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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他领导的朝鲜革命志士尹奉天、金天山、安昌杰秘密商量了周密的行动方案。
1932年4月29日上午，虹口公园张灯结彩，许多日本侨民和朝鲜人身着盛装，带着食品、水瓶纷纷向会场集中。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均穿日本服装，尹奉吉手提装有炸弹的大热水瓶，金天山、安昌杰各怀手榴弹（以备定时炸弹误事即掷手榴弹炸死白川），三人顺利进入会场。金、安两人进场后即在左右两侧的最后座位坐下，以便策应。尹奉吉镇定自若地径直走到讲台前，顺手将热水瓶放在讲台下面，反身坐在第一排座位上。过了不久，会场陆陆续续坐满了人。日军侵华总司令白川大将、日驻华公使重光葵等20余名日酋高级官员登台依次入座。看时间只有两分钟，尹奉吉走到主席台前装着倒开水的样子，把水瓶里的定时炸弹开关拧开，随即悄悄离开会场。金天山、安昌杰看到尹奉吉已经得手，也迅速离开会场。不多时定时炸弹爆炸，伴随着惊天动地一声巨响，连台带人轰至半空，顿时血肉横飞、日寇鬼哭狼嚎。当场炸死日酋白川大将、居留米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日军野村中将的右眼球被炸飞，植田中将、驻华大使重光葵的大腿被炸断，日本将官死伤13人。其中白川大将是被中国军民在整个抗战期间击毙的最高长官。“庆祝大会”被捣毁，各报连篇累牍刊载，上海数百万军民奔走相告，一雪国耻大快人心。
南京国民政府内，或称快叫好，或惧引起中日争端，日本借机全面入侵，议论纷纭。蒋介石问戴笠谁人所为，戴笠答系王亚樵通过支持朝鲜人所为。戴问蒋如何处置此事，蒋介石下令送四万元给王亚樵，由胡抱一送至上海拉都路交王亚樵。王亚樵将这四万元送交安昌浩，再嘱洪耀斗、余立奎顶下圣母院路公道印书社交韩国革命党人经营，进行抗日活动。事后不久，尹奉吉等人先后被捕，受尽酷刑，最终惨遭杀害，但始终没有供出王亚樵等人。日本人没有证据，也无法向中国提出抗议。
虹口公园爆炸案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连其策划者及执行者都不曾估计到。首先，此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肆意侵吞朝鲜的重视，国际正义舆论借此案谴责日本侵华；其次，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因成功地领导了这起爆炸案，在全体朝鲜人民特别是旅居海外的朝侨中重新树立起威信，使一度处于低潮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转机。再次，中方的动议最终由韩国义士变成现实事件，这大大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并得到了国共双方的长期支持。
五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王亚樵奋战前线，炸敌舰、杀日寇，声望日高。蒋介石先后派戴笠、胡宗南、胡抱一、杨虎等人来沪，许以省政府委员、厅长和中将高位和巨额钱财，要王亚樵“归顺”蒋介石，条件是“向西南反蒋派打一枪，以示诚意。”王亚樵愤然回答：“我王亚樵决不做这种卖友求荣的不义之事！”他在致戴笠的信中表现了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拳拳爱国之心。
雨农老弟惠鉴：
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附十九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宿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亚樵所守者公义耳。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6）
亚樵书
正在此事，又发生了一起使蒋介石大为震怒的事件。日本侵占东北，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提请“国联”讨论，“国联”推选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李顿一行先至东北再到上海，发表谈话竟宣称：“东北原是满洲国，不一定属于中国版图”等谰言，偏袒日本。国人闻之无不愤恨。上海各界起而反对，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许世英、王亚樵、吴迈、李次山、许冀公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大中华饭店集会，讨论对付李顿国际调查团，或言电国际抗议，或言诉诸世界舆论，或言质问李顿，王亚樵力主“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
王亚樵命龚春浦主持杀李顿，在大华公寓召集所属人员计议。因李顿国际调查团住上海华懋饭店，命龙林、唐明等也住进华懋饭店，决定1932年11月10日在华懋饭店锄杀李顿，郑抱真发给手枪五支。不巧，当天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宴请李顿国际调查团。于是龙林、唐明等人坐等李顿回华懋饭店，乘此空隙时间，持枪抢四马路春茂钱庄，被四马路捕房擒获，供出锄杀李顿，经刑讯拷打，又将刺宋、刺蒋等案全盘托出。蒋介石闻之，大为光火，顿时下定了捕杀王亚樵的决心，他悬赏百万重金，要买王亚樵的人头。
按照蒋的旨意，戴笠调动大批军统特务进入租界，会同上海市公安局、市保安处，多方侦缉；加上重赏之下，必有见利忘义之徒告密，王亚樵周围险象环生。但是王亚樵依仗着他建立的严密组织和自己的机智勇敢，步步设防，其行踪神出鬼没、飘忽不定，使得国民党军警屡次扑空，手足无措。
一次由于叛徒柏芷芗出卖，军统得知王亚樵住于上海姚主教路前军长刘芝陆所建造新宅内，后来由柏芷芗追踪证实王亚樵确于夜晚乘云飞汽车进入该宅家中。市公安局侦缉队队长卢英得报，当即会同市保安处、法捕房，率领警务人员百余人，开四部红卡车，将该住宅团团围住，破门而入，进到王所住卧室内，王所着黑紫羊皮袍尚在床上，其被筒尚温暖，但始终未搜到王亚樵，当时警务人员及第二天《新闻报》《申报》两报登载的消息，均认为王有飞檐走壁之能。其实，王亚樵闻警即奔上四楼晒台，抓住隔壁新造房千斤坠绳索滑下去，脱险而出。
还有一次军警得之王亚樵夫妇隐蔽于赫德路赫德里楼上，赶在凌晨时分封锁里弄口。王妻王亚瑛买小菜，见红车停于弄口，特务指东指西，即回楼上对亚樵说：“快起来，前后弄口被特务围住了。”王亚樵穿起妻子的衣服，立即化装为娘姨，扎上头巾，手提菜篮，照照镜子，微微一笑：“堂堂王亚樵一变为娘姨！”王亚樵穿过军警林立的弄堂口从容逸去。特务们冲上楼入内搜索又扑了空，悲叹：“王亚樵不好对付！”
亚樵脱险不到秘密点，却来到特务不注意的老友张树侯家暂避。进入张家，张树侯极为惊异道；“风声这么紧，你怎么来此？”亚樵说：“避难至此暂容片刻。”进入客房，适逢岳相如、袁家声两位多时未见、政治面目不清的熟人在座。亚樵拔出手枪对着岳、袁说：“亚樵脱险在此，处于危难之中，不能不小心多疑，请二兄暂不要离此，待我的人到后再请方便。”张树侯即通知洪耀斗，一会洪耀斗、王述樵等人赶到，将亚樵转移到述樵秘密住所，派人守卫。深夜一辆救火车驶至，亚樵换上消防人员衣服，头戴钢帽，被送至越界筑路秘密点。
王亚樵两次脱险，轰动上海，戴笠束手无策。亚樵亦见上海形势愈演愈劣，难以容身。于是1933年10月前往福州。同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王亚樵也积极参与这次事变。不久闽变失败，王亚樵决意出奔香港再图他计。
辗转至8月中旬，王亚樵化装成码头工人，肩扛货件入轮船底层货舱，锁上舱门。旅客全部登船。特务持王亚樵照片，全船通舱、房舱、官舱逐一检查。因特务注意官舱，忽视货舱，得以脱险。同船随行有秘书戚皖白及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等。出走前，他嘱全家回原籍，命华克之、龚春浦、谢文达留上海，南京潜伏隐避，一部分人员分批去香港；嘱张文龙对被关押人员家属及留沪人员仍按月支给生活费用；郑抱真、许志远来往于港、沪、宁。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7）
六
王亚樵脱险至香港，旋与李济深、陈铭枢、萧佛成、胡汉民等各方反蒋人士晤面。声泪俱下，历述虎口余生，痛陈蒋介石独裁专横，排斥异己；蒋、汪合流媚日卖国，热衷内战，屠杀抗日志士，誓与蒋介石周旋到底。一时香港盛传：“王亚樵抵港哭诉”。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大同盟领导人杨杏佛先生惨遭特务杀害。亚樵悲痛不已，亲书挽词，隔海哭吊杏佛先生：
滚滚洪涛，何处埋君骨！茫茫寰宇，哪里是吾家！
是时特务四出寻觅亚樵踪迹，因此由秘书戚皖白持挽联跑到鼓浪屿邮寄上海杨先生治丧委员会，以惑戴笠。
1935年，李济深、陈铭枢、王亚樵等人在香港密议．三人决定于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锄杀蒋、汪。第一目标杀蒋，第二目标杀汪。这是福建誓师讨蒋后，反蒋的最后一张王牌。
王亚樵召集港、沪、宁三地锄奸团骨干密议，宣布11月1日发难，杀蒋、汪以谢国人。他们请胡汉民出面在南京申办了晨光通讯社，由华克之任社长，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3人充当采访记者。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前10天，华克之由香港潜回南京，按照王亚樵的意图，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取得了进入六中全会采访新闻许可后，孙凤鸣志愿执行此次重大任务。
10月31日夜晚华克之、郑抱真、许志远与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举行临别聚餐。临别伤感，孙凤鸣慷慨而言：“望转亚樵先生及全体同志，勿悲勿伤，孙凤鸣等此番诛杀国贼志在必行。洒热血，掷头颅，救国家、救民族在所不惜。孙凤鸣感亚樵先生相知之雅，教导有年，虽死何恨？愿诸兄弟及全体同志誓将反蒋抗日进行到底，凤鸣则含笑于九泉。”席间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孙凤鸣将六轮手枪藏于照相机内，张玉华、贺坡光各怀炸弹进入中央大礼堂。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此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合影时，汪精卫就坐前排摄影，但不见蒋介石，孙凤鸣只得将照相机推向汪精卫前，厉声道：“严惩国贼，诛杀汉奸。”连击汪精卫3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孙凤鸣也被卫兵击成重伤，两天后壮烈牺牲。
枪声响起后，汪精卫妻陈璧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便疑心此事是蒋策划，顿时哭天喊地，大哭大叫：“蒋先生，你不容兆铭，他可以不干。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辩解：“陈委员不要误会，此案自有水落石出。”众人急忙把汪精卫送去医院抢救，蒋介石回过头来即大骂戴笠，“枪打进了中央党部，你都不知道，干什么的？限你三日破案！”戴笠诺诺连声。
戴笠急忙进行部署缉拿凶手的工作。很快他们侦察出晨光通讯社确实首王亚樵的指导和资助。蒋介石极为恼怒，下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否则再不要见我。”
王亚樵脱险到香港，胡汉民、李济深、萧佛成等出面商请英国总督葛洪亮关照王亚樵。葛洪亮通知香港情报处长勃朗对王亚樵加以保护戴笠见港督庇护王亚樵，难以下手，复以国民政府名义照会英政府，在港逮捕引渡王亚樵。当时正高谈所谓“中英亲善”，英政府电令港督协助，勃朗即通知王亚樵速离香港。戴笠无法将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等12人逮捕引渡至南京，把他们权充“主犯”，以了结此案。
孙凤鸣1935年的刺杀行动，虽未使汪精卫当即丧命，但那颗未取出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的死亡。前往日本就医的汪精卫，1944年11月10日在名古屋不治身亡。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在不到一年后取得胜利。1939年元旦，冯玉祥将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团拜后的一次会议上曾感慨地说：“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该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七
戴笠早年投身王亚樵门下；后来投考黄埔军校六期，从事特工活动后深得蒋介石赏识，从此开始飞黄腾达。王亚樵则一直把蒋介石当作他的第一目标，接二连三地组织暗杀活动。戴笠认为与国民政府作对的人是不会有远大的前途，由此两人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乃至后来斗智斗勇，以命相搏。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8）
刺杀汪精卫案发生后，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局局长戴笠率领大批特务进入香港，千方百计捉拿王亚樵，王处境困难，遂于1936年2月偕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20余人及眷属离开香港，到达广西梧州，住在李济深家的圩子里，改名匡盈舒，跟随人员分住于梧州市。李济深即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对王亚樵加以保护，李、白应诺。但不久，李、白与蒋密谈合作，王亚樵觉得梧州非久留之地，经与部属商议，决心投奔中共。
王亚樵致力于暗杀，无论是手段还是目的，都与中国共产党并无共同语言。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是同情的。据王亚樵当年的学生、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人物华克之回忆：1931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被查封，华克之因而向王提议：“九哥，你买个印刷厂送给共产党吧，你就给革命立了盖世之功。”王二话不说，不出三天，筹款万元交华转递，使《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一年后，印刷厂又遭查封，王亚樵再次解囊，赎出被关押的工人并安置好他们的出路。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费，出资援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等。
决定投奔中共后，王亚樵请李济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推荐信，又亲书一信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请求收纳。王将两封信及2000元交给余亚农。张献廷带去延安。余、张走后，王亚樵深感处境危险，颇为伤感，曾写下《念奴娇》词一首，以遣志抒怀：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
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
堂堂中华，难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
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惜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痕。
鸥盟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王亚樵侠肝义胆，对他的下属照顾备至，下属牺牲之后，他的眷属生活一切费用均由他精心料理，因此这些下属无后顾之忧，心甘情愿为之效力，死而后已在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