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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算了！你也是为了工作嘛，感谢就不必了。有时间请我喝一歺酒就行了。”我开玩笑的说。
“好！一言为定！”m行长紧握着我的手认真地说道。
送走了m行长一行，我便安排警卫排长派两辆车到边界地区将李营长和小分队接回来。随后，我静下心来，给政委发了一封详细的电报，将西安一行的情况及主席留下我参加六中全会的事告知他。同时将家里的事全部托附给政委。安排好这一切，我便轻松地投入到主席交给我的工作之中。
待车队和小分队起程返回之后，我便随李部长就目前龙腾计划展开的有关工作进行了检查和反馈；并对后一段工作进行商讨，作出计划和安排。其后，我便到主席身边帮助整理一些有关召开六中全会的资料。我知道中央这次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总结抗战15个月以来的工作，确立抗战即将进入新阶段后的方针任务，二是为了批判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抗战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就表现出来。一部分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清醒地认识，结果在酝酿合作的过程中，上了国民党的当。如闽粤边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率部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近千名游击队指战员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主席将这类现象称为“何鸣危险”，提醒全党特别注意。大革命后期因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导致大革命失败，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革命群命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血流成河，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因此，主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就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就像到大海里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他提醒全党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我记得这些话是主席在洛川会议上讲的。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形成，右倾投降主义还没有成为现时的危险。到了1937年11月，日军先后攻陷上海、太原，大片国土论丧，全国抗战出现了许多困难。这时国内的民族投降主义和共产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又有新的发展。正在这个时候，延安举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m主席应邀作了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讲演。鉴于当时党内和社会上投降主义开始泛滥，m主席明确地提出，在党内在社会上均要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如不反对投降主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m主席把反对投降主义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认识，指出这是关系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
第六十五章 六中全会（二）（）
w明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是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离开国内到达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这无疑在王明头上增加了一些神秘的光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m*同志在全党全军中领袖地位的确定，共产国际对m译东和对王明的态变也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王明知道这种变化后，一方面他在公开的场合下也不得不提到m*的领袖地位；但是从内心中王明是不服输的，故而在暗中散布m*只知道孔孟儒家学说，只能以孔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安邦，还说m*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如果说，王明回国之前，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还只是一种倾向、一种现象、一种情绪的话，那么，王明回国后，就将这种倾向、现象、情绪发展成新右倾投降主义。王明此次回国，是负有在中g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使命的。37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局势和中共的任务。王明在会上作了带鼓动性的乐观的报告。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包括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在内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统一军事计划的统一的国家军队。他指出，只要蒋介石进一步转变政策，中共就准备承认国民政府为真正的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甚至同意完全保有现在领导成分。王明的这些观点得到了共产国际及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认可和赞同。并被季米特洛夫派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
王明回国后，在十二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一方面讲了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重点是对中g中央和m*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该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种提法太尖锐，便人害怕。他不赞成m*关于国民党营垒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还批评了延安会议的战略方针及li少奇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
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s大林同志的指示，而且他引经据典，讲得很有煽动性和鼓动性。因此，与会中大多数同志对王明产生了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辫是非，许多人还根据王明提出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得失，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
主席对王明的讲话以及产生的影响感到震惊。主席深知：王明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按照王明所提出的主张去指导抗日战争，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无疑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重演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悲剧。同这种观点斗争那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被王明的讲话所迷惑，认识上一时难以扭转。而提高全党的认识需要时间，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如果现在贸然同王明展开斗争，后果还很难预料。m主席经过冷静思考后决定暂时不正面交锋，但必须坚持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的策略。所以，m主席在讲话中，只是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抗战以来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辩白和解释。会议最终在m主席等人的坚持下，并没有草率地形成决议，这样就避免了造成严重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全党的发展。会议决定增补王明、xin云、kang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决定由王明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负责统一战线工作。
王明到达武汉后，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在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与中央相悖的意见，并擅自以m*的名义发表谈话。王明在长江局独断专行、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退让的言论，引起了m主席、洛甫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但鉴于全党的认识水平和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m主席没有公开批评王明。在今年三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继续鼓吹右倾投降主义观点，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七统一主张。这些主张，这些口号是束缚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绳索，是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
对于王明的这些错误观点，m主席还是没有给予正面的批评，只是很策略的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抵制王明的错误主张。在华北的八路军各部及各抗日根据地，基本上是贯彻执行m主席和中央制订的方针政策，所受到的影响较少。因此，八路军发展很快，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并不断扩大，抗日的各项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我对王明的那些错误观点早已知晓，因而对他搞的那一套早有防范和抵制。可以说，我们独立师、绥蒙边区及冀察蒙、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没有受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各项工作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并取得了抗战以来一系列的重大胜利，歼灭了数万精锐日军，部队发展到十万人。
三月后，m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对王明回国以来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目无中央、目无纪律的态度日益不满，双方矛盾不断加剧和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派xin弼时同志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g产党的情况和抗日战争的形势。xin弼时同志抵达莫斯科后，代表中g中央立即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g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同时又作了详细的全面的口头汇报。共产国际负责人从汇报中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情况，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也加深了对m*同志的认识。六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决议，肯定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派w稼祥同志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w稼祥，他请w稼祥转告中国g产党全体党员，都必须支持m*为中g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党的领袖。
w稼祥同志回国后，在九月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如实地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讲话，他说：“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m*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紧密团结的空气。”这是季米特洛夫的临别赠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犹如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使他失去了依托。至此，清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九月二十九日，中g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的一所旧教堂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各地各部门负责干部共48人。我作为地区负责干部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场气氛*肃穆。会议一开始，就由王稼祥同志再次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临别赠言：肯定了中国g产党一年多来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确立了m*同志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会场响起了长达三分钟的热烈掌声。接着m主席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了抗战15个月来的工作，并指出通过15个月的实践证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政策，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在实践中已取得巨大的胜利。他又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着重强调了中国g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神圣职责。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战略相恃阶段。他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团结一致，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动员和团结全民族的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会议期间，我们一边听报告，一边开展学习、讨论、发言。洛甫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副主席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朱老总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liu少奇作了党规党法报告，lin伯渠、xin云同志分别作了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与经济工作报告等。我们还听取了王明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发言，王明在发言中仍继续坚持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席针对王明的发言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报告，公开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观点。m主席科学分析了抗日时期统一战线的统一性与独立性、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正确关系。他说，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抗日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持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为合作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合作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m主席在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时，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g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势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那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
会议还就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40多人先后发言，支持m主席的正确主张，很多人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的种种错误。我也作了积极发言，严肃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的消极让步，否定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等错误。最后，主席总结概括道：王明对中国革命、对中国g产党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而替别人想得太多。其理论和路线的核心就是听别人的话，按别人的意志办事，为别人的利益效劳。
十一月六日，会议胜利闭幕。主席作了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会议总结。全会一致通过了中g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m*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赞同m*对15月来抗战经险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全会还针对王明下车伊始，以钦差大臣自居，指手画脚，目无中央的做法，特别强调了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全会决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党规党法。全会还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和东南局，分别由liu少奇、z恩来兼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我也有幸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第六十六章 战略相持（一）（）
在我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中日双方的武汉会战全面展开了。国民党军为保卫武汉，以第五战区部队组成左翼兵团，在孙连仲指挥下，防守长江以北地区，阻止日军第二军部队向武攻进攻；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部队，组成右翼兵团防守长江以南地区，阻止日军第十一军部队进攻。日军第二军经过补充休整之后，于九月底发起进攻，以第十三、十六师团进攻麻城，第十、第三师团进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