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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变色龙和墙头草，吴襄和祖大寿纵然已经把大刀朝鞑子砍去，却没有把事情做绝的意思，反而很懂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道理——因此，正当困守在紫禁城内的“女真余孽”，满心悲凉地准备集体赴死之时，却没有迎来关宁军的大举猛攻，而是等到了祖大寿派来的劝降使者。
按照这位劝降使者的说法，虽然眼下双方已是兵戎相见，但上天有好生之德，凭着过去的交情，关宁军并不打算将八旗眷属斩尽杀绝，而是准备让开一条路，将北京城内的满蒙旗人一律“礼送出境”，其随身财物也可以保留。在出城之后，无论他们是打算返回老家，还是去山东找他们的皇帝，都悉听尊便。
只有皇太极的嫔妃和子女，还有满洲八旗各位旗主的妻妾，得要被暂时扣留下来。因为吴襄和祖大寿需要用她们作为筹码，跟清廷交换目前正随驾在皇太极身边的关宁将门子弟。为了让她们能够安心，吴襄和祖大寿愿意当众指天发誓，一定对她们以礼相待。当然，如果紫禁城里的八旗家眷硬是不肯接受关宁军的“好意”，那他们也没办法，只好让八旗就此灭族了。
此番通告一出，退守到紫禁城内的六万八旗家眷，立刻就开始人心动摇。
之前大家以为这回是死路一条了，这才满心悲壮地准备垂死挣扎，即使去见阎王也要拖几个垫背的。可是既然眼看着似乎还有活路，又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跟举族全灭相比，就是再坏又还能坏到哪里去？
再说，眼下几万人都困守在紫禁城里，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连兵器都做不到人手一件，而外面的关宁军已经把红夷大炮都架了起来，就算大家拼死抵抗，又能支撑上几时？还不是白白送死？
最终，在求生的渴望之下，紫禁城内的八旗家眷还是同意了关宁军的招抚，心惊胆战地打开了宫门，期盼着对方的守信履约。而关宁军居然也真的履行了诺言，在软禁了皇太极的后宫嫔妃和一部分八旗显贵的妻儿之后，便下令打开城门让出通道，甚至还搜集了一些船只，让这些旗人可以从运河上撤离。
至此，这场短促的“北京之变”，彻底尘埃落定。次日清晨，随着满街张贴的《讨虏檄文》，在喊杀声和爆炸声中躲进床板下颤抖了一夜的北京市民，终于得知这座城市又一次更换了主人。
“……昔年明廷无道，苛待良臣，盘剥万民，天下民不聊生。吾辈奋而起兵，不得已与鞑虏歃血订盟，暂借夷兵数万，欲挥师入京，肃清奸贼，匡正朝纲。孰料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华夏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吾辈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只得姑且饮泣忍隐，未敢轻举。
而今，伪清鞑虏宠奸臣，贪敛赋，重刑罚。不能救民于水火，反倒日罄师旅掳人钱财，吸髓剥肤，奸人妻女，与禽兽何异？故而前有黄将军犁庭扫穴，尽除关外妖氛，还辽东一个朗朗乾坤，足见鞑虏气数已尽。后有我军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已定京师，故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尔民有弃暗投明，检举满洲蛮夷藏匿民间者，立得重赏。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难分，悔之不及。此檄！”
紧接着，在关宁军四出弹压，捕杀了少许趁乱抢劫的青皮流氓之后，北京城的秩序便再次安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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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虽然北京城里的数万八旗妇孺老弱，最终都平安地出了城，而关宁军也没有毁约追杀的意思。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家伙就真的逃出了生天。因为在得知了北京之变的消息后，北直隶各府县的缙绅地主们也是弹冠相庆，随即群起而响应，纷纷组织乡勇扯旗反清，争先恐后地打起了落水狗。
——当穿越者在各处占领区杀缙绅搞土改的时候，八旗大爷们同样也在京畿周边一带大肆跑马圈地，同时把那些土地上的缙绅佃农统统贬为包衣奴才。虽然皇太极身为一代豪杰，不会看不出这种破坏性掠夺政策的危害，但不管怎么说，他也首先是满人的君王，必须首先满足自己人的利益。毕竟得到利益的都是作为大清朝廷统治根本的八旗贵族，哪怕是皇太极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表示默认。
于是，那些在“八旗跑马圈地运动”之中深受其害的缙绅乡民，很快就变成了最坚定的潜在反清分子。
结果，仓皇逃亡的八旗妇孺，刚刚离开北京不过二十里，就遭到了京郊乡民的袭击和抢劫，一度损伤惨重。幸好，同样是由于跑马圈地的缘故，如今的北直隶乡间也散落着不少小股的八旗兵马，此时闻讯纷纷赶来汇合，经过一番厮杀，总算是打退了乡民和土匪的进攻，护送着八旗妇孺逃进了天津城。
更要命的是，随着北京陷落，关宁军叛清自立的消息传开，整个北直隶的残余清占区，也都出现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连锁反应。那些被满清朝廷委任的地方官吏，不是被人武力驱逐，就是主动扯旗反清，整个偌大的华北平原上，到处都是一片树倒猢狲散的闹腾景象。
尤其是直接面临着未知强敌的山海关守军，在得知背后也变成敌境之后，更是立刻爆发了哗变——由于满洲八旗基本都在中原腹地南征，此时的山海关守军主要由汉军旗和蒙军旗组成，在愕然得知盛京和北京相继易手之后，其对清廷的忠诚心立刻爆发了极大的动摇。最终，绝大多数蒙古人选择了打开营门，策马北上逃亡草原，而汉军旗和投降明军则集体剪了脑后的辫子，同时派人去跟关宁军联络投诚事宜。
九月二十八日，关宁军在和平接收了山海关之后，又掉头向着天津逼近。虽然无论是祖大寿还是吴襄，都无心跟八旗兵死磕到底。但天津乃是北京的门户，直扼京师之咽喉，沿着运河乘船旦夕可至北京通州，一日未下天津，关宁军就一日不敢离开京畿，所以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颗钉子拔下来才行。
幸好，之前北京的陷落，就已经意味着清庭在直隶统治的彻底瓦解。虽然天津卫城十分坚固，存粮也算丰足，但城内的人心却早就已经乱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八旗眷属，眼看着返回辽东无路，只得立刻又沿着运河继续向南方逃亡。而天津城内的守军也是暗流涌动，与逼近的关宁军之间使者往来不断。
接下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祖大寿亲自率领一支关宁军，对天津发动了突然袭击。不过从军事上讲，这场夜袭其实并无任何必要，因为当时天津城内的大部分兵马，都在事前得到了消息，不是抓紧时间逃跑，就是预先做好了投降准备，所以城破之后的天津居然显得非常安详，民居街道俱是寂静无声。
总之，随着天津城头的悄然易帜，整个北直隶都永远地脱离了大清帝国的版图。
至此，在突然失去了整个辽东，又遭到登州镇的进攻和关宁军的背叛之后，短短两三个月之内，整个大清帝国已经从盘踞几乎整个北中国的庞大版图，一口气萎缩得只剩了北到德州，南到扬州，沿着大运河分布的一条狭长地盘，变成了一个极度奇葩的“运河帝国”。
虽然这条京杭大运河，乃是中国十七世纪的黄金水道，沿河皆是繁华城邑，如果用心治理的话，赋税收入足可以支撑十几万大军。然而女真八旗占领这块地盘不过短短半年，完全没来得及扎下根基。在如今这般局势剧变人心叵测之下，谁也不知道这个史无前例的“运河帝国”还能维持几日。
或许，这个曾经如日中天的大清帝国，很快就会如昙花般迅速绽开，也如昙花般骤然凋零。
所以，虎落平阳被犬欺的皇太极陛下，在济南御营不幸得知上述噩耗之后，饶是他心志再怎么坚韧，也是当即又呕血三升，同时破口大骂祖大寿和吴襄脑后生反骨，将来必然不得好死。而八旗将士则是抱着各自的家眷亲人，齐声垂泪嚎哭，对失去的家乡和未知的前途命运感到无限悲伤。
只是在哭完了之后，皇太极还是不得不擦干眼泪，捏着鼻子跟关宁军的使者达成了协议，用之前随驾在身边兼作人质的关宁将门子弟，换回了自己的后宫嫔妃，以及诸位八旗权贵留在北京的家眷。再接下来，没等皇太极想好是否要立刻挥师北上，狠狠报复祖大寿和吴襄这两个反骨仔，新的灾难又已经接踵而至！
——初步平定了青州府的缙绅叛乱，并且完成了民兵动员的登州镇，再一次对济南发起了大举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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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二章、大清帝国的昙花一现（下）（）
第一百五十二章、大清帝国的昙花一现（下）
总的来说，由于在后勤方面享受“后娘养”的待遇，所以陈新大帅发动的第二轮济南攻略，依然非常缺乏科技含量：既没有飞艇和飞机的轰炸扫射，也没有通过【随意门】对城市内部展开的中心突破和斩首战术，只是由陈大帅亲自带着六万登州军，拖着火炮向西一路平推，准备轰开济南城墙打进去。
而且，由于需要沿途扫荡各个据点，并且在交通要道上驻留一部分兵力来保卫补给线，所以当登州镇的军旗竖立在济南城外之时，陈新大帅麾下能够用于攻城的有生力量，已经只剩了两万五千人左右而已。
然而，即使是面对这样一个看似并不强大的对手，皇太极依旧没有迎战破敌的信心。
一个无可掩盖的事实是，大清王朝的家底实在是太单薄了！
而另一个无可掩盖的事实则是，满洲八旗已经再也死不起人了！
要知道，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全族的时候，表面上的统治疆域看似已经延绵数千里，堪称当世之大国。可事实上，当时整个辽东的女真人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区区十几万人，之前的女真内战，叶赫那拉部出兵一千就已经算是兴师动众了。至于努尔哈赤的核心嫡系“建州女真”，更是只有寥寥数万部民而已。
所以，那会儿的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才会在国书中蔑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女真之主”。
到了皇太极上台之后，他创立了汉军旗和蒙军旗，又逐渐把一部分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抬旗”，融合进了女真人当中，这才使八旗的总人口达到了三十万之众。由于皇太极在位期间一直征战不断，消耗了大量男丁，所以这三十万人口当中的男丁最多也就是十万左右，而这十万男丁若是再减去未成年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真正可以上战场的成年壮丁最多是也就六万人。如果不是依靠八旗制度，把女真人的战争潜力发挥到了极限，仅凭如此单薄的人口基数，女真人根本就不可能统一辽东，更不用说入主中原了。
由于人口和兵力的限制，女真人与明帝国之间的几次大决战，像萨尔浒大战，宁远之战和大凌河之战都是倾巢而动，征集了国中十三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全部男丁上阵。在此次八旗入关之时，由于前一阶段大凌河血战的消耗，八旗军的总兵力已经减少到了五万多人。即使加上汉军旗、蒙军旗和蒙古科尔沁部落的同盟军，最多也就是八万人上下，若非关宁军的集体倒戈，这点兵力最多也就够武装打劫罢了。
然后，在北直隶、山东和南直隶的一系列战事之中，满洲八旗又损失了数千之众，且一时无法补充。再接下来，随着辽东故土的整体失陷，留守关外的十多万八旗老弱妇孺，也随之灰飞烟灭。
等到北京之变爆发后，虽然关宁军并不想把事情做绝，而是让开城门，主动释放聚居于北京城内的八旗军家属离开。但在沿途地主民团的频繁袭击和明朝降军的倒戈叛乱之下，当时滞留在北直隶境内的旗人们还是死伤惨重，最后只有大约六成的旗人成功逃到了山东德州，得到了自己人的保护和救援。
于是，待到登州军发动第二次济南攻略的时候，整个大清也只剩下了三万多比较能打的满洲八旗兵，外加五万多不太能打的八旗老弱妇孺，论规模大概跟蒙古草原上的一个顶级大部落相差仿佛。不过这个迁入了中原腹地的“满洲部落”不种地也不放羊，只是一心一意地抢劫和屠杀汉人而已。
当然，除了这三万多名八旗兵之外，皇太极的手里还有汉军旗、蒙军旗、科尔沁等东蒙古部落的盟军，以及打着大清旗帜的明朝降军、闻香教降军和地主乡勇团练等武装力量，全部加起来不下二十万之众。但除了蒙军旗和汉军旗之外，都是只可共富贵而不可共患难的墙头草，眼下已经变得非常之不可靠。
尤其是以科尔沁部落为首的东蒙古援军，在确认了大清已经尽失辽东故地，连北京也换了主人，八旗残部被困在中原进退两难之后，原本随驾驻扎在济南郊外的两万东蒙古援军，立刻扯掉了大清的旗帜，没跟皇太极打一声招呼，就果断撕毁了盟约，拔营离开，准备跳出中原的这副烂摊子，火速返回草原老家。
在北上途中，一支科尔沁骑兵甚至还在德州洗劫了八旗眷属的财物，一点都没念及多年结盟的情分。
这些蒙古人想要回家，就得穿过关宁军占据的地盘，不过既然吴襄和祖大寿这两个著名墙头草，连跟丧家之犬的女真八旗都不肯撕破脸，自然也不会跟这些一心回家的蒙古骑兵死磕。所以，在跟关宁军讨价还价一番，商定了买路钱的数额之后，这些蒙古人便顺利通过了长城关口，回到科尔沁草原上蛰伏了下来。
虽然科尔沁部落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似乎有些不近人情，或者说是背信弃义，但在环境严酷的草原上，生存规则一贯就是这般的弱肉强食。只有足够强大的霸主，才能得到众多小部落的臣服和效忠，希望得到强者庇护和分享好处。反过来说，任何强者一旦露出了颓势，接下来的命运就铁定是众叛亲离。
不管怎么说，东蒙古同盟部落的集体叛离，还是给了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清朝廷以沉重一击。连带着汉军旗和蒙军旗也有些不稳起来，很快就出现了零星的开小差逃亡现象。其中一部分逃亡者在山东就地当了山贼土匪，另一部分逃亡者则在关宁军那边找到了新工作满清的汉军旗之中，有不少人原本就是被俘的关宁军改编而来。同样在关宁军的编制里，也有不少蒙古骑手的岗位。
面对着这样一片人心惶惶的崩坏之局，焦头烂额的皇太极，再也没有心思跟登州军在济南死磕：八旗兵只剩了这么几万人，而且孤悬中原得不到补充。且不说登州军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况且就算打赢了济南这一仗，又能怎么样？如果把最后的本钱也折损在了这里，他这个所谓的大清皇帝又还能剩下些什么？
跟任何游牧民族的蛮夷可汗一样，在眼下这种时候，皇太极也不会太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
于是，当登州军再次逼近的时候，清军很没骨气地又一次放弃了济南，仓皇向西退往运河畔的东昌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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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英明神武的大清皇帝，带着他的八旗大兵远逃千里之后，山东济南府的汉族地主缙绅，却硬着头皮为了保卫大清帝国治下的最后一座省会城市，再次与“倒行逆施”的登州军展开了殊死的厮杀……在铺天盖地的炮火轰击之下，济南府的乡勇团练们表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