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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纽约的医生发现，为什么经过100年的折腾，产科病房里的新生儿的死亡率一点都没有下降呢？1850年死多少，1950年还是死多少，这100年医学不是白进步了吗？这是医学的耻辱，但是眼下又没有什么好办法。
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是由隔壁麻醉科的一个医生解决的，而且还是一个女医生，叫阿普加。阿普加医生1933年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但是入错行了，她学的是外科。按照当时人的观念，一个女医生干外科是没有前途的，后来她就被劝说改行干了麻醉科医生。她是美国第二个拿到麻醉科执照的女医生。但是，她就不服这口气，毕竟她的老本行是外科。
阿普加医生的医德非常好。她在当实习外科医生的时候，有一次帮助别的医生做手术。后来，那个病人死了，她就一直怀疑，是不是因为在手术过程中自己夹住了那个病人非常重要的一根血管导致的。一想到这里，她就马上抽出手术刀冲进了停尸房搞解剖。后来发现，果然如自己的猜想那样。于是，她就把这件事情及时汇报给了医院，承认自己错了。这种人眼里只有真相，没有荣辱。她不仅需要医德，还需要勇气。
阿普加医生虽然一辈子都没当上外科医生，但是她不管走到哪儿，身上总是带着两样东西，第一是手术刀，第二就是用于急救的插管。她心里想，万一遇上哪个路人倒地需要急救，我冲上去，还能当一把临时外科医生。后来，她在路上果然救活了十几个人，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
阿普加医生老觉得产科病房有点不对头，很多新生儿生下来的时候，医生一看新生儿的脸色不对头，好像也没有呼吸了，心跳也不对，就觉得这孩子根本救不活，给当死婴处理了。
可她觉得有的时候应该还能救回来，虽然她不是人家科室的，但是她发明了一个东西，叫阿普加评分表。
这个东西简单到什么程度？它就讲了五个指标，大概就是心跳、呼吸、肤色、肢体能不能动、会不会啼哭。大概就是五个指标，每个指标如果情况非常良好就是2分，加起来一共10分。
所有的新生儿生下来的时候都进行一次评分，如果低于4分，说明这个孩子不太健康；如果是10分，那就是非常健康。5分钟之后，再进行一次评估。就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阿普加评分表，居然就把美国新生儿的病死率给彻底降下来了。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怎么可能呢？这当然可能。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原来让你去跑步，让你去走路，是不是很困难？累。但是，现在很多人用了微信运动之后，大家就有那个精气神去跑步，为什么？因为你在跟朋友圈的人比这个步数，很多人专门就为这事还把手机绑到狗身上，让狗帮他跑，就为那个步数。
有了阿普加评分表之后，医生们就相当于安装了一个“微信运动”，因为自己病房出生的婴儿能不能救得活，现在有一个客观的数据指标来衡量了。整个纽约，甚至全世界新生儿的状况都有一个数据指标来衡量了。每个医生都会想办法救活那些新生儿，原来不会救的现在也救了。
阿普加评分表诞生之后，在短短几年内，有几百项针对新生儿的医疗改进开始实施，新生儿的死亡率从此就降下来了。这个简简单单的评分表一直用到今天，在新生儿死亡率下降这件事情上功不可没，甚至是功劳最大的一项创新。所以，针对系统的优化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再讲一个医生的精进里面提到的故事。对于战场上的军医来讲，把伤员的死亡率降下来是他们的核心使命。但是，这件事情好难，只有医疗技术有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这个数字才能大比例下降。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伤员的死亡率约为40％。到“二战”的时候，降到了30％，因为外科手术技术升级，再加上开始使用青霉素。到朝鲜战争的时候，这个数字下降到了25％了，因为青霉素被广泛使用了。
自此之后，这个数字就降不下来了，因为医疗技术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说白了，一个美国大兵如果在战场上受了伤，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得死在那儿。
但是到2005年的时候，就是美国人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这个数字居然神奇地下降了，而且是在医疗技术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原因——系统被优化了。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美国人搞出来一种叫进展性创伤的生命维持系统。听着这个名字很高大上，说白了就是把伤员的救治变成了一个流水线作业。
所有医生在进入医学院的时候，老师一般都告诉他两条：第一，你要治一个病人，就得彻底对他负责，把他治好；第二，永远不要相信其他的医生。确实，很多医生都有这样的强迫症，这种强迫症也可以说是一种医德。
可是，如果把这种医德放到战场上，是要坏事的。一场战斗打下来，如果送来20个伤员，医生要发扬医德，逮住第一个拼命治，花掉了五六个小时，这个人彻底治好了，剩下的19个人却全部变成了尸体。
把伤员送上流水线作业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前线的医院只做最基本的处理，就是确保伤员活着就可以了。然后，医生写明，我已经处理到哪一步了，伤口也不用缝合，甚至病人还处在深度麻醉的状态，就转往下一级医院，由下面的医院接着做下面的事情——就是把伤员当作流水线上的一块肉送来送去。这有点不符合医生的工作习惯，但是很有效，把战场上的伤员死亡率降下来了。
第二个原因，美国人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重视战场上的大数据。比如，要求士兵都戴护目镜，这样可以确保眼伤减少。但是，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护目镜的款式太土气，就不喜欢戴，所以眼伤的比例居高不下。后来，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发现士兵的这种心态后，迅速反馈给装备部门。装备部门赶紧送到战场上一款非常时髦、好看、酷炫的护目镜，大家都愿意戴了。果然，眼伤的比例就降下来了。
再举一个例子，伊拉克战场上有很多美国士兵的死亡不是因为被什么高精尖的武器打到了，往往是被当地游击队土制的炸弹伤着了。这种炸弹其实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弹片非常多，能把人打得跟筛子似的。每一个创口虽然都不致命，看起来也不起眼，但是架不住多，伤员往往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大数据捕捉到了这个信息后，反映给了装备部门。装备部门赶紧在战场上的急救药箱里多装了一个东西，就是止血绷带。这个东西很普通，只不过在里面多加了一些凝血的药剂而已。我们不要小看这一项创新，真的就把这种因伤致死的情况大幅度减少了。
第17章 创新，升级认知的工具（3）（）
美国人从2005年开始就特别重视战场的大数据，战地的一线医院人手那么紧，还会专门拨出三个医生记录数据。每一个伤员至少要记录75项数据，这就有助于装备部门优化他们的医疗策略。这又是一个从系统着手的例子，也救活了无数的人。
治病不是科学，而是技术
前面已经讲了两个因素：第一，持续地优化；第二，系统地优化。不过，医疗永远是人的事，人在这里面还能做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说说医学中人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在此之前，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医学到底是不是典型的科学呢？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很多人认为，医学中至少临床医学这部分不是典型的科学。也就是说，治病不是科学，而是技术。
我们平时总是把科学技术放在一起，简称“科技”，中国还有个科技部。但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模式。所谓的科学是先提出一个大胆假设，然后再回到现实中小心求证。为什么科学家都得有实验室？实验室可以帮助科学家把那些干扰性的因素排除在外，以此来验证自己的设想。所以，科学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思维过程。
而技术是设定一个目标，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起来再说。只要能达成目标，什么手段都可以。我干成的时候，也许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干成的，反过来再总结理论。所以，技术是一个从现实到理论的思维过程，与“科学”正好是反的。
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定义医学，那么医学就是典型的技术了。当病人躺在那里奄奄一息的时候，医生还要翻书去找什么理论依据？没那事儿，什么招好使就赶紧上，像我们前面讲的洗手、产钳都是急中生智的产物，往往没有什么深厚的理论依据。这就显出人在医学中的重要性了，人可以调动自己的一切想象力、能动性、积极性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思路。
医生只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工种
20世纪，人类医学的主流思潮就是所谓的循证医学。什么叫循证医学？简单地说，就是最接近科学思维的医学思维。但是，所有讲循证医学的医生最后都会添上两句话，第一句叫“要尊重医生的临床经验”，第二句叫“要尊重病人的个体价值和意愿”。这不是又把医学从科学那里拖到了技术的范畴吗？
我没有对医生群体不敬的意思，但是医生群体确实不是典型的科学家群体。他们没有时间整天去搞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们天天面对的是具体的马上就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是一种典型的、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工种，和其他技术工种的区别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这不仅不是对医生的不敬，恰恰是对医生最高的褒扬。为什么？因为医生这个工种，理论是否正确，有的时候没有有效性来得重要。一个人是不是聪明，不如他是否敬业、是否有匠心、是不是肯死磕来得重要。
医生的精进这本书里面举了大量的例子，比如有一种病，叫囊肿性纤维化。这种病具体的原理不得而知，但是它有一个结果，就是人的很多分泌物变得非常黏稠，而且没有办法排出体外。请注意，这种病可不是一种能治好的病，因为它属于遗传病。只要你生下来带这个基因，这个病一辈子都会跟着你，现在医学也拿它束手无策。
得了这种病会马上死吗？不会，黏稠的分泌物会慢慢堵塞肺部，引发呼吸衰竭而死。只要把分泌物排出来，患者的寿命和没得这个病的人其实差不多。
在美国，治疗这种病最拿手的医生叫沃里克。他的病人有的已经活到了67岁，而且过去10年里没有一个病人死亡。这也算是一个奇迹。沃里克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三招。
第一招，他发明了一种咳嗽的方法，要求病人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再深深地弯下腰去，然后猛然站起来，奋力把胸腔里的分泌物咳出体外。每天数次。
第二招，就是捶背。他在患者的胸腔处画了14个地方，每天找人捶，捶前胸、捶后背。没有人帮忙捶后背怎么办？沃里克发明了一种背心，穿上之后，感觉就像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开车，颠来颠去，捶来捶去，每天两次。
第三招，就是严格执行。他要求患者一生中每天都坚持这样咳嗽和捶背。这就是一种死磕精神。
沃里克对患者说：“如果不按我这个方法治，你每天发病的概率是0。5％。但是如果按我这个方式治，概率就会下降到0。05％。”你不要看只有这么一点差距，每天积累，一年积累下来，你的存活概率是83％。但是不用这个方法，你的存活概率只有16％。
在长时间段里面进行死磕，这种医疗方法其实是一种简单的技术，但是只有在沃里克这种严格的医生手里，才能把它坚持到底。
再比如，有一种常见病叫疝气，得了之后非常痛苦。这种病的机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人体内某个脏器或组织离开其正常解剖位置，通过先天或后天形成的薄弱点、缺损或孔隙进入另一部位，所以非常疼。治这个病很简单，在外科手术里面算入门级的，手术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
但是，这种外科手术也有10％～15％的失败率。失败了怎么办？无非就是再挨一刀。对于成熟的外科医生来说，做这种手术就跟补锅差不多。但是，葛文德医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发现一家医院，居然把疝气手术做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首先，失败率低于1％；其次，基本上半小时就可以完成；最后，它的医疗费用只有其他医院的一半左右。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翻开底牌一看，简单得不得了。
这家医院除了疝气手术，别的什么病都不治。它一共有12个医生，一年平摊下来，每个医生要做600～800例疝气手术。熟能生巧，一件事情反复做、长期做，当然就成了个中高手。
其他医院的外科大夫什么病都得治，那么他们一辈子遇到的这个病例可能都不如人家一年遇到的多。
这家医院确实做得好，也确实能解决问题，但是你不觉得这很low吗？这家医院的医生跟富士康流水线上装配ipad的工人有什么区别？没有技术含量。那么，医学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是治愈的效果还是人们所期望的智力含量呢？
怎么当一个好的创新者？
再回到我们的主题，怎么当一个好大夫？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再扩展一下：怎么当一个好的创新者？就是以上讲的三招：第一，持续地做；第二，系统地做；第三，死磕地做。这就是所谓的匠人精神。
讲了这么多，我就是想破除一下“创新”这个概念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流行观点，就是智力崇拜。人们总是觉得创新就是做难题，必须具备极高的智慧含量。这题得难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束手无策，而这个时候跳出来一个人，他一拍脑袋，灵光一现，想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方法把题给解了，这样的人才算是牛人。
就像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很多人就批评她：“这算什么本事？在那么多味中草药里慢慢淘，淘出来一个青蒿素，这是偶然、是侥幸。你看她后来就没有发表过什么有质量的科学论文，说明这个人的科研能力一般，她得诺贝尔奖就是侥幸。”
说这种话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就是一件苦差事。
我们看着那些生物学博士穿着白大褂，好像很高大上，其实他们天天就是刷试管、配试剂、培养细胞、记录实验数据，错了再重来一遍，没准儿什么时候就能得到一个科研成果。
我们现在给这种科研取了一个名字，叫“劳动密集型科研”，跟富士康的工人区别不大。但是，你能说他们搞出来的成果不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吗？什么是创新？这本身就是创新。
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扩大一下。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一届得主是伦琴，他的重要发现就是发现了x光。可是，怎么发现的呢？是智力因素在起作用吗？不是，他就是细心。
他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有一种管子可以发出一种具有很高穿透性的光。他很好奇，于是拍了各种各样的照片。拿这个东西拍一拍，拿那个东西拍一拍，他发现这个射线可以穿越任何东西的内部，甚至把他老婆的手放进去也拍了拍，看见了骨头。后来，就凭这张照片和这个发现，伦琴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