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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这张保护符；否则，当普通老百姓你们是活不下去的。
写了这么多，我想说明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主要矛盾是皇权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土地兼并带来的矛盾。
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的交易成本就会变高
江浙地区是大地主最集中的地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方腊，那个地方什么时候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土地兼并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这个结论下得恐怕有点儿草率。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有人群的地方就分左中右。你不要看大家都在反对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但是观点也分两个极端，刚才我提到的是其中一派，他们担心土地兼并。还有一派与此相反，他们担心的恰恰是一旦农民拥有了土地，土地的购买兼并、征收会变得更加困难。
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
前几年于建嵘先生抛出了一本书，叫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书中说2004年前后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主题发生了一次切换。2004年之前主要是抗粮抗税，农民不愿意交租子；2004年之后，农业税取消了，农村的社会矛盾主要就变成了征收土地当中出现的问题。这个主题一切换，抗争的整个景观就发生了变化。原来农民抗粮抗税，对策就是跑，整个抗争相对温和一些；现在为了土地，那就得站在自家的地头进行抗争，所以抗争显性化了。
第54章 现代化的本质（2）（）
更重要的是，原来抗粮抗税的都是老少边穷地区，穷地方才抗，富地方少有这种情况。可是现在土地问题恰恰多发在富有的地方，经济发达的地方维权抗争得更厉害，所以矛盾显然激化了。更要命的是，原来抗粮抗税只是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现在不一样了，有一帮律师开始下乡（当然律师主流是好的，但是总有一些律师无利不起早）跟农民说，我们帮你打这个官司，打赢官司之后你分我多少多少钱。很多律师一介入农村的土地纠纷，矛盾就更加激化了。
因此，有一派学者说，现在土地还是国家的，农民只有承包权，征收土地都这么困难，如果变成了私有产权，拥有了物权法的保护，农民的地还弄得上来吗？
地权的逻辑作者贺雪峰先生就持这种观点。他是我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他每年有两个月是住在农村的，带着一个团队在农村搞调研，非常了解中国农村。他说，现在如果农民不种地，跑到城里打工，农村土地兼并购买的时候，政府连人都找不着；反正也卖不了几个钱，他们宁愿把土地撂荒，为什么要卖给政府呢？交易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
你觉得这个担心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因为全球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国家都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虽然说这几年经济发展得还好，但是基础设施真是一塌糊涂，如果按高速公路的长度来排名的话，它还不如博茨瓦纳和斯里兰卡，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征收不上来。
有一段时间，塔塔集团想在印度征一块地盖个大工厂，就跟农民说，你们把地卖给我，你们到工厂上班多好啊。农民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给你们端茶倒水？种着地多好！死活就是不卖。所以很多公共建设都很难在印度推行下去。
台湾也是这种情况，陈水扁在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就曾经运用铁腕，要拆两块地建大安森林公园，结果闹得鸡飞狗跳。他第二次竞选台北市市长落选，跟这件事情有很大关系。
最典型也最具有戏剧化的例子发生在日本。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工。几十年过去了都没有完工，为什么？也是因为征地。因为成田机场位于千叶县，无论给多少钱当地老百姓都不肯把地卖给政府。虽然法院有裁决，但是农民还是坚持抗争，也有很多记者、媒体、公知、学生为他们抗争。最后农民们想出一个绝招，他们在土地当中划了一平方英尺土地设置为共有土地，所有愿意支持他们的人都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既然几万人共有这一块土地，拆迁就不单单是个别农民的事了，政府得跟这几万人谈判才行。农民的目的就是让政府干不成这件事。
所以到现在为止，成田机场这么有名的国际大空港，想建一个2500米的跑道都不行。成田机场还发生过一次飞机剐蹭事故，为什么？跑道不够用啊，所以大型客机无法降落。到现在为止，日本政府还一筹莫展。成田机场的征用委员会还曾经发生过一次集体辞职事件，因为实在干不下去了。20世纪70年代还发生过一个悲剧，这个征用委员会的委员长被人毒打，最后不堪羞辱，举枪自尽了。
如果把土地分给农民，中国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把土地分给农民，我们的基础设施还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迅速地发展吗？这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怎样说，现在搞的“土地流转”也是一种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做法，这和土地私有化是有本质不同的。
没有产权和自由交易，就会直接导向奴隶制
有些经济学家就给这个担心做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牵扯到著名的经济学家科斯先生。科斯这个人了不起，他作为大经济学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经济世界的全新角度。他靠两篇文章成名，公司的性质和社会资本问题，其中提出了一个在经济学界非常著名的观点——交易成本。简单地说，想要市场的效率高，交易成本就得低；交易成本一高，整个制度环境就会发生变化，经济效率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因此就说，科斯老人家说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交易成本就会变得很高，所以是不划算的。
这个道理讲得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只见小道理，没看到大道理。如果一味降低交易成本，那交易成本怎么才能更低呢？直接把农民变成奴隶，让他们白干活儿，只给碗饭吃，只保持肉体的自然再生产，交易成本不是更低吗？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大运河，那都是国家免费使用农户的劳动力。可是我们要这种发展效率吗？有时候账不能这么算。
慈禧太后贪污600万两海军军费建了颐和园，可是颐和园现在每年的门票收入有三到五个亿，当年的600万两白银折合人民币也就30亿，等同于每年有10％的收益，这已经是相当好的理财产品了。那能说慈禧太后干这事儿是对的吗？账不能这么算。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先生是研究经济史的，他曾得出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结论，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结论：在美国黑奴时代，南北战争之前，南方经济的效率其实比北方工业经济的效率还要高。福格尔只说到这儿为止，但是往下一推论，就是说，美国经济想要发展，干脆把一部分人再变成奴隶吧，这对国家是好事。
可是，经济学家能这么看问题吗？所谓的经济学家是从效率的角度看问题，但是人类内心的良知呢？我们所有的道德呢？如果我们要把农民绑在土地上，又不给他产权，从而换取效率的话，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极端结论就是把整个国家变成奴隶制，效率就会更高。可是能这么做吗？
人类进步不光包括经济进步，还有道德、良知各个方面的考量，我们凭什么认为，为了农民的利益考虑，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更符合他们利益的决断呢？如果哪个经济学家这样想，我觉得他就背离了20世纪经济学的基本成果。我也建议那些经济学家再去仔细读一读科斯先生的原著，虽然他已经去世了，没法跟他对证，但是他的原意是，任何交易成本成立的前提都是交易者拥有完整的产权和自由交易的市场条件。如果脱离了这两个前提，没有产权、没有自由交易，那还有什么交易成本？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就会直接导向奴隶制。
在此，我们引用一下自由主义经济大师哈耶克先生的一段话，这段话他也是引自富兰克林的。他说：“当一个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而获取所谓的一点点保障的话，那他既不配拥有自由，也不配拥有保障。”今天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公权力以为剥夺公民一点点自由就可以给他们保障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公民既没有了自由，也没有足够的保障。
贫民窟不是城市的牛皮癣
反对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还有一个很具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防止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我第一次听到“贫民窟”这个概念是六七年前，那时我还在央视工作。温铁军教授从印度考察回来，跟我说，那里的情况真是惨，很多农民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会三文不值二文地把土地甩卖掉，成为失地农民，然后去哪儿？只能去城市住到贫民窟里。可是贫民窟有两个特征：
第一，基础设施极端恶劣。十几万人聚集的地方，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厕所，街上屎尿横流，几万人围着一个水塘，倒痰盂也在里头，洗衣服也在里头，那还是人住的地方吗？
第二，贫民窟会建在哪里？要知道，农村土地私有化，城市也是一样，贫民窟不能建在私人领地上吧？只能建在政府拥有的公地上。政府的公地在哪儿？河道两侧、铁路两侧、公路两侧。我们经常听说印度发生火车翻车事故，都觉得这个国家基础设施太差，为什么？除了国家穷、征地困难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两侧都是贫民窟，所以铁路无法修缮，河道无法疏浚，公路无法拓宽。能只怪印度政府吗？当时温铁军教授说：“贫民窟就是城市的癌症。”至今言犹在耳。
我对贫民窟的认知，直到今年我看到落脚城市这本书才发生了改变。它的作者桑德斯是一个加拿大人，这个人有一个爱好，就是去全世界的各大城市考察贫民窟。这本书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前提是，人类进入城市的进程不可阻挡。这本书第一句话劈头就说：“未来100年，到21世纪末的时候，人类将会成为一个彻底居住在城市的物种。”不管他这个判断对不对，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清晰可见、不可逆转的进程。
联合国在21世纪初发布过一份报告，说城市化进程会带来贫民窟。到2010年的时候，全世界将有12亿人住在贫民窟里；到2030年的时候，是20亿人，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住在贫民窟里，其中亚洲占60％，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发现，看待贫民窟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城市的牛皮癣。这本书认为，贫民窟是另外一个动态的、生机勃勃的所在。
贫民窟还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不是由社会渣滓构成的，恰恰是由那些乡村当中的精英构成的。他们为什么不待在农村，而选择来到城市？首先他们具有冒险精神，而具有冒险精神的地方，我们不要只看到外表的脏乱差，实际上它具有惊人的社会活力。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有趣的城市叫迈阿密，美国的第十一大城市。它是怎么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古巴搞革命，卡斯特罗上台后，大量的难民逃到了一海之隔的美国，聚集在一个叫迈阿密的地方，当时迈阿密不就是贫民窟嘛！
到了20世纪80年代，卡斯特罗一想，怎么对美国捣乱呢？他灵机一动，决定开放一个港口，把流浪汉、罪犯、妓女这些社会害虫给美国人送过去，给美国捣乱。结果呢？几十年之后，迈阿密成为美国第十一大城市，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金融中心，美国所有大型银行和跨国公司的拉美总部都设在迈阿密。我去过那个地方，风景如画，现在是纽约、华盛顿那些富翁大佬们的度假胜地。为什么？因为有活力啊。
有一个社会学家问过我一个问题，是监狱里面的犯人平均智商高，还是外面的普通人平均智商高？这个问题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监狱里面的犯人智商高。他们的道德水准可能很低，但是他们长期跟社会各种规则进行非常频繁而艰难的博弈，所以智商普遍较高。迈阿密就是这种情况，卡斯特罗当年送去祸害美国的这帮人，恰恰是智力上的精英，所以反而激活了这个城市的活力，成就了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诞生。这是贫民窟的一个特征，它是精英会聚的地方。
就像北京，你以为住在唐家岭的都是loser？他们的月薪收入可能有四五千块钱，但是觉得自己现在还没能力买房，干吗把钱花在租房上！所以专心工作，只搏明天。
印度的贫民窟里也有这个特征，很多人都是在大公司上班的中产阶级，白天西装领带，下了班就钻进贫民窟，把西装脱下来，放在枕头下仔仔细细压好裤缝裤线。所以贫民窟里不见得都是社会的失败者，不见得都是没有希望的人。
贫民窟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
贫民窟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它是流动的。不妨想一想，我们的城市化不过才发展了100多年，我们祖上还不都是农民。农民进城有什么特征？都是乡村的精英先到城市，打下滩头阵地站住脚，然后亲戚、老乡逐渐跟进，渐渐地把整个家族都安顿在城市里。所以中国很多大城市都有一个现象，某个行当的从业者往往来自同一个地方。比如说剃头的一般都来自温州，澡堂子里修脚、按摩的基本都来自扬州，船老大基本上都来自湖北。北京也是这样，做早点的基本来自安徽，包括打印店老板基本上都来自某一个特定的地方。
这是中国的普遍现象，而这个现象折射出的就是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进程——先有人打下滩头阵地，住进贫民窟，然后才有中产阶级的诞生，才有一个辉煌的未来。这本书的作者就说，乡村人来到城市的落脚之地，是一个落脚城市，那是未来整个人类城市化那座辉煌大厦的第一层、第二层，是不能把它抽取掉的。
城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里有一个帕克教授，他写过一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所有贫民窟的人其实都想混入主流社会，而真正造就贫困的是什么？是社会隔绝，是类似种族隔离那样的措施，厌弃贫民窟，把贫民窟当作牛皮癣从城市的皮肤上给剥掉、扒掉，这些措施反而造就了贫穷。
巴西的总统卢拉，就是一个贫民窟出身的总统。他当了总统之后，立志要改造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里约热内卢约有600万人，其中有200万人住在贫民窟里，怎么办？因为巴西2016年要办奥运会，所以巴西政府拨款23亿美金，为贫民窟修建新房子，老百姓可以租住，也可以购买，购买的房子还可以抵押，获得财产性收入，等等。
我们再去看中国学者的看法——要避免形成贫民窟。结果避免了吗？中国农民现在没有土地私有化，在农村的地卖不掉的情况下，农民们不照样是把农村土地抛荒进入城市吗？这种情况还少见吗？比如说北京的唐家岭，曾经有一本书叫蚁族，就是专门写这个地方的。唐家岭每个月的房租只需要两三百块钱，合租的话更便宜，只要一两百块钱；唐家岭的水果要比城里便宜一半，十块钱能买两大盘饺子。所以很多在中关村上班的精英都住在那个地方，因为交通也很方便。
第55章 现代化的本质（3）（）
但是这个现象被曝光之后，唐家岭被拆了。可是定福庄、黄庄这些地方冒出来了，一个唐家岭倒下去，好几个唐家岭站起来。贫民窟是城市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