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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粤商自治会的主张及行动能获得广大商民的热烈支持，能顶住保守绅商和官府的刁难、控制及破坏，能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倒也可以利用经济斗争这个手段有一番作为。
而且，黄景棠既然向陈文强提出来了，就已经有了把握，并不是缺了陈文强不成。这一点，陈文强还是比较清楚的。
也就是说，拉陈文强是壮声威，助人气，作为海外粤籍商人的代表，黄景棠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而在修筑铁路的事情上，他也很积极，带头认购十万股，广东分公司能很快就筹集到四千多万元，他的带动作用也是功不可没。
“陈兄虽有官身，但更多的还是商人。而且，无论声望，还是实力，都是海内屈指可数。如果陈兄能屈居自治商会名誉会长一职，这自治商会便是稳当了。”黄景棠很有些期盼地望着陈文强。
声望不用说了，实力呢。不仅仅是陈文强手中已有大企业、大工厂，还有商团、铁路巡警这样的武装。陈文强可能还没充分估量到自己的实力已经相当强大，但别人却把他当成了一棵大树。
“黄兄太抬举兄弟了。”陈文强思虑已定，笑着点了点头，“如此诚意，兄弟却之不恭。就忝颜接受了。不过，我事务繁忙，恐怕只能挂个名而已。”
“会内繁琐事务也不敢劳动陈兄。”黄景棠见陈文强答应了，心情大畅，笑着说道：“只是这商团之事，还需陈兄出力帮助啊！”
“这没问题。”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依我看来，自治商会若大力支持宪政，或在宪友会中有几位重量级人物。以后行事会更加便利。”
黄景棠想了想，心领神会。立宪是潮流，宪政派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南方，各省宪友会、同志会正走向联合。如果自治商会顶上宪政派的名头，就可能得到其他省的奥援，官府也不敢轻易打压。
“凡事都讲究开门红，这自治商会要成立。是否也要造造声势啊？”陈文强调侃般地问道。
“当然要有。”黄景棠笑了笑，脸色郑重起来。说道：“广东水师无能孱弱，使英人借口西江航道治安不稳，竟派出军舰深入珠江，攫夺西江缉捕权。兄弟有意在自治商会成立后，号召商界同仁群起反对，并敦促官府维护国家主权。陈兄。你意下如何？”
陈文强想了想，用力点头，“好。英人素来骄横，此举正能涨我国人志气，增自治商会声势。兄弟一定鼎力支持。”
自治商会对于陈文强来说本是可有可无，但黄景棠如此激进，倒让陈文强改换了心思。说起来，同是商人，也有保守绅商和爱国之商两种。特别是在抵美、抵英运动中，陈文强已经现商人阶层的不同和差异。如果象黄景棠所说，成立的自治商会是进步、爱国的，能仗义执言、秉公办事的，并且是团结一致的，陈文强便更希望他们能展壮大起来。
“有陈兄这句话就够了。”黄景棠颇有深意地说道：“陈兄对英国人的态度并不是什么秘密，去年上海的会审公案蔓延扩大，可是搞得英国人十分狼狈啊！亲德抑英，虽有些无奈，却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英法资本觊觎铁路久矣，若不掀起些风潮，如何能明正言顺地加以抵制？”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德国是新进强国，想与英法等老牌列强竞争，自然要放低身段，不提或少提苛刻条款。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是国家积弱的无奈。”
“是啊！”黄景棠深有同感地慨叹一声，说道：“倒是陈兄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实业上都大有建树，说是压过洋人也不为过，可谓是大涨国人志气，大涨国家之威。”
“黄兄过奖了。”陈文强谦逊地摆了摆手，说道：“人多力量大，兄弟这点小成就，还要靠同仁们多多捧场才是。说到抗议反对，我倒觉得象抵美运动那样，来场抵英运动的话，似乎更有声势。只凭英国人贩卖鸦片，就是一个极好的理由。不光是国人深受其害，连国际上，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多。再有去年朝廷颁布的禁烟上谕，不仅是名正言顺，还可能会得到官府的支持。”
鸦片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得国人健康状况恶化、意志衰退，有的甚至严重丧失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大量白银外流，国贫民弱。对此，当时的《中外日报》刊文指出：鸦片之毒为中国亘古未有之奇祸；禁烟之举，亦为亘古未有之大事，中国之前途荣辱系于禁烟之举。
随着各方禁烟意识的不断增强，光绪于一九零六年正式颁布了十年为限禁绝烟毒上谕，开始清王朝二十世纪第一次由政府动的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禁烟运动。
而鸦片在远东地区大量的倾销也导致一些西方国家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陈文强所说的国际同情，并不是随口乱说。
黄景棠其实并没有这么大的设想，但他对鸦片之害是深恶痛绝的，何况抵制英货，或者说抵制所有洋货。对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和实业家来说，都是有利的。毕竟在工商业的竞争领域，民族资本还处于弱势地位。
对于陈文强来说，禁绝鸦片是他所希望的，抵制洋货也是有利可图的，拉德抑英更是他一直禀持的战略。
“我想”黄景棠还是比较谨慎。沉吟着说道：“抵英运动未必要大张旗鼓，商界同仁私下串联，先付诸实施，再慢慢扩大，也能达到实际的效果吧？”
“这也是万全之道。”陈文强笑着表示赞同，“在这方面，兄弟倒是有些经验，或许可指点一二。”
“在上海，确实搞得不错。”黄景棠笑得畅快。拱手道：“那就有劳陈兄了。”
“客气了。”陈文强还礼，与黄景棠又谈了一些细节问题，便告辞而走。
…………
影响、吸引、拉拢、聚集……陈文强的实力越来越强，辐射的能量也越来越广。这未必是他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势力，而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关系，编织起来的能尽量按照他的意图挥作用的大网络。
陈文强在广州呆了一周的时间，按照他之前的电报通知，粤汉铁路湖南、湖北分公司、汉阳铁厂、大冶铁厂、湖北枪炮厂等工厂企业都派来了经理或副经理。携带着资料前来汇报。而陈文强这个粤汉铁路巡警总办所保举、推荐的三个省的巡警坐办也赶来向他报告。
这就是摊子铺得太大的弊端，陈文强不可能事必躬亲。更不可能每次都要亲自去检查工作。抓大放小，作为一个领导，陈文强已经掌握了一些诀窍。再加上他的特殊能力，只要人在眼前，想有所欺瞒是很困难的。
从汇报上看，粤汉铁路要在五年内贯通是非常把握的。三年内就有很大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武长段（武汉至长沙）已经修筑过半，再有至多半年便能通车；长株线（长沙至株州）的勘测基本完成，设计确定后便要开工修筑。
统筹施工、分段包干、轮班倒换、人海战术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陈文强又从德国采购了先进的开山、筑路等机械，度还能大幅提升。虽然前期投资巨大。但早修完早收益，而且工程进度的不断提升，也为招资募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全面改造完毕后汉阳铁厂，不仅钢铁质量稳定可靠，产量也大幅提升，产铁突破十万吨大关，产钢达到五万吨，除了供应国内各大铁路所需的钢轨和零件，以及湖北枪炮厂的原料外，上海厂矿、澳大利亚、香港地区、南洋诸岛也纷纷来汉订货。
大冶铁厂的基础建设接近尾声，作为德国方投资的高炉已经运抵，预计两个月后便要投料试车，前景看好。
对这两个钢铁厂，陈文强觉得还有潜力可挖。不仅是炼钢炼铁，还应该大力培养技术人才，并向机器制造业展。他已经与德国企业达成了合作协议，向更深层的工业化进军。
湖北枪炮厂的毛瑟步枪的生产制造已经平稳，日产百枝，子弹万余粒。如果实行昼夜两班倒，产量还可提升三分之二。陈文强指示枪枝生产照旧，子弹加班制造并囤积不售，剩余生产能力则投入到制造火炮及炮弹上。
三省的铁路巡警分局设立完成，巡警也基本招募完毕，这或许是唯一不能产生效益的产业。嗯，说产业还不准确。但陈文强将其归入各铁路公司，作为各铁路公司可恃的武力，他能够只拿一半资金来供养。
对此，各公司的董事、股东倒也没有太大的怨言，毕竟有铁路巡警在，他们就不太担心官府的刁难和压榨，不太害怕地方愚民对修筑铁路的阻挠和破坏。
从整体上看，各项产业的运行还是让陈文强很满意的。这与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照顾支持分不开，陈文强的知人善任也很重要，而与清廷的新政倒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当时清廷的财政紧张，展经济、把蛋糕做大便成为了当务之急。于是，很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实业论者如张骞等人大声疾呼，要求朝廷制定奖励实业、扶植工商的政策，所幸这种呼声得到了及时的回应。商部的成立，也可谓是清廷经济政策转轨的重要标志。
商部当时在中央行政体制中的地位，仅次于外交部而位居第二，这也显示了清廷对振兴工商、展实业的重视和期待。商部的宗旨，以保护和开通工商实业为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次公开扮演倡导和奖掖实业的角色，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先河。
《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矿务誓行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等的先后颁布实施，从法律上确认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并为解决工商业上的纷争提供法律依据，为工商业经济的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尽管当时还有很多制约经济展的不利因素，如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还有政府官员的**等等。但清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从而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清廷在经济改革上的转轨，受到实业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私人经济的大展和实业救国论的大力宣传下，国人对工商实业有了全新的认识，“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工商实业界人士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而各地商会的成立（每年一百个左右的度增长），使商人越来越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因为他们不仅有钱，还有武装商团可以凭恃。这在清国地方守卫空虚的情况下，便显得更加举足轻重。
…………（……）
第一百九十七章 猛烈展开，北上会袁（）
陈文强在打理着自己的产业，改进的改进，扩张的扩张，新建的新建，既是为自己增加着财富，也为革命积累着资金。同时，也使这个国家薄弱的工业基础能够坚实一些。
对于革命军的奋战，陈文强只能是从财政上予以尽量的支持，具体的行动他不过多插手。毕竟，他更擅长的还是在工商领域，还是在交结各方人物，为将来的革命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而革命军的批亢捣虚显然是出乎清军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革命军会置压在当头的大军不顾，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流窜。是的，在清军看来，这就是流窜。只不过，这流窜来得突然，来得猛烈。
普洱、临沧相继被合流的革命军攻破，总兵力达到三千多、且装备精良的滇西革命军已经具备了纵横攻掠的实力，被大量抽调的地方清军根本抵挡不住这迅猛的攻势。
而元江以南，向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政府的控制力并不强。而土司的实力在历史上的改土归流过程中，又大受打击。这使得革命军掌控地方政权变得相对容易，只要军纪严明，不扰民、害民，甚至没有了苛捐杂税的盘剥，便少有地方武装会与革命军为敌。
甩开了清军主力后的两路革命军，在东西两面展开了迅猛攻掠。在滇西，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方清军非降即逃，占永德，克龙陵，兵锋直指滇西南重镇永昌（现保山）；在桂西，6荣廷率人马在左右江地区亦是摧枯拉朽，光复数县，歼敌上千。
而就在这又一次国内震动的时候，陈文强已经由广州出，前往上海。武汉、上海、琼州这三大地区，正是陈文强的产业之基。而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则是陈文强布局江浙的重要棋子。
西南、东南，再加上武汉的腹心地位，这就是陈文强设想的革命方略。而要直捣腹心，粤汉铁路便是关键。这也是他几乎倾尽全力的原因所在。
只要铁路修成，从琼州出动人马便可攻袭广州，然后乘车北上。再加上西南、东南的呼应行动，在长江以南掀起革命**，并吹响埋葬清王朝的号角。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而在回上海之前，陈文强还要先到天津。诚挚的邀请已经由人送达了。而对袁世凯，袁老四，袁大头，对这位历史上的“窃国大盗”，陈文强的感情是复杂的。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报》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一是袁世凯，另一个则是端方。
不可否认，老外的眼光很独到。而袁世凯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也确实与他的能力有关，绝不是投机取巧。一个没有功名的家伙，靠着事功扶摇直上，你能说他全靠钻营和运气？
而现在，袁世凯虽未失意，但却不如意。
清廷于一九零六年十一月正式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袁世凯、奕劻等人所希望的责任内阁制（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皇权要受制于内阁，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留后路），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
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特别是袁世凯，他最希望的6军部居然落空，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而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满汉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细看的话就会现，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
由此也可以看出，预备立宪后，满族亲贵**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皇族内阁”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
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岑春煊等人的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两派的分歧其实并不是立宪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
缓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