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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护伉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属，里正比庶人在官。《食货志》：“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也是用《周礼》的。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食货志》：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食货志》：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食货志》：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作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所有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食货志》：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下。
至于种田的年限，只有《汉书·食货志》上说及，他说：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这种制度，原不敢说是推行到十二分；然而地广人稀的时代，土地的私有的制度还没有发生。把一块很大的地方，来均分给众人耕种，也是有的，不过加以儒家学说的润饰，便愈觉得他制度的完备罢了。
古代社会的生计，以农业为主。所以国家的财政，也以农业上的收入为基础。《王制》上说：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仂。注：算今年一岁经用之数用其什一。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注丧大事用三岁之什一。……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日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正义》：假令一年有四万斛，以一万斛拟三十年通融积聚，为九年之蓄。以见在三万斛，制国之来岁一年之用。案《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三年耕，余一年之畜；九年耕，余三年之积；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储。《汉书·食贷志》：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王德流洽，德化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
据此，则当时之所谓太平，就不过是农人的生计宽裕，因而国家的贮畜充足，社会的生活，就觉得安稳；农业在社会上的关系，可以算得大极了。
耕种而外，属于农业性质的，便要推林业、畜牧、渔猎。当时的畜牧，已经做了农民的副业。如“畜五母鸡两母豕”等。专门采伐林木或是捕渔打猎的人，大概也是很少的。所以当时的农业，是把公有的土地来分给平民耕种；至于采伐林木，或者捕渔打猎的地方，却是作为全部落公有的。并没专司其事的人，所以《王制》说：
名山大泽不以封。注：其民同财，不得障管。
《孟子》也说：
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
然而采取的制限，也是有的。所以《孟子》又说：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王制》也说：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殻玻桓渤病！吨芾瘛酚猩接荨⒘趾狻⒋ê狻⒃笥荨⒓Ｈ恕O人等官。都属地官。
第二节工商业和货币食货界说，商（国、野）治商之法之严，从招徕到征税，工官到私家，制造，各种币材，金铜不相权。
农业而外，生利的人便要数着工商。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虽然幼稚，然而农工商分业，却久已实行。所以《管子·小匡篇》说：“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厖，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间燕，处农必就田壄，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又说“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把工商两种人比较起来，商人的程度，似乎高些。大约因为他周游四方，无所不至；而工人则但立于官吏监督之下，笃守旧法，从事制造之故。
中国的商业萌芽是很早的。《洪范》八政：一日食，二日货，《汉书·食货志》替他下个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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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农业（2）（）
“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前者是消费了他的本身以为利的，后者是不供给消费，拿来做“交易的手段”以为利的。《洪范》上头，就把这两种并列。可见当时的商业已很占重要的位置，他又追溯他的起源道：
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以下引《易系辞》的话，见第三章第一节。
据此看来，就可见得中国商业萌芽的早了。
后世的商业要分做两种：一种是《王制》所谓“市廛而不税”，《孟子》所谓“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的。《公孙丑篇》。按郑注《王制》说：“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赵注《孟子》说：“廛，市宅也。古者无征，衰世征之……法而不廛者，当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当征其廛宅也。”两说不同。这种商人都有一定的廛舍；他的廛舍是在国中；所经营的商业较大。《周礼》匠人营国，面朝后市，内宰佐后立市，也属于这一种。国家管理他的法子也很严。《王制》上说：
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这种严厉的规则，有几种意义：（一）种是为保持社会的阶级制度，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等；（一）种是为维持社会上的风俗秩序，如“布帛精粗不中度”、当时的布帛，是交易的媒介物，有货币的性质。“饮食衣服不粥于市”等；为禁止人民的懒惰奢侈。（一）种是为社会经济、人民健康起见，如“五谷不时”、“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等。
《周礼》上管理商人的有司市以下各官，也很严厉的。大概当时的商人，是立于政府严重监督之下。不如后世的自由，然而商业的利益古人也很晓得的，所以《王制》和《孟子》都说“关讥而不征”，很有招徕的意思。《周礼》却有关门之征，要凶——饥荒——札——疾疫死亡——才免。见司关。
还有一种，是在乡野地方做卖买的，并没有一定的廛舍。所以《白虎通》说“行曰商，止于贾。”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
《孟子》：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注：龙断，谓堁断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见市中有利，罔罗而取之。《释文》陆云：龙断，谓冈垄断而高者。
这种市大概是设在野田墟落之间的。未必终年都有，不过像如今的集市一般。神农氏日中为市，大概就是这一种制度。《酒诰》上说“肇牵车牛远服贾”，大概也是农民于收获之后，去赶这一种贸易的。
工业也是这样；有一种人，是专门做工的。就是《曲礼》所谓“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考工记》所谓“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植之工二”。这一种工人，是立于国家监督之下，而从事于制造的。所以《荀子》说工师之职是“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至于民间日用之物，大概都是自己造的。《考工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可以推见一斑。大概切用的物，都是自己造的。俄国人某（忘其名）《新疆游记》，说新疆省沙漠地带，往往隔数里或百里，有一块泉地。这种泉地里，都有汉人在那里耕种。除掉金属器具之外，一切都能够自制，可以无待于交易的。
古代的社会，经济程度幼稚，每一个部落，大概都有经济自足的意思。所以种种需用的器具，必须自造。工业就不得不特设专官。实在不能自给的，也得要仰给于人；然而这时候社会的经济情形，未必一切货物都能循供求相剂的原则，得自然的调剂。有时候缺乏起来，就得靠托商人，出去想法子。所以国家和商人，也有相依为命的时候。看子产对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可见。《左传》昭十六年。
商人和工人的情形，虽已大略讲过；然而古代货币的情形，也得考究他一考究，才能见得当时社会交换的状况。按我国古代用为货币的，最多的就是“贝”，次之就是“布”。所以货贿一类的字，都是从贝，而后世的货币，还名为布。参看近人《饮冰室丛著·中国古代币材考》。至于金属的使用，也是很早的。所以《史记·平准书》说：
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
但是当时的制度，业已不可详考，所以《汉书·食货志》又说：“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其有一定的制度，实在起于周朝。《食货志》又说：
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
钱圜函方，已经进于铸造货制。黄金虽然还在秤量时代，也已经明定一个用法；粗看起来，似乎金铜两品“相权而行”了。然而实在不是。古代的黄金，并不和铜钱相权，而且黄金之外，用为货币的，还是珠玉，这都是用之于远处，偶一行之，并不是常用的货币。《管子》说：据《文献通考·钱币考》，较今本《管子》为简明。
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夫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墅。东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为其途之远，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可见“珠玉黄金”，不过当饥荒之际，需用极远地方的货物，偶一用之。至于平时民间使用，却系用两种铜钱相权。所以周景王要铸大钱，单穆公说：
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
然而据战国时代李悝所计算，则当时民间需用铜钱之数，也很少的。大概社会上的经济，一大部分还在自足时代。请看下节。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共产，兵力，商业，消费之等级。井田之坏，山泽私有，工入私人，商业之盛，风气之变。
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他的特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私有的制度”还没有起源，一个人的生产，不是为着自己而生产，都是为着全社会而生产。一个人的消费，也不必自己设法，社会上总得分配给他一份。所以当时的农工商，并不是为自己要谋生活，才去找这件事干的；是社会全体，要经营这种事业，分配到他头上；所以他们都是“世业”，并没有“择业的自由”。所以当时就是不能工作的人，分配起来，也得给他一份。《王制》上说：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瘖”、“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正义》：此等既非老无告，不可特与常饩；既有疾病，不可不养；以其病尚轻，不可虚费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廪饩食之。
都是根据这一种“分配制度”来的。就是孔子所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所梦想的也是这一种经济组织。
但是这种组织，到后来破坏了。为什么破坏呢？我说有两种原因：
（一）当时社会上，有贵族平民两种阶级。贵族阶级侵夺平民阶级。
（二）因生产的方法进步了，各部落都有余财，交易之风渐盛。一个部落里，虽没有私有财产的人，然而部落的财产，却是私有的。所以部落和部落之间，仍可互相交易。因交易之风渐盛，而生产方法格外改变。从前各个部落，都得汲汲乎谋自给自足的，到这时候却可以不必。缺乏了什么，可以仰给于他部落。于是个人渐可自由择业，而财产私有之风以起。参看《建设杂志》马克思《资本论解说》。
所以当时旧组织的崩坏，第一件，便是井田制度的破坏。井田制度的破坏，《孟子》说：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
寥寥数语，把井田制度破坏的原因，说得十分透彻。这分明都是贵族侵夺平民的。再看朱子的《开阡陌辨》。《文献通考》卷一。
《汉志》言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