰哈达山城的传说，早已传遍了漠南草原上从东到西的大小蒙古部落。
如今不光是东边的库伦部、多伦部，分别在大明朝辽东督师府和宣大总督府的支持下，学着喀喇沁部的做法，在各自驻牧的草原核心地带修筑坚固的城堡，就连达拉特卫、杭锦卫、乌拉特卫，这些被封在朔方镇守府和九原镇守府之下的蒙古部落，也开始寻求大明的支持，在各自新得的广阔草原之上，捡那依山傍水的险要之地修筑城堡了。
因为他们这些顶在朔方以西，或者九原以北地区的新封蒙古卫所，要么直面着漠西蒙古部落骑兵的威胁，要么直面着漠北蒙古骑兵的威胁。
若是没有坚固的城堡可以依靠，他们的命运，就将完全取决于身后的大明军队。
这些部落首领之前虽然已经归附了大明，但却依旧在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想牢牢地守住自己分得的广阔草原。
他们以为有了坚固的城堡可以坚守之后，自己不仅对于漠西或者漠北蒙古部落的侵袭有了抵抗之力，就是对于身后的大明朝军队，也能拥有一定的自保之力。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不管是曹文诏，还是刘肇基，甚或者是河中巡抚孙传庭等人，对于他们想要在草原上修筑城堡的想法，不仅不反对，而且都表示了支持。
只是安远伯曹文诏的朔方镇守府，正在后套平原上的中心地带（后世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磴口县以北），即黄河几字型的西北角上，修筑朔方堡。
而刘肇基的九原镇守府，正在依托包克图（后世内蒙古包头市）的土城外一片高地上另外修筑九原堡，都没有多余的人力、工匠和资源，来全力支援他们。
包括河中巡抚孙传庭、河中镇总兵官贺时雨以及河中都指挥使李昌龄也只是口头支持。
自从鄂尔多斯诸部蒙古人离开河套之后，孙传庭等人，就开始在河中的东胜城等地以工代赈，督率河中地区的大批军民百姓，修筑东胜前后左右中五卫的卫城。
新建的东胜五卫，主要是用来迁移和安置原来属于延绥镇的大量营兵和榆林卫沿边三十六堡的世袭卫所兵们，以及随军北迁边外河中的原延绥镇营兵家属和榆林卫世袭的卫所军户们。
其中，孙传庭以东胜卫的旧址故城，即后世内蒙鄂尔多斯市，作为东胜中卫的卫城，同时成为河中巡抚衙门与河中镇总兵府的驻地。
同时，孙传庭以原延绥镇东路边外的原东胜右卫旧址，即十二连城（后世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重建东胜右卫治所，并以重修后的十二连城古城，为东胜卫右卫的卫城所在地。
此外，以原榆林卫的卫城榆林城，作为新建东胜卫后卫的卫城所在地。
那些出身榆林卫军户却又不愿意将家族北迁边外的陕北将门世家，其家族的军籍，则继续编入设在榆林城的东胜后卫。
比如尤世威家族、王世钦家族、侯世禄家族等等，这些出身榆林卫将门世家的人物，其本人并不在原来的延绥镇，即现在的河中镇做官，而且都是身居高位的将帅，对于这些人，别说是孙传庭了，就是崇祯皇帝，也不会硬要这些人将其世居在榆林的家人和族人，迁到长城以北去。
除了在河中重置东胜中卫、右卫之外，河中巡抚孙传庭、总兵官贺时雨、都指挥使李昌龄等人，还在洪武年间东胜五卫初设之时的东胜前卫旧址，即后世乌拉特前旗旗府所在地西山咀镇一带，以工代赈重修堡垒，作为东胜前卫的卫城。
在东胜左卫初设时的卫城所在地，即后世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所在地，重建了东胜左卫，用来迁移和安置定边、靖边、横山等地的墩堡营兵与卫所军户。
虽然河外的达拉特卫、杭锦卫、乌拉特卫，同样隶属于河中都指挥使司节制，但是与河中都司下辖的东胜五卫比起来，地位显然就差得远了。
因此，当东胜左卫、右卫的卫城，都还没有多少水泥混凝土这样的战略物资可供利用的时候，孙传庭等人，当然不可能有水泥这样的物资，支援给这些被朝廷封在河外的蒙古羁縻卫所了。
说起来，类似水泥混凝土这样的东西，如今在西北地区，已经不再是千金难买的紧缺物资了。
由原延绥镇监军御史、现任陕西参政马懋才所一手创建的甘泉峪垦区，不仅成了陕北地区的一座重要粮仓，而且也成为了整个西北三边地区战略物资的供给基地。
除了拥有唯一的猛火油产区和大明朝第二个猛火油弹的生产厂区，即甘泉峪猛火油厂之外，甘泉峪垦区还成为了如今整个西北三边地区唯一一个能够大量生产新式水泥的地方，即甘泉峪水泥厂。
陕北延安府这个地区盛产石灰石、煤炭、黏土以及石膏等矿产，而这几样东西，正是烧制水泥的天然原材料。
自从西北木速蛮之乱与陕北流贼从平凉西窜，崇祯皇帝认为陕北的形势已经足够安全之后，就派了在自己身边已经伺候数年的一个内侍太监马鲸作为监事内臣，带着从白冶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