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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此事也有先例。
王守仁即王阳明，就是因为在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最终平定了宁王朱宸濠之乱，而得以被封为新建伯的。
明朝进士出身的文官，因为军功而被封爵的屈指可数，不过三个人而已，可见文官封爵有多难。
但是凡是一旦有了先例，那就好办多了。
这一次，崇祯皇帝就准备学一学武宗正德皇帝了。
然而，陕西巡抚洪承畴先后在宁乡和柳林堡取得大捷的消息，传进了军机处的同时，也很快传遍了京师的朝堂。
不过，这一次引起朝堂议论纷纷的，不再是官军在前线的大捷，而是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对陕西巡抚洪承畴杀俘杀降多达三万余人的弹劾。
这份弹章，经李邦华转呈给了通政司，然后被通政司报到了内阁。
张宗衡在弹章之中陈述的情形，令朝堂之上一些自诩清流的御史言官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刷存在刷声望的突破口。
如今官军在剿贼作战中的大捷，京师的朝堂上似乎已经听惯了，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会为了前线的每一次胜利而激动不已。
好像胜利已经不是新闻，而洪承畴这种杀俘杀降的“恶行”，反而更吸引朝野的眼球了。
以往，通政司转呈给内阁的任何奏疏，以及皇帝通过内阁发给各地的任何旨意，六科廊和都察院都是有权查阅与议论的。
如今，制度有所变化，凡是涉及军务的奏疏，都是由通政司直呈军机处，若是皇帝不批转给内阁，那么连内阁都无权过问，更别说是六科廊了。
皇帝若是不公开，他们根本不知道山西前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想插嘴议论军务，也没有机会。
但是这一次，张宗衡弹劾洪承畴滥杀俘虏的奏折，走的却是通政司到内阁的这条线。
内阁票拟给司礼监转呈皇帝的同时，六科和都察院都是可以看到的，而崇祯皇帝放出来的风向，也使得朝中清流积攒了已久的对于军务的“关心”，瞬间就喷涌而出了。
第二天，对于山西前线的封赏还没有议论出个章程来的时候，大理寺卿刘宗周、右佥都御史刘鸿训、陕西道监察御史马鸣世，以及兵科都给事中王廷试四人弹劾洪承畴滥杀无辜、有伤圣德的奏章，就送到了崇祯皇帝的面前。
连带着李邦华都落了一个处事宽纵、约束不力的“罪名”。
崇祯皇帝以前曾经亲发圣谕，不允许御史言官们没有证据就风闻言事，效果不错，朝中清静不少。
然而如今，张宗衡的弹章证据确凿，刘宗周、刘鸿训、马鸣世、王廷试四人的弹章，也就不能算是没有证据了。
此时的马鸣世和王廷试两人，还都属于小角色，崇祯皇帝完全可以不在乎，但是对大理寺卿刘宗周和右佥都御史刘鸿训这两个人，他却不能等闲视之了。
第四九四章 文人相轻（）
在原本的历史上，洪承畴在官场之上就与同僚处不好关系，因为杀俘杀降的事情，在朝堂之上没少受到御史言官的攻击和弹劾，虽然立大功无数，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进入朝堂，没有进入内阁，这与他的人缘太差有着直接的关系。
也因此，本来想要重赏这几个文臣武将的崇祯皇帝，在刘宗周、刘鸿训等人领衔弹劾洪承畴，朝议纷纷数日之后，终于与内阁、军机处以及都察院，一起达成了共识。
文臣非军功不得封爵的制度不变，同时凡因军功封爵者，子孙无军功不得袭爵的原则也一样维持。
只是崇祯皇帝提议的平阳侯李邦华，变成了平阳伯，而皇帝提议的永宁伯洪承畴、静乐伯孙传庭，这一次，则失去了一战封爵的机会。
三天之后，内阁与吏部、礼部起草呈阅的封赏诏令，经过都察院和六科廊的副署，由司礼监送到了崇祯皇帝的手中，皇帝朱笔批准之后，司礼监用印，然后在发往军前的同时，经通政使司明旨颁行天下。
说起来也怪，不管是内阁也好，都察院也好，包括六科廊的给事中们也好，虽然内心里不太看得起武将，但是对于武将因为军功而得到封赏的事情，却往往相对比较宽容。
相反，对于同样是进士出身的文官因为军功而得到封赏的事情，则盯得很紧。
这个不是崇祯年间的特殊现象，而是整个大明朝持续了两百多年的一个特点。
这还不是说大明的皇帝们不想给或者不愿给，而是朝中的文官们自己，对这个封爵的事情看得很紧、把得很严，轻易不松口。
明初的时候大封功臣，先不说几十年后这些人的下场如何，最起码一开始的时候，对于文臣武将的功劳是同样重视的。
李善长、刘基、宋濂这些谋士文官，也都得到了爵位，李善长还得封国公爵位。
结果，到了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官想要封爵简直难如登天，再大的军功也没有机会。
以胡宗宪平倭之功不仅没有封爵，而且还被朝中文官不断弹劾，最终被下狱论死。
也许，这个也属于是文人相轻的一种表现吧。
数日之后，朝廷封赏山西平贼之功的诏书到了军前，此时的李邦华恰好身在平阳府，得封平阳伯的消息传来，麾下众将以及山西、平阳众官都来道贺，而李邦华心中也是高兴。
只是当他知道其中内幕的时候，心中也是懊悔不已。
因为转呈通政司的一封弹劾洪承畴的奏折，不仅使得洪承畴和孙传庭失去了爵位，同时也让自己错失了封侯的机会。
洪承畴和孙传庭短时间内当然不会知道其中的内情，但是两人原本对于一战封爵，也没敢报什么奢望。
只是听说李邦华封为平阳伯之后，两人虽然不在一地，却在同时燃起了内心的希望。
军机大臣李邦华可以因为剿贼的军功封为平阳伯，那么他们将来岂不是还有大把的机会？
同样被朝廷点燃了封侯之望的，还不只是山西剿贼一线的这些个督抚们。
随着皇帝因为山西剿贼军功而封李邦华为平阳伯的诏书传遍天下之后，大明朝全天下的督抚们，都看到了除了入阁辅政之外的另一条进身之道。
除了李邦华因为剿贼之功得封平阳伯之外，其他的封赏也一起到来。
攻下了神南峪的卢象升，被提拔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顺德、广平、大名等地。
顺德、广平、大名三府之地地方虽然不大，但是属于北直隶的南面门户，战略位置重要，而且由原来的大名知府兼任三府兵备，升为名正言顺的巡抚，也算是仕途上的一次跃升了。
虽然管的地方没变，但是巡抚毕竟是巡抚。
有了巡抚的名义之后，就算是进入了地方督抚的圈子里，下一步不管是入朝为阁部官，或者直接成为总督，都算打好了基础。
洪承畴本人虽然没有任何封赏，但是，崇祯皇帝却从洪承畴和李邦华表功的名单之中，看到了洪启胤的名字，于是就把洪承畴的这个族兄洪启胤，直接任命为永宁州的知州，算是对洪承畴的一点安慰。
武将方面不用细说，除了李卑再一次被擢升为镇西营总兵之外，凡是李邦华报上来的有功将士，全数得到了晋升和赏赐，包括镇西营战死的裴家兄弟，也都追授官爵，进行了表彰。
原本历史上因为杀了王嘉胤而被崇祯皇帝直接提拔为副将的张立位和王国忠，这一次虽然没有被提拔为副将的职位，但是也得到了朝廷的任命。
王国忠因为杀死贼首“横天王”王嘉胤以及贼军“左丞相”王二的功劳，得授镇西营参将一职，准募两千青壮，驻守永宁州城，同时接受洪启胤的节制调度。
两千青壮自然要从石门关和神南峪俘虏的一万六千多山西籍贼军喽啰之中征集。
而张立位则被授予新成立的锦衣卫西镇抚司千户，今后在锦衣卫西镇抚司镇抚使胡一魁的手下，专门担负策反流贼头目、抓捕流贼亲眷的职司职能。
对于王国忠和张立位这两个人，不管是崇祯皇帝本人，还是山西剿贼一线的督抚们，其实都很放心，根本不担心他们会降而复叛，或者重新做贼。
毕竟这两个人可是杀了王嘉胤和王二，搞得神南峪贼军大营全军覆没的人啊！
若是今后再对朝廷有了二心，那可就是纯粹找死了。
历史上，王国忠在对战流贼的时候，因为一次兵败而被免官。
他自己也知道失去了朝廷庇护，必然会受到流贼的报复，因此隐姓埋名隐居在绥德，可是最后还是被攻破绥德的李过给揪出了出来，献给李自成之后，被凌迟处死。
可见李自成等流贼头领，对于王国忠的背叛，究竟有多么的痛恨！
所以，如今最害怕流贼闹大，最害怕流贼成气候的，恐怕真的是非他们两人莫属了。
若是还有第三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刘国能了。
这一次，刘国能并没有更进一步，而是在崇祯皇帝的封赏旨意抵达平阳府之后没多久，就跟着来自京师的北镇抚司千户吴国安一起南下河南怀庆府，去找正在怀庆府募兵的旅顺镇守使李信报到去了。
至于李邦华，在受封为平阳伯之后没多久，也沿着汾水北上太原去了。
他回京的请求被崇祯皇帝和内阁拒绝了。
不是皇帝不想让他回京，而是山西剿贼的战事虽然告一段落，但盘踞在晋北的流贼人马还没有赶尽杀绝，山西的剿贼战事毕竟还没有完全结束。
再说，孙承宗不在，李邦华也不在，军机处只有一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病怏怏的英国公张惟贤，现在很多事情，年轻的崇祯皇帝都可以一言而决，这种状况在持续一段时间也是不错的。
所以，李邦华就被内阁起草而皇帝批准的一道旨意留在了山西，只能继续北上太原，坐镇围剿窜如晋北的流贼去了。
卢象升带着天雄营，押解着被各部将领挑选剩下的一万两千多名贼军俘虏，启程离开了平阳府。
经潞安府补充粮草之后，出滏口关，然后一路长途跋涉。
他要将这些俘虏押送到登州，然后交由登莱总兵张可大，再将他们充军到瀛洲镇守府辖内的各个海岛上去。
卢象升及其麾下天雄营将领，当然还想留在山西剿贼，毕竟有仗打才能继续立下军功。
可是这么多贼军俘虏在军前，不送走怎么能行，光是一天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就够李邦华和卢象升头疼的了。
除了让天雄营押解着这些俘虏穿州过府送往登州出海以外，李邦华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也是到了这个时候，卢象升及其麾下将领们，才突然发觉出洪承畴的高明来。
因为洪承畴的队伍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前后将近三万的俘虏，全数坑杀或者活埋，既不需要到处筹措粮草供他们吃喝，也免除了给他们分田分地进行安置的后续麻烦。
如今攻下了石门关，拿下了贼军老巢神南峪，一战成名的堂堂天雄营主力军队，却只能干一些押运俘虏的活儿，直接就改变了卢象升和天雄营将领们对于收降俘虏这个问题的看法。
当然了，这就是后话了。
当卢象升及其麾下将领们，小心谨慎地押送着大批的贼军俘虏穿州过府赶往登州的时候，洪承畴也根据朝廷的旨意，与前来交接防务的山西镇总兵官王国梁，完成了交接的手续，然后带着陕西总兵王承恩以及赶来会合的参将官惟贤等人马，南下风陵渡，准备渡河回到陕西关中去了。
第四九五章 民乱不止（）
蒲州知州刘令誉被钟得五等人带着圣旨抓捕之后，就地处斩，其身在蒲州的家人亲眷也都被锦衣卫带走，预备交给正在河南募兵的李信，将他们充军旅顺。
而新任的蒲州知州史可法，也正在赶来蒲州的路上。
崇祯元年恩科的状元公史可法，自到翰林院任职之后，眼看着此前的好友牛聚明、李信，甚至翰林院的同僚张溥，一个个都干出了一番事业，心中早就按耐不住了，一再上书自请外任，不远再在翰林院当个花瓶一样的闲官。
既然如此，崇祯皇帝自然也没有不同意的道理，为了让他给朝中那些不愿离京外任的清流们做个榜样，崇祯皇帝这一次，直接将他任命为蒲州的知州。
京官外任通常要提拔一级，这一次，崇祯皇帝将史可法提拔了两级，从一个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直接提拔为正五品的蒲州知州。
对于山西剿贼前线的一系列安排和调整结束之后，崇祯皇帝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明末的各种乱象简直是多如牛毛，即便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若是事事关心、事事关注的话，也迟早会如同历史上原本的那位一样，累个半死，也一样是徒劳无功。
就在山西境内的贼乱告一段落的同时，远远岭南的广东也爆发了苗瑶民乱，居住山中的苗瑶乱民们，推举了一个名叫陈万的人为首领，在粤北连平、韶关等地占山为王。
对此，崇祯皇帝除了下旨两广总督王之臣召集兵马平乱之外，真是焦头烂额，毫无办法。
根据王之臣和锦衣卫南镇抚司的奏报，这一次的粤北民乱居然与广东的开海通商也有关联。
这个名叫陈万的人，是粤北连平一个世世代代依靠种蓝、制蓝（一种染料）为生的种蓝制靛业行会的会首。
蓝，是一种染料，俗称染草，过去主要是用来制作染布使用的靛蓝色染料。
过去广东一带乃至南方需要的蓝靛染料，多数都是由这些居住在山上的苗族、瑶族人制取收售，是广州、佛山等地染布业的唯一蓝靛来源。
可是随着两广总督王之臣在广东雷厉风行地大搞开海通商，广东本地的蓝靛不仅没有卖出去，反而因为广州、佛山等地布商、绸缎商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而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年年都是二月种，五月收的蓝靛，到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突然就没有人要了。
世世代代依靠种蓝制靛为生的粤北苗瑶村寨，一下子陷入了绝境之中，又加上粤北山区多年的干旱饥荒，以及官府征粮支应朱燮元的西南平乱作战，粤北的群山就像是遇到了火星子的干柴一样，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不过，当崇祯皇帝说道粤北民乱的消息之后，并没有感到有多么的可怕，因为即使没有开海通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也仍然发生了，不过是晚发生了两年罢了。
最重要的是，在粤北苗瑶居住区发生的这一场民乱，不出一年就被平定下去了。
但是令崇祯皇帝恼火的是，由于粤北制蓝业行会工人和种蓝的山区苗瑶一起聚众作乱，倒是让朝野之间对于之前的开海通商，再一次出现了争论的苗头。
本来还算是配合王之臣推行开海通商政策的广东巡抚王尊德，对开海通商的态度，随即发生了变化，与王之臣闹掰了，上书弹劾王之臣厚待海外番商而不恤治内百姓，请求朝廷重新考虑开海通商之策。
他在朝廷的上书中写道：“番商百货通行，而粤民百业凋敝，今日种蓝制靛之九连苗瑶作乱，皆因骤开市舶，番商云集，番货流行。若不废止广州市舶，而粤民变乱必不止！”
到最后，广东巡抚王尊德还在奏疏中说，朝廷本来是想通过开海通商谋取市舶重利，为朝廷开拓一个新的财源，可是“如今利益未见，而其弊已显”，若不悬崖勒马，到时候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