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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传统上，中国文人读的是圣贤书，满口的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为己任，其实却是远离实际的社会生产，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却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和实际建设。哪怕到了建国之后的时代，这些传统文人依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视作极大的迫害，更不用说“文气风骨”尚存的民国年间了。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广东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子的享乐？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另一方面，那些理科大师们既不会舞文弄墨地给政府歌功颂德，使当政者心花怒放；也不会以笔墨为匕首揭露社会黑暗，令当政者有所忌惮。因此自然只有坐冷板凳的份了。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在此摘录一本杂志《翻阅日历》当中对“民国范儿”的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这些描述不能算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写写文章上上课，就能跟这些大师们一样每月收入10万以上，还有大笔稿费和版税进账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变得很有“民国范儿”……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书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沦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而他们的思想启蒙，同样对社会发展很有意义。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
唉，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为了追求优雅，而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不管是以什么理由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显然就是要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学家、工程师更重要，还是国学大师们更重要？
公平地讲，许多民国文人对于中国革命都是有贡献的，他们用自己的笔为中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揭露了旧社会的虚伪和罪恶。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也应该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那些曾经立下过无数战功的解放军人们，纷纷放下枪杆，拿起铁锹和榔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脑袋却转不过弯来，不愿意走出书斋、停下笔杆，去做一些社会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说到乡下扫盲、普及基础教育之类。
而当时的中国穷困至极，百废待兴，还有朝鲜战争的巨大开销，实在是养不起一帮小资情调的文人了。
于是，就发生了让“百岁学者”周有光感到义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对待收入最高的大学教授和银行工作人员，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周有光对此愤愤不平地骂道：“……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拜托！这说法是多么的荒唐啊！想要给社会制造出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有哪个国家是靠给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大幅度加薪来实现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办法创业，自己赚钱啊！
举个例子来说，当今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在21世纪初加入欧元区之后，以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养了100万吃财政饭的公务员，自以为搞成全民中产阶级的“完美社会”了。结果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如今的希腊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说它国将不国都是轻的！、
希腊还有欧盟这个大款可以傍，中国又该去傍谁？只能靠我们中国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发明创造，让全中国老百姓吃饱饭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说给他发10万的月薪，就是发100万的月薪，人民大众也会认为是应得的。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文的“公共知识分子”，发8000月薪都让人感觉太多——你的这些文章早就另外给过稿费了！
在我看来，假如现代的这些“砖家叫兽”觉得生活不够宽裕，嫌钱少的话，那你就去出书写文章，赚稿费和版税啊！如果当真能够写出什么畅销书，甚至进一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月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话，想来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愤不平，正如同当今社会看待那些成功企业家一样。
当然，建国初期的文人们估计没有出书的渠道，也没有买书的市场。但当时全国人民都是那样的穷困，凭什么要让你们过着人上人的日子，而不是与全国老百姓同甘共苦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奖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险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累计接受了超过1700亿美元的政府救助。但aig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立即想着如何弥补亏空，挽回客户的损失，而是首先拿出一笔巨款给公司高管人员发奖金！
此事一被揭发，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然后又要政府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下，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
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诸位民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拨出巨款，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文人，发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跟那些在公司濒临亏本倒闭的危急关头，依然强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的华尔街aig公司高管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中国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轻文”的基本方针，要求大家“学好数理化”，最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治国”，也就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自然让心气甚高的文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平——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大抵相当于古代的“士”，虽然比不上“大夫”（官），但至少必须要比农工商高出半截。
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文发表观点的，所以随着思想管制的放松，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又是何等的罪恶滔天，把全部有骨气的中国人杀光，从精神上阉割，让君子们欲做隐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说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
——当文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霸占舆论话语权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是只敢在软弱的皇帝面前表现得很有节操和骨气；对中国人民则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但是到了军阀和异族侵略者面前，却是一个个奴颜婢膝、谄媚无比，什么节操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譬如明末的东林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
对于这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传统文人，我们中国老百姓栽的跟头已经够多了。一直要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种批判之后（确实是有些矫枉过正），90％以上的中国人这才知道，那些牛气冲天的文化人，其实也只是会放放嘴炮而已，否则还真以为他们是神仙，是菩萨，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呢。
所以，在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那段年月里，我们真正应该重视和歌颂的知识分子，是钱学森、李四光、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