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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距离北京两千多里地，若是使用如今在两京之间畅通无阻的驿站系统，用六百里加急的方式传递奏章信件，十天之内就完全可以实现一个来回了。
当南京这边的官员们，刚刚小心谨慎地送走了钱谦益、惠世扬这样的东林大佬，他们很快就又接到了崇祯皇帝从京师发过来的几道旨意。
其一，诏令魏国公徐弘基继续总督南京京营军务，同时由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解学龙兼任南京京营监军御史。
其二，诏令怀远侯常延龄、博平侯郭振明、诚意伯刘孔昭和南宁伯毛孟龙接替赵之龙等人，分掌南京五军都督府前后左右都督府。
其三，诏令博平侯张拱日、灵璧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东宁伯焦梦熊本人在狱中自尽。
隆平侯府、灵璧侯府，以及忻城伯府、东宁伯府，四个勋贵世家一律夺爵抄家，全部家产土地商号抄没充作军资军用，全数家人亲族仆役流放瀛洲为庶民百姓。
其四，原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郑三俊，致仕归籍。
张延登贬职为山西巡按，钱士升贬职为延绥巡按，旨到之日即刻赴任。
张延登这个人虽然主张海禁，反对开海通商，但他在浙江巡抚的任上之时，曾经指挥浙江水师大战闽浙海盗李芝奇、陈成宇、白毛老等人，在大陈山、普陀山一带海面取得过不错的战绩，在明末普遍眼高手低的地方官员中，还算是能干的一个。
所以崇祯皇帝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将他一撸到底，让他削籍归乡，而是把他用到了山西巡按御史的位置上去。
巡按御史是个七品官，官职虽然不高，但是权力却不小，属于各省按察使之外，另一个有权管理刑事、民事、治安捕盗等全省地方司法事务的官员。
官小权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巡按御史代表朝廷，制约各省按察使的权力，以免这些按察使一手遮天，导致什么冤假错案发生。
原山西巡按罗世锦被免，刚好让张延登过去顶替，发挥其剿匪捕盗的余热。
至于钱士升接替的，则是延绥巡按李应期。
有功必赏，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一直坚持的做法，延绥巡按李应期作为之前陕北绥德州守城防御战中守城一方的最高官员，既然守住了城池，就要给予褒奖。
刚好，如今流贼进了山西，而山西的参政裴俊锡又被免去了官职，回家读书去了，所以崇祯皇帝没怎么犹豫，就把李应期越级提拔为山西参政。
因此，前南京礼部侍郎、江南士林“四钱”之一的钱士升，就顺其自然地，被安插到了李应期空缺出来的延绥巡按的位置上去了。
说起来，除了这么安排，崇祯皇帝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钱象坤、郑三俊都是年事已高，即使致仕回家，继续讲学收徒什么的，也搞不了多少年了。
再加上钱象坤是浙江绍兴人，郑三俊是南直隶池州府人（今安徽池州），老家都不在苏松两府东林党的大本营，所以即使回了故乡之后想搞事情，也搞不出什么大风浪。
而钱士升不同，他的老家是浙江嘉兴府的嘉善县，与苏松两地都离得很近，特别是距离东林党的大本营即位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也不远。
加上他的罪行说起来也不大，你又没法因此而杀掉他。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送走了一个“四钱”之一的钱谦益，再搞来一个“四钱”之一的钱士升，那么苏松两府的东林弟子们，岂不是又有了一个天然的主心骨？
所以，想来想去，崇祯皇帝还是捏着鼻子，将他用到了延绥巡按的位置上。
若是他足够命大，那么他就能活下来，若是他运气不够好，那么在那个地方想要保住命，可是不太容易。
即便是几年之后钱士升性命无忧，想必他也会对明末的内忧外患有一个直接真切的了解，而不会像过去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懂得坐而论道、推崇清议救国了。
第三一三章 任重道远（）
崇祯皇帝的最新旨意到达南京之后，苏茂相、周延儒、贾继春等一班身在南京的官员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特别是对于那几位南京勋贵的赐死，除了其他南京勋贵有点战战兢兢之外，这些来自京师的官员们，没有一个人觉得惊讶。
当今皇帝曾经因为一件说起来极小的事情，就能在京师大动干戈，将京师一干勋贵世家杀了个血流成河，仅从这一点看，皇帝就不会对如今抓进了狱中的这几个南京勋贵手下留情。
相反，倒是对于南京的文官还是相当照顾的了，除了致仕，就是降职调任，不仅一个没杀，甚至连一个削籍的都没有。
这也让从京师来到南京的几个高官松了口气。
他们到这里来，是要做事情的，若是激化了矛盾，与南京原本的官员们搞得水火不容，将来还怎么做事情？
所以圣旨传到南京之后的当天，周延儒、苏茂相、解学龙、贾继春等人，分头前去拜访免官在家的几个前南都高官，传递旨意的同时，也恭恭敬敬地将钱象坤、郑三俊等人送离了南京。
而当天晚上，贾继春又与王之心、骆养性两人一起，去了锦衣卫南镇抚司大狱。
第二天，前博平侯张拱日、灵璧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东宁伯焦梦熊四人在狱中畏罪自尽的消息，就传遍了南京城。
南京官场之上，当然有人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畏罪自尽，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谁又敢于跟这些京师过来的高官们较这个真呢？
这几个新到南京上任的高官，到南京不久就天然地形成了一个自己人的小圈子。
这个小圈子没有人明白无误地指出来过，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在以东林党人以及东林党人的同情者为主体的南都官场，这几个从京师朝堂空降下来，取代了之前的东林大佬，要想站稳脚跟，不抱团取暖也是不行的。
周延儒是南直隶宜兴人，还不到二十一岁，就连中会试会元、殿试状元，迅速声名鹊起。
说起来，周延儒也是东林出身，但在历史上，周延儒却是个八面玲珑的投机分子。
他在京师官场上的飞速提升，离不开天启初年朝中东林大佬的提拔推荐，但是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周延儒选择了置身事外，不仅从未替东林党人说过什么好话，而且迅速与东林党划清界限、切割开来，也因此没有受到过什么影响，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
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以詹事府少詹事的资历，出掌南京翰林院事。
历史上，崇祯皇帝一即位，就仰慕其少年状元之名，将他越级提拔为礼部左侍郎，而当时的周延儒还不满三十五岁。
这之后没过多久，周延儒刚满三十七岁，崇祯皇帝不顾朝臣反对，再一次将他提拔进入了内阁，并很快让他当上了内阁首辅。
可以说，崇祯皇帝对周延儒这个人真的是不薄了。
但是历史上，周延儒最终被定性为奸臣，而且还是被崇祯皇帝亲自赐死的。
赐死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明亡之前，亲自督师打了一场败仗，但是回京之后，却欺骗崇祯皇帝说他打了胜仗，崇祯皇帝很高兴，对他进行了封赏表彰，但是事过没多久，当时的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向皇帝报告了实情，而其他官员也纷纷上述弹劾他欺君，崇祯皇帝得知真相之后极度失望，将他充军流放，随后不久就遣人赐他自尽。
周延儒最后的悲剧有他自己的原因，也有当时明末历史的原因，但是他在历史上能够被相当挑剔的崇祯皇帝看中，并一再提拔重用，也与他的才智杰出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他的才智杰出主要就表现在揣摩人心上，特别是对崇祯皇帝的心思把握得非常准确。
而这一次也是如此。
虽说崇祯皇帝让他到南京担任礼部尚书并见惯南京翰林院，是有着将他从京师朝堂之上调开的考虑，但是让他以三十五岁的年龄，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份天大的恩典了。
别人这么看，周延儒自己也是这么看的。
因为在明朝的历史上，六部尚书已经是绝大多数文官一生的仕途巅峰了，绝大多数官员混不到这个位置，少数人混到了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也基本上都已经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当然，年轻一点的尚书并不是没有过，但多少都得过了四十吧，像周延儒这样三十多岁就当尚书的，可以说绝无仅有。
所以周延儒领旨之后，很快就收拾停当，举家南下，到南京上任去了，颇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思。
南下官员集体陛辞之时，皇帝交代他的那些话，他也很清楚其中的意思，说到底，还是皇帝对东林党在江南士林势力过于庞大有多忌惮罢了。
而他对自己任职南京礼部尚书的使命，也很清楚，那就是想办法瓦解东林党人对江南士林的控制，同时改变江南士林喜欢坐而论道、崇尚清议的文风士风。
当时皇帝对他说：“魏晋士林崇尚清议玄谈而不务实，然后有五胡乱华之惨祸。唐宋末世先有党争起于朝堂，而后有亡国亡天下之结果。卿等到了南都，一边要支持开海，一边要收拾人心。
“要总结一下魏晋、唐宋亡国亡天下之原因教训，扭转江南士林崇尚空谈清议之恶劣习气。
“至于如何去做，朕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但朕这里有几条原则，卿等务必遵之而行。一曰尚新，二曰崇实，三曰重史，四曰察外。
“前面三条，不用朕多说了，卿等都是科举出身，熟读经史，满腹经纶，自然知道朕的意思。
“朕今日单说这第四条，察外。而所谓察外，就是打开视野，睁眼看世界，不管是儒释道，不管是海内外，士林子弟都要有所了解，有所掌握。
“特别是海外泰西诸夷之寰宇地理、历史风俗，乃至百工之学，都要广泛搜罗编撰，在江南县学、府学以及南京国子监、翰林院中广，为倡导传播，务必使江南士林子弟开阔眼界、内外兼修，不再沉溺清议、固步自封。
“江南士林，地近闽浙，开海之后，泰西诸夷往来必多，对于泰西之学的传入，不必害怕，作为南京礼部尚书，一定要悟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理。”
崇祯皇帝说的这些话，周延儒当然知道这其中的意思，要从根子上清除东林党，就不能再继续鼓励东林党的那一套学说了。
东林党人最初的主张，在学术上是以程朱理学为儒学正统，坚持反对阳明心学，在政治上是鼓吹开放言路，惠商恤民，改革弊政，反对宦官干政。
所以，总体上来说，万历末年的时候，最初的那一批东林党人比如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东林六君子，都是清正耿直的硬骨头真君子，并不像后来东林党的徒子徒孙们那么不堪，完全沦为了为了门户私利而大搞政治倾轧的党争工具。
比如说东林书院被毁之前那副名闻天下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本身并没有错。
只是后来这些真君子都在与阉党的斗争中死掉了，剩下的要么是半吊子，要么就是软骨头，到了崇祯末年终于沦为了只问门户不问是非的伪君子。
周延儒虽然对东林党的政治主张不感冒，但对于东林党早期的那套学说还是认可的，比如东林党的学术主张中，就有一条，也是反对谈空谈玄，主张重视实际的。
然而如今皇帝既然这样说了，他作为南京的礼部尚书，主管江南士林的学术风气、科举、教育等事务，既不能倡导袖手谈心性的程朱理学，也不能推崇更玄更虚的阳明心学，那就只能另辟蹊径，在重视历史杂学和泰西诸夷之学上做文章了。
是以，当他到了南京，上任了南京礼部尚书兼南京翰林院翰林学士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江阴南岐去请一个奇人，到南京国子监担任助教职务。
第三一四章 江阴奇才（）
这个奇人叫作徐弘祖，一辈子连个秀才都没考上，但在后世却比绝大多数的进士都更有名气，也更有价值，甚至被人称作千古奇人。
徐弘祖是南直隶江阴人，而周延儒是南直隶宜兴人，这两个地方距离很近，后世都属于无锡，所以徐弘祖知道周延儒这个状元之才，而周延儒也知道这个名满乡里的杂学奇才。
因此，徐弘祖见万历末年名满天下的状元公、新任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亲自登门延请，也没有多作推辞，就跟着周延儒到南京国子监上任去了。
这个徐弘祖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徐霞客。
崇祯皇帝是在指点兵部职方司郎中牛聚明等人制作地形沙盘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个明末地理学家的。
周延儒陛辞之时，崇祯皇帝也向他提起了徐霞客的大名徐弘祖，一提之下，周延儒自然也知道这个人是谁，因此才有了到南京上任之后的江阴之行。
而徐弘祖这类奇才的存在，也恰恰说明明末的江南地区风气开放，虽然发端于东林的那种崇尚清议的氛围十分浓厚，但却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派，即使不大规模引进西学，只要朝廷重视引导，也依然有着自行改变和改善的空间。
徐霞客生在南直隶江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到他的父亲这一代科举失败，没有出仕，但是老徐家家里很富有，所以他的父亲也无心科举，喜欢四处游历名山大川。
徐霞客跟着他的父亲徐有勉，走遍了南直隶的山山水水，直到十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为止。
然而，他跟他的父亲一样无心科举，虽然迫于家族的压力，念书念了几年，但是一无所获，别说进士了，连个县学的童生都没考上。
好在老徐家还算富裕，衣食无忧，而他的母亲也开明，见他实在是无心仕途，久而久之也就干脆放任不管、听之任之了。
所以，徐霞客在二十二岁那年，放下了手中的四书五经，正式开启了他游历天下江河、记录山川地理的旅程。
而这一旅程，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他在崇祯十四年春病死，才算结束。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当其尚在后世之时，心中最佩服的，就是华夏民族历史上具有冒险精神的探险家了，其中玄奘法师算一个，游历西域到天竺，留下了一部《大唐西域记》。
另一个就是徐霞客，走遍华夏名山大川，甚至大西南的很多偏远角落，留下了另外一本地理巨著《徐霞客游记》。
华夏历史上敢于冒险的人不少，比如张骞、苏武，但是这些人在出使西域或者塞北大漠返回之后，却并没有详详细细地记录沿途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白白浪费了他们宝贵的经历。
若说玄奘法师西行，主要目的不是地理大探险，而是求取佛经，写下沿途见闻不过是个副产品的话，那么与此完全相反的是，徐霞客的游历山川江河，则是完全自觉的地理大探险行为，这一点尤其珍贵。
当周延儒慕名来到江阴南岐一带寻访徐弘祖的时候，徐弘祖也就是徐霞客刚于不久之前结束了他在山陕河南历时一年的游历，回到江阴的家中探望年迈的母亲。
这个时候的徐霞客已经四十二岁了，而他在大明各地的游历，前前后后也已经持续了整整二十年了。
与此同时，他也在江阴的家里刚刚完成了其《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