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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外部形势又是如此恶劣，行差走错便陷国家于分裂或动乱。”陈文强娓娓说道：“文强不得已，才请徐先生前来为国家出力，为万民谋福。方式有些不妥，徐先生大人大量，亦当体谅理解。余最敬佩的是徐大人的爱国热情，‘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此话正与文强相合……”
东北三省为清朝之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徐世昌赴任东北后进行了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
徐世昌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
他还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
徐世昌在上任后坚持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同时，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
一九零七年，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九十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蓝天蔚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 ‘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徐世昌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
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而且，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在奉天（今沈阳），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为此而自豪。
听着陈文强如数家珍般将自己最为自豪的事迹一一讲述出来，徐世昌脸色稍霁。心中惊讶，却还是没有说话，揣度着陈文强说这番话的意思，以及强请他来的目的。
“国家尽快稳定，则外敌无可趁之机。”陈文强一番赞叹后，继续说道：“然树欲静而风不止。清廷完了，可还有很多不甘心的遗老遗少、满清亲贵做着复辟的美梦，肃亲王善耆便是其中之一……”说着，他把几份情报递给了徐世昌。
清帝退位之后，善耆贼心不死，决定学申包胥哭秦廷救楚国的典故，联络了一些与其相同的家伙，一些人至关外联络，他则去找日本人，挽救被扫进历史尘埃的满清王朝。
善耆是宗社党人，宗社党是反对清帝退位的中坚力量。曾经做过警察头子的善耆，警惕性当然很高，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逃出被北洋军控制的北京的。但他觉得还是有办法的，那便是与日本人川岛浪是结拜兄弟，找日本人帮助逃离北京。
而川岛浪的计划是在中国东北（即满洲）拥立肃亲王，同时使蒙古的喀喇沁王或巴林王举兵，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满蒙王国。而小日本早已觊觎我国东北。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和军部都积极采取维护和扩大在满蒙权益的政策，策略之一就是使满蒙脱离中国“**”，置于日本势力控制之下。川岛浪要起的满**立运动，恰恰符合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意图，因而受到参谋本部的支持。
而善耆与川岛浪的接触，再加上川岛浪频繁出入日本使馆，引起了在北方潜伏人员的注意。‘鉴于有日本人参与其中，他们不敢擅专，直接拍电报向陈文强进行请示。
陈文强本来对此事并不太在意，可川岛浪这个名字让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最让他记忆深刻的便是川岛芳子这个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日本女特务。
于是，北方潜伏人员接到的电报上便有了杀气腾腾的指示：伪装土匪，如善耆及其家人在日本人协助下逃出京城，则必往旅顺、大连，可在路上拦劫尽杀之。行动果决，不留后患。对有异动的满族亲贵，也进行严密监视，入东北者杀无赦。
徐世昌看过情报，对后面触目惊心的必杀令也倒吸了口冷气。好半晌，他长叹一声，缓缓说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啊！”
“卖****子，该杀！”陈文强冷笑一声，又缓和了语气，说道：“暗杀，我本不屑为之。何况国事待定，我也不想开此先例。但有些家伙，不杀实在是不行。于国于民有利者，手段嘛，倒在其次。徐先生，你以为如何？”
徐世昌眨着眼睛想了想。说道：“于国于民有利？这个判断的标准不好确定吧？”
“呵呵，还要强调一下，是敌人，而不是政敌。”陈文强微微一笑，说道：“政见不和现代政治社会中是很常见的。哪能用暴力手段解决呢！便说袁大头吧，暗杀管不管用呢，能不能成功呢？我考虑的不是这个，而是不用。”
徐世昌暗自松了口气，暗杀令人生畏，确实如此。他看着陈文强，若有所思地问道：“陈先生，你请徐某来所为何事？可是和谈不顺，需要徐某做一做项城的工作。”
“和谈明日开始，顺不顺的。从表面上岂能看得出来。”陈文强沉声说道：“有的人口是心非，反复无常，令我大失所望。看来，以前我是错了，南方临时政府也
是错了。若将国家托付此人，暂时能够稳定，但更大的动乱却在后面。与其如此，倒不如现在费点事，却能保证长治久安。”
“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项城右者。”徐世昌听出话头不对。赶忙替袁世凯说话，“和谈尚未正式开始，陈先生怎就做出结论，欲使和谈破裂。”
“他不行。头脑陈旧，治政办法老套，还是封建传统的那些手段。”陈文强轻轻摇了摇头，转而岔开话题，说道：“徐先生，此番请您前来。是想与您探讨一下东北三省的建设，以及如何抵制日俄侵占。您在东北经营有方，陈某是诚心请教的。”
徐世昌去东北任职之初，东北三省财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兴办实业为中心，与列强进行商战，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政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
比如设立银行，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在农业方面，鼓励利用“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展粮食畜牧业。
徐氏赴东北之前，当地因气候偏寒，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经过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复“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为麦之先农”。他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至于清剿土匪、移民屯垦，筹边安民，修铁路，通电话，也都是功德无量之举。
虽然陈文强把话题转到了徐世昌最为自豪的事情上，但徐世昌却心不在焉，始终在琢磨着陈文强话中的深意。出于和袁世凯的亲密关系，他自然希望能由袁来组织政府。
陈文强却仿佛刚才没说过什么似的，与徐世昌谈得融洽。展工商、实业，本也是他的强项，眼光和魄力又比徐世昌更远大，对徐氏新政给予肯定的同时，有很多见解和政策，更令徐氏感到钦佩。
“陈先生洋务娴熟，徐某早有耳闻，今日叙谈，方知盛名无虚。”徐世昌半是恭维，半是中断地拱了拱手，重新把话题拉到和谈上，“东北开势在必行，方能抵挡日俄侵略。然国事不定，国家不稳，这些政策措施实现也难。南北和解，结束内战，此乃国民之愿，亦是国家之福。和谈为万众瞩目，纵有分歧，难道就真的不能弥合，陈先生万不可轻言放弃。”
“我也希望能弥合分歧。”陈文强停顿了一下，突然问道：“徐先生，您认为清廷是亡于革命，还是亡于自身腐朽；满清时，贪官污吏遍地；新政府的工作，是不是应该从整顿吏治开始？没有相对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新政或者说是惠政能够贯彻实施吗，能够不变成苛待百姓的恶政吗？”
徐世昌想了一会儿，模棱两可地说道：“清廷自身有毛病，革命是外部力量。两者都有吧！”
“我们推翻清廷，是要结束****、独裁的封建时代，是要终结腐朽、无能的政府。”陈文强并不反驳，缓缓说道：“革命的成功不仅是清帝的退位，还包括建立一个高效、廉洁、民主的新政府。袁世凯能够胜任政府脑吗？我觉得他不行。因为他还停留在北洋的小圈子里，没有放眼全国，没有把自己放在国家元的位置上，没有一颗公心。”
“我，不太明白。”徐世昌皱起了眉头。
“徐先生治理东北时，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之人，并向全国招揽一流时务人才，方使东北三省人才济济。”陈文强微微一笑，解释道：“当时徐先生重用之人可有地域之分，唯才是举令人钦佩。而且，为清吏治，徐先生对贪官污吏严厉打击，又可曾顾念情面，纵容包庇？”
顾及情面之事是肯定有的，但陈文强却不说，只讲徐世昌的功绩。而徐世昌是何等人，立刻明白了陈文强话中之意。
“袁世凯以北洋起家，以北洋为基，视北洋旧人为亲信，哪管其才略、品德？”陈文强把话说得更加明白清楚，“任人唯亲是可以想见的事情，澄清吏治呢，也定是厚此薄彼，打压异己、包庇亲旧。徐先生，你也不用替袁某人说话，你也知道袁某人便是的这般的传统权谋思想。”
徐世昌摇头反驳道：“事未生，陈先生不可先以恶意揣度。袁项城才略兼具，目光岂能如此短浅？如能担任大总统，自然是由北及南，从全国着眼，脱出北洋之旧窠。”
陈文强嘿嘿一笑，也不想多辩，而是转到了东北，希望徐世昌能再度出山，继续建设开东北三省。
东北的局势现在如何呢？复兴会难道没有派人在东北活动？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别人或许把东北当作满州，甚至孙zs也曾给满清亲贵写过信，建议他们敦促清廷让国，举族返东北，自立帝国。但宋复华、陈文强等复兴会高层却一直关注着这块遍地是宝的黑土，因为东北形势最为复杂，日、俄势力最大，最是难以处理。（。）
第二百三十一章 东北局势（）
但由于东北的基础较为薄弱，东北复兴会会员便接到了隐而不发、暗中发展、等待时机的命令。袁世凯将东北的军队作为筹码，复兴会又何尝不想利用东北一举奠定胜局。
而东北三省虽然是满族的发祥地，但真正为满清死抗到底的旗人却并多。即便放眼全国内地各省，由满族军官统帅的驻防旗兵，除了西安、南京等少数几处发生战斗外，大都与革命军达成协议，放下武器。这虽然也有革命军不乱杀戮的纪律和宣传，也跟满清的腐朽末落不无关系。
对于上层王公贵族来说，曾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满族王公大臣，有的在北京城破后全家战死或自尽，逃出北京城的，也大多被八国联军列入祸首名单，由慈禧太后下令杀害或流放、充军。
虽然这些王公贵族大多是出于愚昧排外或宫廷政治斗争而支持义和团，但慈禧太后照着洋人开出的名单一一惩处的做法，无疑极大损害了清朝统治的威信。个别被通缉的王公怀恨在心，隐居起来，革命时也参加了推翻清朝的运动。例如，端王载漪躲在宁夏定远营，就准备联合哥老会攻城。由此就可以看出，经历庚子国变之后的满族上层王公贵族，真正死忠于清朝的人已经很少了。
对于普通满族民众来说，特别是满族聚居的东北和北京，在短短十年内遭受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占东北全境和日俄战争的四次浩劫。前三次清政府都以混乱的组织抵抗开始，以屈膝投降告终，甚至惩办参加抗击侵略的满族官兵。而最后一次连抵抗的姿态也不去做了，这不得不让满族民众思考，一个完全不能保护家乡的政权，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此外，清朝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对于满族人民行动自由的限制，比起对汉族人民更加严重。清朝的灭亡，对满族中下层民众来说。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看，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政治和法律上，清末新政已经废除了旗人的特权。在经济上看，一般旗人拿的是固定的钱粮。相当于后世的低保，这在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生活日益窘迫。
复兴会先期发表了“驱除鞑虏”的纲领，但随后便在刊物上作了解释，要反对的是清朝的**的贵族统治者。而非满族整个民族。而且，对于吸收同情支持革命的满、蒙会员，也是相当积极，并没有歧视和关上大门。这些措施逐渐引起满、蒙族中接触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对清廷日趋绝望，终于走上革命道路。
水滴石穿，复兴会慢慢积累的成果早晚会具有爆发的能量。
满族青年张榕在日俄开战后，到兴京厅（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和吉林海龙一带组织自卫军，保卫家乡，武装抗击日俄。并以“东北三省保卫公所”名义发表宣言：“国土存亡，端赖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援。”后被清廷逮捕入狱。
一九零八年，张榕出狱，逃亡日本，参加了复兴会，从事革命活动。复兴会举事之前，派其潜赴东北。张榕与革命党人张根仁、柳大年等成立名义上的立宪派组织奉天联合急进会。各界参加的人很多。
但他们的秘密宗旨却是：“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推举张榕为会长，柳大年等为副会长。密谋武装起义。他们派人到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地，秘密运动军警，组织民军，参加民军的有一万多人，具备了一定的军事力量。
而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总监督张绍增，驻防奉天的第三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皆是吴禄贞好友，有士官三杰之称。在吴禄贞秘密加入复兴会后，为其书信所劝动，亦秘密加入，一直等待时机发动起义。
而蓝天蔚和张绍增则借与日本人交涉间岛问题，向徐世昌上报，言说边防兵力不足，不仅在当地组织了大批民军，还招揽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军事实力也相当可观。
说起间岛交涉和这支民间武装的历史，还要上推到几年前的时候。
清初，蜿蜒起伏的长白山地区，被清朝的皇亲国戚们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