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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弗莱爵士曾经在上海和南京任职过几年，勉勉强强也能算是半个中国通，但对于中国人这些古怪性格的成因，他还是感到一头雾水总之，按照他的经验，如果想要跟日本人好好相处的话，大体上只要能够习惯他们的狂妄和无礼就可以了。而若是想要与中国人相处得好，恐怕还要比与日本人打好关系更累人一些。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中国人，捉弄人的技艺更是超群，还自诩为领导人的基本素质
当然，跟中国人打交道还只是有些麻烦而已，只要自己有着不列颠帝国外交官的煊赫身份，就不必在这些“半开化”的中国人面前有丝毫的惧意。但此刻正在汇丰银行大厦里等着他的银行界代表们，可不会把汉弗莱爵士的头衔看得太重——就算不列颠帝国政府想要帮忙从中说和，也得要蒋介石这个独裁者付出足够的诚意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蒋介石这家伙虽然桀骜而又充满怪癖，但最起码还算识时务。
望着从门内匆匆跑出来迎接的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汉弗莱爵士矜持地举起文明杖，向这个满脸堆笑的家伙打了个招呼，然后径自走进了汇丰银行的大门，准备参与又一轮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密谋。
一百二十四、国际金融家们的密谋（中）（）
（ ）沿着长长的奢华走廊一路走到尽头，就是汇丰银行的会客沙龙。
与外面的西洋风格截然不同，这个房间里面完全是东方情调的陈设——至少在托马斯。汉弗莱爵士的眼里是这样的：东方式的红木博古架上，陈列着绚丽的彩瓷、翡翠的鼻烟壶与象牙的观音像，松软的沙发前，摆着精美的斑竹小屏风，外观飘逸的高脚小几上，造型古朴的青铜香炉正飘散着淡雅的名贵熏香。墙上悬挂着几幅古旧奇怪的东方字画，飞舞的线条好似刀刻一样有力，斑驳的墨迹又仿佛历尽沧桑。
一个态度恭谦的华人仆役将他们迎进门内，另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面容姣好的女佣，则用大托盘给他们端上了咖啡和苏打水。汉弗莱爵士熟练地将白色礼帽放在门口的托盘上，然后背着手悠闲地欣赏屋内的陈设和字画，耐心地等待主人。而孔祥熙则是很有些神情紧张，乃至于坐立不安。
——没办法，孔祥熙部长接下来将要交涉的对象，不仅仅是汇丰银行的代理人，香港银行界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中国在这个时代的幕后主宰者！
片刻之后，几位穿着时髦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华人和白人男子，笑容可掬地走了进来，友好地向孔祥伸出右手——他们就是香港各大银行的经理人，或者说美英各大财团的在华势力代表之一。
接下来，这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就要代表各自的主子。在英国外交官汉弗莱爵士的穿针引线之下，跟孔祥熙部长讨论为蒋介石政权提供军费贷款，以便于遏制正在中国南方急速膨胀的赤色武装。恢复东方世界的“正常秩序”同时更加深化对蒋介石政权的控制，从中牟取利润
在一个世纪以后，有不少人幻想着要在民国时代当军阀，只要想办法拉起一支能打的队伍，占据一块比较有油水的地盘，再抱紧某一个或某几个列强的大腿，从他们弄来技术和资金。请他们帮自己培养人才，最终建设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就能拯救民族和国家在真实的冷酷历史之中。这个幼稚的想法实在是可笑无比——民国时代的军阀，哪里是这样好当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代理人，又岂是这般容易做的？假如军阀之路真的可以救国，那么为何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这样的一代人杰都没能成功？
且不说烽火燎原的民国乱世之中。就算是在国际环境相对和平的二战之后。那些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一手扶植起来的统治者，从伊朗的巴列维国王、韩国的李承晚，到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又有哪一个完成了复兴国家、拯救民族的大业？相反，那些努力打倒他们的反对者，却在一定程度上比他们做得更好。
后世的人们，之所以会对民国时代有着上述种种妄想，关键在于思想上的格局不够开阔。眼光也不够敏锐，无法透过那些表面上眼缭乱的政治倾轧和军事斗争。来看透民国乱世的本质。
在这里举一个比较近的现代例子——卡扎菲死去之后的利比亚内战，明面上的表现形式似乎是各个部族之间的野蛮混战，甚至被某些人解读为卡扎菲余党的复辟，实际上却是围绕着利比亚最大的财源——石油，而在买办政府和部族武装之间进行的殊死较量。很多昔日反对卡扎菲的部族，眼看着如今的日子还不如过去，也纷纷追悔莫及，在此时相继投入到了反对新政府的战争之中。
面对着风起云涌的全国性大起义，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买办政府，北约不仅投入了大量雇佣兵和特种部队，还派出战机轰炸利比亚起义军看似对自家狗腿子很讲义气。但问题是，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在卡扎菲倒台之后，吃相极其难看地吞掉了利比亚的大笔石油收入，害得利比亚新政府难以发放福利、安抚国民、收买各方割据势力，又哪里会让一个好端端的石油富国，搞到如今这般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的程度？
同样的道理，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代理人，就是为了死命压榨中国老百姓，每年不断剪羊毛的，又怎么可能允许你积攒起足够的财富，建立起一支能够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二十世纪后期的日韩和东南亚四小龙，都已经把美帝在当成爹来伺候了，还不是照样被华尔街大亨们宰得欲仙欲死，生活不能自理？
更何况，既然你可以“挟洋自重”，那么你的部下当然也可以如法炮制。被你派出去学习先进技术的那些家伙，等到回来的时候，说不定早已变成了被洗脑过的定时炸弹，随时准备在外国主子的指令下掀翻你的统治——比如说，在蒋介石败逃台湾之后，以美国人和蒋介石这样过硬的同盟关系，美国方面还要千方百计地扶植孙立人，从内部掀翻蒋介石对台湾的统治，以便于更容易地剪台湾人民的羊毛呢！
——几百年来满世界航海殖民的漫长历史，早已把欧美列强锻炼成了经验丰富的驯兽师，只要你贪图他们拿出的一口食物，乖乖进了他们的笼子，那么接下来再想要摆脱束缚，就堪称是难比登天了。
当然，轻松摆脱束缚的例子也不是绝对没有，比如二战后的埃及就比较轻松地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但这是因为有美国和苏联把枪口顶在英法的脑门上，逼着这两个落魄的驯兽师自己把笼子拆了，不然就要开枪爆掉他们的头而之后的埃及，也是最终又掉进了美国的笼子
言归正传，如果是在太平天国战争的时代，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力量还很单薄的年月里，这种“挟洋自重”、武装割据的救国革命策略，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遥远的地理距离和信息传播的滞后，使得欧美国家对远东任何大规模干涉都异常艰难，“靠着洋人反洋人”的策略尚有操作空间。
但是，到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已经渗透很深的民国时代，这样的“曲线救国”就完全是一条死路了。
事实上，至少到义和团运动的时候，西方列强就已经清楚，因为遥远的距离限制了自己对中国投放兵力的能力，所以仅凭坚船利炮和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将整个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而单纯的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国的经济潜力。但无声无息的金融渗透，却远比船坚炮利的海军舰队更具威力。
所以，在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西方列强认为直接瓜分和灭亡中国的代价太大，很可能导致不可控的后果，因此最终决定以扶植一个俯首帖耳的傀儡政权，继续替他们“代管”中国，维持一个稳定的远东半殖民区为最优策略，以此来源源不断地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财富。
之后的中国局势，便彻底被西方列强，确切地说，是以西方列强为载体的国际金融势力所掌握。
虽然满清的毁灭和袁世凯的倒台，让帝国主义失去了一个能够稳定剥削全中国的趁手工具，但接下来无休止的军阀割据和分裂内战，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的政治环境，从而导致民生凋敝，经济崩溃，民间财富开始不断涌入租界的外国银行，最终被转移到了国际金融家的手中。不管谁最终统一全国，获得的都只会是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没有任何黄金和白银等贵重金属充当货币准备金，金融秩序就无法建立起来，而政府财政也必然难以支撑，最后只得沦为傀儡，一举一动完全仰仗外国人的鼻息。
这就是为何近代历史上的中国，除了我党以外，几乎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是不卖国的——因为实在是由不得他们不卖。他们的政权在战火废墟中诞生，一时间没有充裕的资金来源，就只能以国家权益作为抵押品，向外国银行借款，以便于能够维持政权的运转。可借款终究难以持久，并且这也会使得中国成为西方列强在经济上的附庸，最终断送国家和民族的气运，从此一蹶不振。而若是赖账的话就意味着战争！
在此期间，并不是没有人曾经想过要抗争，但局限于他们的眼光和见识，大多数人都看不清这样的世界大局，反而无数次在死胡同里面原地打转，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
终于，中国这个曾经辉煌千年的远东巨人，被掏空了财富，折断了脊梁。在剩下的那具腐朽堕落的躯体上，还站满了西方列强的金融秃鹫，它们有时或许会相互厮打，但更多的时候却是猛啄已经枯干的腐肉，同时用冷峻警惕的目光，四处查看潜在的威胁，随时准备把中国人的任何反抗扼杀在苗头之中。
但它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居然也会突然变成猎物，被某些开了外挂的中国人给一口吞下去！（。。）
一百二十五、国际金融家们的密谋（下）（）
在上海滩的金融界突然间全军覆没，银行家被挂上路灯之后，香港这边剩下的金融秃鹫们，一方面固然是兔死狐悲、又惊又怒，另一方面却是偷偷地弹冠相庆，暗中窃喜——这下可算是少了个竞争对手啦！
整个民国时代，中国乃至于东方最重要的国际化金融证劵交易中心，一直是在位于长江口的上海滩。而僻处华南的香港与之相比，则好像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跟班。香港的银行家们，在上海滩的大亨面前，也多少有些抬不起头来——没办法，珠江流域的这点市场规模，跟庞大的长江流域实在是没法比。
因此，上海滩的沦陷赤化和尸山血海，对帝国主义的整体在华势力而言，当然是堪称伤筋动骨的巨大损失。但仅仅就香港一地的买办和投资者来说，却是一个绝妙的发展机遇。
所以，一方面是基于对上海那帮“狂暴化”布尔什维克的极度恐惧和憎恨，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香港金融业务大发展的美好憧憬，对于能够帮助自己抵御赤匪兼扩张华中地区业务的蒋介石政权，香港银行界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热情——于是，原本很有些忐忑不安、患得患失的孔祥熙部长，就异常惊喜地发现，这一次的香港银行界似乎特别好说话。他背后那个武汉国民政府仅仅是许诺了一堆空头支票，就换来了足足六千万港元！让蒋委员长能够把湖南的“讨何（何健）战争”和大别山的“剿匪行动”继续进行下去了！
另一方面，正当孔祥熙拿着巨额汇票欣喜不已的时候，结束了这一次中介任务的汉弗莱爵士，则是拿着一份刚收到的请帖，径自来到了港督府，跟香港总督贝璐爵士共进晚餐。
由于只是一次私下的小聚会。所以港督府的晚宴虽然十分考究，但也谈不上很奢华。除了叉烧包、番茄小鲍鱼、潮式卤水拼盘、芙蓉虾等显示本地特色的广东菜之外，就是纯正英式风味的烤鱼和炸薯条，外加三成熟的鲜嫩小牛排，以及拌了土豆泥和橄榄油的什锦色拉。配餐的饮料是正宗的英国利口酒。
中式菜肴被盛放在中国的青瓷碗碟里，而西式菜肴则用了精美的雕纯银器皿。这些美仑美奂的高级餐具。配合着色彩缤纷绚丽、香气浓郁诱人的美味食物，在枝状水晶吊灯的照耀下，折射着柔和的光泽，显示出一种华贵的气质和雍容的底蕴，让人感觉心情愉快。
当然，这两位大英帝国的高级公务员。之所以会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肯定不仅仅是为了享受美食而已，互相交换一些信息和情报，讨论一番当前的东方时事，才是这顿晚餐的重头戏。
“汇丰银行这一次还真是出人意料的慷慨啊六千万港元！我敢打赌。这笔军事贷款连带之前的几笔风险投资，最后都绝对会赔得干干净净，那位蒋先生到时候肯定连一个子儿也还不出来！”
汉弗莱爵士一边切着自己盘子里的小羊排，一边对港督先生如此嘀咕着说道。
“我想，汇丰银行在答应给蒋先生提供融资的时候，就没希望他能够还贷，而是希望他能够更彻底地交出政府财政权力，顺便再把他辖区能抵押的资产统统拿出来。”
香港总督贝璐爵士随口答道，“而且，蒋先生刚刚在湖南的战场上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从而让他那个摇摇欲坠的小政府，再次拥有了一定的投资价值胜利者总是应该得到奖赏的。更何况，我们还需要他来帮忙打击赤色分子——这些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眼下可是膨胀得好像瘟疫一样快！”
汉弗莱爵士微微点头，在抵达香港之后，他也已经听说了此事——就在三天之前，持续了大约一个月的湖南混战，终于尘埃落定。在国民党海军炮艇的轰击之下，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成功歼灭了湘军主力，并且继而一举攻占长沙。从而基本控制了湖南一省的大局。虽然何健带着少量残部突出重围，往南逃到了衡阳，企图继续负隅顽抗，但整个战局明显大势已去，只等着他什么时候能够接受事实，通电下野了。
通过这场短暂的战争，蒋介石终于把他的实际地位从“武汉市长”拓展到了“湖广总督”，勉强有了跟南京汪精卫当局并肩而立的本钱，也更加赢得了港英投资人的青睐但问题是，就在薛岳与何健拼死厮杀的同时，红军在湖南省内的力量也趁机暴涨——贺龙部在得到中央红军的增援之后，从湘西大举东进，一口气攻占了常德以西的几乎全部土地。项英则指挥剩余的江西红军，沿着中央红军出征的道路向西挺进，先是轻易攻克了赣州，继而进入湖南境内，眼看着就要切断粤汉铁路，阻隔广东跟北方的全部交通线！
看着地图上成片蔓延的红色斑块，香港的英国殖民者自然是感到心急如焚。更何况，如今的工农红军在上海方面的竭力要求之下，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金融和商业网点，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毁灭性政策——具体来说，就是“人杀光，钱抢光，账簿烧光”！红军打到哪里，哪里的帝国主义势力就会被连根拔起虽然眼下还只是在一些不太重要的中小城市受到了损失，但这一危险的势头必须得到尽快遏止！
“我明白，为了让帝国在东方的多年经营不至于打了水漂，我们必须给蒋介石提供帮助，让他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