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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万缗的刍粟，国家却费掉价值三百六十余万缗的茶。又边郡收了刍粟，只顾发券，并不管国家现存的货物，共有若干。以致持了券，兑不到物品，券价大跌。入刍粟的，本是沿边的土人，得了券，并不自己去取物，都是卖给商人和京师的“交引铺”的。商人和交引铺，都要抑勒他的价钱，本得不到多少好处；券价一跌，更其反要折本；自然无人来入刍粟。于是国家虚费了许多官卖品，而边郡的刍粟，仍不充实。仁宗时，李谘乃议改茶法，行“贴射法”。宋初官卖的茶，本是除掉“本钱”，再加上利息，卖给商人的。譬如罗原县的茶，每斤官给园户本钱二十五文，卖给商人的价，是五十六文，则三十一文就是息。这时候，就不给本钱，令商人和园户，直接卖买。但园户仍须把茶运到官场，商人就官场买之。国家但收向来所取的“息”。譬如商人到罗源去买茶一斤，就得输息钱三十一文给国家。至于入刍粟于边郡的人，给券到京，一切都偿以见钱，谓之“见钱法”。这种办法的主意，在于国家“卖茶”和“买刍粟”，都以钱为价格的标准，不以茶与刍粟，做那“物物交易”的卖买。到后来，法又不行了。而且加之以盐，谓之“四说”。于是薛向出来，把入边刍粟废掉。边郡所需的刍粟，一概从京师运钱去和籴。这么一来，茶就和边备无关，而通商之议起。一○五九年，仁宗嘉祐四年。把向来息钱的半额，均摊在茶户身上，谓之“租钱”。茶户输租之后，听其自由卖买。惟建州腊茶，仍行禁榷。此为“嘉祐通商法”。历神宗、哲宗两朝，无甚改革。徽宗时，蔡京才重行禁榷。其法：产茶州军的人民，许其赴场输息，给与“短引”，在旁近州郡卖茶。其余的，悉令商人到榷货务纳金，银，缙钱；或沿边州军入刍粟。榷货务给之以“钞”。商人持着这“钞”，到茶场上去取茶。茶场发茶的时候，另给一张“长引”。长引上载明商人“所指的州军”。就是商人所要到的州军。商人拿着这张“长引”，就可以一直到“所要去的州军”去。既到之后，再完纳一次商税。这是一一○二年崇宁元年。的办法。一一○五年，又罢各茶场。令商人就京师或所在州县请给“长引”或“短引”，拿着“引”，自己向园户去买茶。南渡后，赵开总领蜀中财赋，所行的，也是这种法子。不过特立“合同场”，以稽察商人和园户的卖买罢了。这种法子，平心而论，自尚可行，不过蔡京的意思，在于聚敛，务以多收为功。茶税既重，而又废掉茶场，无以稽察商人和园户的卖买，私茶自然蜂起。却又峻刑法以治之，所以害人。
解池的“盐钞法”，亦为蔡京所变乱。先是“盐钞法”之行：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州郡。入边刍粟的，得了券，或到京师取钱，或到解池取盐。当时愿得解盐的甚多。蔡京要行聚敛之策，就把解池盐钞，改在京师发卖。却又才发钞，就换钞；既换钞，又立个名目，叫人贴输钱；一共要出三次钱，才拿得到盐。有出了一次两次，以后出不起的，就把他所输的钱，全行干没。数十万金的券，顷刻都成废纸。做这卖买的人，有“朝为豪商，夕同流丐”，赴水投缳而死的。这简直是抢劫了。南渡以后，赵开所行的盐法，是和他所行的茶法一样的，而稽察得更为严密。
又有所谓“和籴”及“和买”：“和籴”是（一）什么地方丰收了，便派人去增价籴谷；（二）或者什么地方要米谷，而转运为难，便派人去设法收买。这种办法，其初大概是注重于边郡的，到后来才推广到内地。“和买”则所买的是布帛。亦有预先给钱，随后输帛的，则谓之“预买”。“和籴”也有预给钱的，便是陕西所谓“青苗钱”。但是天圣以后，罢不复给。这本是同百姓做卖买的事，并不是收税。然而到后来：便有（一）强买，（二）仰价，（三）不即给价，（四）给价不足，（五）但给“官告”、“度牒”等不值钱不能流通之物，（六）和籴则每石取“耗”，（七）预买则按户硬配，（八）或外加名目收钱，（九）或预买的帛，令折输钱，（十）或预付的钱，重取其息等等弊病，已不啻加重人民的负担。到南渡以后，就一概变为“折帛钱”，变成一种赋税了。
商税起于唐朝的藩镇。五代时，更为繁琐。宋朝虽尽力蠲除，毕竟不能废掉。其法：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的专官措置，小的就委“令”、“佐”兼理。税额分为“住税”、“过税”两种：住税取千分之三十，过税取千分之二十。所税的东西，随地不一。见于宋史的：有“耕牛”、“鱼鸡”、“果蔬”、“竹木”、“柴炭”、“力胜钱”、载米商船所出。“典卖牛畜舟车”、“衣屦”、“布絮”、“谷粟”、“油面”等等。这种税，一望而知其为苛税。南渡以后，更其苛细。而且有时候，竟是讹诈的行为。譬如（一）琐细的贸易，亦指为漏税。（二）空舟则说他是载货的舟。（三）食米指为酒米，衣服指为布帛等等。甚至行李亦指为货物。再甚就空身也要勒索。绕路避他，就更要拦截讹诈。
对外贸易，则北宋时的对辽、夏，南宋时的对金，都有互市。官设榷场而征其税。有时官亦“辇物与易”。王韶经略熙河时所设的市易司，则由官给本钱，纯粹为一种官营的业务。
而其和国用关系较大的，倒还要推海路的贸易。太祖开宝四年，于广州置市舶司。后来又于杭明州置司。元祐时，又置于泉州和密州的板桥。其法：海船载货来的，先十税其一。而香药和宝货两种货物，则必须卖给官，由官再发卖。其出海的商人，则雍熙中曾诏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人其宝货。
此外又有合了许多零碎的收入，以成一笔进款的，便是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等。“经制钱”起于徽宗宣和末，陈遘经制七路财赋，收“印契”、“鬻糟”之类的钱，一共七种，以成功一种税入，因称为经制钱。“总制钱”则高宗在扬州时，四方贡赋不入，乃收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两广八路的税（如增加酒价和卖糟的钱，典卖田宅的税和牙税等），领以宪臣，收以通判。因绍兴五年，命参政孟庾提领措置，以总制司为名。就称这一笔钱为总制钱。“月桩钱”则绍兴二年，韩世忠驻扎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而漕臣再摊派之于州县。所取的，也大概是这种不正当的收入。“板帐钱”，亦起于南渡以后。其不正当更甚。《宋史》说：“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靡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人。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大概这种苛税之兴，都是起于唐中叶以后。历五代而愈甚。宋朝虽说蠲除烦苛，毕竟没有蠲除得尽。而到后来，财政的困难，却和唐五代时相等，自然驾轻就熟，种种的苛税，同时并作了。所以我说：唐代的藩镇擅土，实在叫中国的税法，起一个大变迁。
金朝官卖的东西有：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盐十种。而以盐为首。其法：亦由官卖之于商人，而给以“钞”、“引”，行盐各有界域。征商之制，亦有关税和商税。金朝的税法，大概是因仍于宋的。无甚特创的制度。
元朝的盐，以四百斤为一引，行盐亦各有郡邑。有由商卖的，亦有由官设盐铺的。大概是交通不便的地方，商人莫肯前往。又有验户口多少，输纳课钞的。这种法子，也起于五代时候。其初走官把盐按户勒销，到后来，则并不卖盐；而这一笔钱仍旧要出，就变做一种赋税。再到后来，则出了这一笔赋税，而官仍旧要禁榷盐。则谓之“食盐地方”。对于食盐地方。则官卖盐之处，谓之“行盐地方”。茶亦有引。长引一百二十斤，短引九十斤。后来除长引，专用短引。卖零茶的，则给以“茶由”。每由自三斤至三十斤，分为十等。于出茶地方，设立提举司七处。又于江州设立榷茶都转运司。酒曲和醋，亦都由官卖。
商税的制度，其详不可考见。据《元史》说：逮至天历之际，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额，不啻十倍云：则其收数甚多。但是其中有一个钞价下落物价腾贵的关系，须要除去计算。对于海外的贸易，则元朝较宋朝，更为注意。市舶司共有七所，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但亦时有罢复。世祖初定江南时，沿海地方，到外洋去贸易的，其货都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出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所到的地方，所买得的货物，都要由市舶司查验的。至元二十年，始定抽分之法。明年，卢世荣变法，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之人得其三。而禁止人民到外国去卖买。世荣死后，这种法子，亦就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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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章 钞法（）
宋、金、元、明四朝，还有一件事情，和民生大有关系的，便是钞法。
中国的币制，在古代，本是“金铜并用”的。而金为“秤量制”，铜为“铸造制”，已见第一篇第九章第二节。这种制度，到汉朝还没有改。但是魏晋以后，黄金便大少了。金之所以少，前人都说由于写经造像的消耗（别种奢侈的用途，黄金总还在的。只有写经造像，却一消耗，就不能回复）。但是魏晋以后，贫富渐均，参看第二篇上第六章，第二篇下第三章第五节。金以散而见其少，也是一个原因。
古代的币价，对于物价，是很贵的。据李悝所推算，当时平民一家，终岁之用，不过一千五百个钱（其实这个还不过用钱币推算价格，未必所用的东西，一一都要用钱去买），如何用得到黄金？所以古代货币，虽说金铜并用，以我们所推想，可以晓得黄金并不在多数人手里流转。参看《建设杂志》二卷六号通信栏。
然则当时的大宗贸易，是怎样的呢？难道一一辇着现钱去做卖买么？这也不然。大宗卖买，总有抵消推画……法子。所以《周礼》上头，就有“质剂”。《周礼》固然是伪书，也多用古书为据，不是凭空进出来的。就算他凭空造出来，也一定是按着汉代社会情形造的。那么，《周礼》上有质剂，就足以证明汉代社会，券据等类，业已通行很广。况且当时代钱用的东西多着呢。——其最普通的就是帛。
但是这种办法，一定有许多单位不同的东西（如金、银、布、帛等），在社会上同时并行，当作货币用。于计算上也很为不便。倘使有一种东西，能专代表钱币的价格，他本身不另有价格。而又有“轻剂”之便，一定是众人所欢迎的。职是故，纸币就自然发生出来。
还有一件，中国历代的币制，是紊乱时多，整理时少。从汉到宋，只有汉朝的五铢钱，唐朝的开元钱，是受人欢迎的。此外就都是迫于无法，只得拿来使用。这两种钱，在社会上通行的时代，实在很短。就是这两种钱通行的时候，也还有别种恶钱，夹杂在里头。历代钱法，因限于篇幅，未能历举。简单些，可把《汉书》、《隋书》、《唐书》的《食货志》，看一遍做参考。
所以我们可以推想从汉到宋，社会上用钱的人，实在困苦万状。到五代，就更倒行逆施，有一两国，竟用起铁钱来。这是同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一样的见解，想借此防止钱币流出于国外之故。宋朝不能厘革，于一定的区域中，仍旧听铁钱行使。其中四川，交通既不方便。初平的时候，除江南、四川外，又都不准行用铁钱。所有的铁钱，就都一拥而入（江南后来却不行了）。而四川，以交通最不便的地方，使用这种最笨重的货币，于是数百年来扰乱中国经济界的钞法，就以此为发源地了。
宋朝的行用纸币，起于真宗时候。先时蜀人患铁钱太重，自行发行一种纸币，谓之“交子”。每一交计钱一缗，三年而一换，谓之一界。就是每三年，将旧的尽行收回，另发新的一次。以富民十六户主之。后来富民穷了，渐渐的付不出钱来，以致时有争讼。转运使薛田，乃请于益州设立交子务，而禁其私造。于是民间自行发行的纸币，就变做官发的了。熙宁时，曾以此法推行于河东、陕西，旋即停罢。蔡京当国，才推广其行用的区域，又改其名为“钱引”。当时除闽、浙、湖、广外，全国通行。然滥造滥发，并没兑现的豫备。以致一缗只值钱十余文。纸币行用了不曾满一百年，已经撞下这么一场大祸来了。南渡以后，初时行用的，仍名交子。后来又有“会子”同“关子”，会子初仅行于两浙，后来亦但行于两淮、湖北、京西。关子则系末年所造。亦系分界行使。但（一）既不能兑现；（二）而每界又不能按时收回。往往两界或两界以上同时行使。其价格也就不能维持。有时实在下落得无可如何，便用金，银，度牒，官告，香药等去收回，谓之“称提”。但亦总不能回复额面的价格。最新的一界，已不能维持额面的价格。再前两界的，其价格就更要低落。然而宋朝的纸币，总还算是好的。金朝就更不堪设想了。
金朝的行钞，是海陵迁汴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所出的主意。印造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及十贯五种，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种，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纳旧易新”之限。其初信用很好，商贾有拿着钱去买钞的。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罢“七年厘革之限”。从此出多入少，价格就渐渐的跌落。最可笑的，恶货币驱逐良货币的法则，要彻底明白，原不容易。然而“铜钱和纸币，以同样的效力行使，人家一定要把钱藏起来”，这种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乃金章宗全不明白，反发“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邪？”的疑问，于是立“人民藏钱”和“商旅赍现钱”的限制。其结果，藏的人还是藏，销为器物的还是销，运出境的还是运，市面上仍是钱荒。兵兴以后，财政困难，一味的藉造钞接济。钞价就一落千丈。承安二年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充军赏”。贞祐三年七月，改交钞之名为贞祐宝券，不多时，就“千钱之券，仅直数钱”。四年八月，高琪说的。兴定元年，又改造一种贞祐通宝。以一贯当宝券千贯，四贯等于银一两。五年，又造兴定宝泉，一贯等于宝券四百贯，两贯等于银一两。元光二年，又立法，每银一两，价格不得超过宝泉三百贯。其跌落之快，也就可惊了。于是又立法：凡物价在银三两以下的，不准用银。三两以上的，须三分之一用银，三分之二用钞。然而仍旧是有名无实，至哀宗正大间，民间遂全以银市易。用银的始末，见第四篇下第五章第七节。
元朝的钞法，又有一特别之点，便是他“不和铜钱相权，而和丝银相权”。因为这时候，社会上所存的钱，实在太少了。帛是社会上向来把他当货币用最广的。银则是新兴之物，最得大家信用的。这也是自然的趋势。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旋又造中统宝钞，分10、20、30、50、100、200、500、1000、2000九种。其价是：
中统宝钞1贯=交钞1两=银12两
又以纹绫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