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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观念先进，想要维护言论自由、开放，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杀不过来，手也伸不了那么长。而对上层富人，又受到亲属关系、人情关系、与“洋大人”关系的种种羁绊，从而无法肆意大杀特杀，也不愿意真的大杀特杀。
既然民国时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话，那么民主就更是扯谈了——哪怕那些“砖家们”吹得再怎么天乱坠，也无法改变民国诸位领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几乎没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选出来的事实。而真正赢得了大选的宋教仁，则是根本没来得及掌权就被暗杀了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军事独裁的政坛生态，怎么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
最后再提一提人权。基本上，只要是看过红岩的人，就知道党国是何等的漠视人权了。至于**喜欢活埋己方伤员以节省医药费，胡乱征兵致使几百万壮丁饿死在半路上这些小道新闻也都已经不新鲜了，还是说说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数民族权益问题吧！
当今的西方媒体，总是指责我党“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奇怪的是，国内却总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享福太多了），那么当年的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在这里举两个实例：
——海南黎族世袭峒长，大总管之子王国兴，论阶级成分，本应是共党死敌。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积中学上学的时候，因为不满校长的敲诈，竟然被以“通共”之名开除并送入监狱！等到他买通牢头越狱之后，却发现他的峒长老爹也已经顶着“共党”的名头被逮捕入狱，并且很快被折磨致死。
到了这一步，这位奴隶主剥削阶级的大少爷已经别无出路，就是不想当共党也已经“被共党”了，从此只得横下一条心，主动举起了红旗闹革命比较搞笑的是，虽然王国兴很早就被扣上了赤匪的帽子，而国民党也一直把他的兵马当做红军来剿灭。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这支“被红军”的黎族起义军，才真正地跟**琼崖特委建立了联系，算是找到了组织，而之前都是属于“黑户”性质——用如今最时髦的网络词汇，就是“自带干粮的**”
由此可见，每一个共党都是被逼出来的。
如果说王国兴的“被共党”，还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为。那么南京的中央政府，似乎在民族关系上，也没有想过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人权和感情——1930年，南京中研院搞了一次“中国落后族群展览”（名字就已经够羞辱人的了），当时有一位在南京上学的年轻瑶王，也奉命参加了这次展览。谁知在这次展览中，他竟然被强迫穿上民族服装，像猴子一样关在铁笼子里任人参观，还有人兜售门票和往笼子里丢瓜子之后，这位瑶王愤而回乡，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红军。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把**大师关进北京动物园，跟熊猫和老虎一起展览，那又会是个什么情形？
总之，民国年代是一个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时代，大家千万不要去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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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共产党还狠！（）
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还狠！
当我们阅读党史的时候，在感叹前辈党员们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之余，对那一场场残酷的内部肃反、政治运动、整风，以及冗长的无辜受害者名单，恐怕也会不由得心有余悸。
总之，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年头投身红色革命真是太危险了，不仅要应付反动派的残酷剿杀，还要提防背后那些“红色整人专家”（例如康生）上查八代，穿凿附会，随意构陷。只要一丁点儿莫名其妙的小纰漏，甚至根本没有错误，就会被毫无道理地逮捕、批斗和处决。
例如电视剧长征里面，就有过肃反委员会审判刘志丹的那一幕经典场面：“先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再说，证据以后会有的要什么证据？白纸黑字就是证据！”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的话，似乎还是投靠国民党比较稳当——虽然这个党在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在失败之前，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子不是？
但事实上，如果你在投靠国民党之后，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而是在基层党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话。那么在蒋委员长的屠刀举起之时，恐怕还会死得更快！
——**党史一般认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的“七一五”清党行动，给**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事实上，在这次国共分裂的悲剧之中，死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屠刀之下的国民党员，最起码也是**的好几倍！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0万党员或铁杆支持者），但到了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
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事实上只是被杀了1万多，还有一部分人脱党了），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尤其是在广西，1927年清党之前约有国民党员12。8万人，而到1934年却只剩了区区五千，还不足之前的一个零头，可见其杀戮之惨。
为什么国民党搞清党，却要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
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共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除少数**要员外，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而把这么多国民党员全部抓起来一个个审讯盘查，又实在是太麻烦，如果拖延日久，难保不会生变（譬如南昌起义）。
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就立即将当地县、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这才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疑似**员”统统杀光！
除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位带头人之外，后来才加入国民党阵营，只换了面旗就成为“革命军”的各地新军阀，在清党过程中更是异常卖力地推波助澜。
例如白崇禧就一边向蒋介石进谏说，清党工作不能再搞下去了，不然整个党组织都要被弄没了，一边又让桂系的人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抓清党工作，杀国民党杀得比谁都厉害——因为这些新军阀都很清楚，趁着这个机会把国民党糟蹋得越厉害，蒋介石接手的摊子就越烂，而日后要反蒋倒蒋也就会越容易。
而且，在此次清党过程中，某些貌似温文尔雅的文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也露出了狰狞残忍的真面目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时，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幕后主谋之一，他还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吴稚晖，以国民党监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清党的决定，领衔发出了清党通电，之后又亲自主持江浙地区的清党工作，把浙江国民党的基层干部一扫而空，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颇有当年曾剃头（曾国藩）屠杀太平军的风采，可见这些读书人的心肠之凶狠。
而吴稚晖更是公然说过：“（**）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监狱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
由此可见，幸好如今我国那帮悲天悯人的“公知”手上没枪，否则杀起人来绝对不会比蔡校长手软的。
虽然蔡元培的学生们在日后为校长辩护，说他是一个书气生十足的人，只是被骗上了贼船，虽然他确实对**不满，但按照西方的观点，总以为清党只是在法律和政治上进行一个两党分割，从此分道扬镳而已。只可惜忘了蒋委员长是青帮出来的，人家清理门户习惯于用刀
但实事求是地说，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在蒋介石的上海龙华司令部，积极策划清党方案，连日商讨罗列需要抓捕的人选名单，之后又一次次地公开宣言，要对共党和左倾分子斩草除根，坚决不肯停止清党，一直到蒋介石失势下野为止，怎么看都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冷血屠夫，而不是什么上当受骗的老好人。最极端的时候，蔡元培甚至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柳亚子（同样是国民党监委），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缉的黑名单。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也对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一时之间，各地国民党员人人自危，发现自己全被视为共产嫌疑犯，随时有被抓枪毙的危险。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索性投了**拼死一搏
这也是**人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间，发动上百次武装起义，迅速建立起许多根据地的原因——跟前面所说的那位黎族世袭峒长王国兴一样，很多原本不是**的家伙，随着清党的扩大化，也纷纷“被共党”了，害得他们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
总之，如此这般地一通清理下来，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高层领袖们杀戮一空，剩下的也纷纷脱党溜走，或是直接投了共党，等于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说实话，像这种比黑帮还要恐怖的党组织，也实在是没法呆了，哪有连个罪名都不找，就随随便便杀光自己一大半基层党员的道理啊！
——有人说，**之后的整风、肃反之所以如此残酷，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蒋委员长学习的。
而且，**肃反虽然同样冤案颇多，但也从来没有哪次会一下子杀掉过半党员的
因此，在一场血腥清党之后，**固然是损失惨重，但国民党更是被自己人铲除了整个根基。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国民党县乡基层组织，在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直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的清党工作不是一次了结，而是反复闹腾了许多次，对象也不仅仅是针对**——别看蒋介石对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大佬们似乎很客气，但对待下面的小卒子，可就是一律砍头枪毙没商量了。光是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的国民党内反对派元老骨干，就多达百余人，被害时全都高呼三民主义万岁，孙中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
偏偏蒋介石也同样也有失势下野的时候，这时候就轮到蒋介石派系的国民党员被清理了——所以民国中期的国民党员，无论投靠哪一个派系，同样都有沦为清党对象的危险。
哪怕是在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已经初步建立了稳固统治之后，“思想恶化”（国民党关于左倾的代名词）仍然是挂在每一位国民党员头上的达摩斯克利剑，就犹如特殊时期时期的“敌特”和“反革命”一样，乃是可以随便乱扣的大帽子。
只要有人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接下来又没有大人物肯出来担保的话，恐怕什么证据都不用找，就能随意枪毙——在三十年代的湖南和江西，甚至有中学教师因为写简体字，而被当局以**嫌疑抓捕的荒唐事。闹到后来，连吴稚晖这个铁杆**屠夫都看不下去了，对此向蒋委员长发出强烈抗议。
总之，1927年以后，中国虽然是蒋介石的天下，却不是国民党的天下。
相反，基层国民党员在很多时候，都是被迫害和提防的对象。
蒋介石虽然是国民党总裁，但由于党内资历比他高的元老太多，难以完全掌握党务，所以他实际上真正信任的只有黄埔军校的嫡系，普通国民党员并不能因为国民党的执政而获得多少好处——另一方面，那些被收编的兵痞流氓，倒是很容易就能披上一层国民党员的外皮，甚至连考核都可以省略。
既然国民党员的身份这么容易就能弄到，那么自然也就不值钱了。
如此一来，由于既受排挤又不被信任，在巨大的失落感驱动之下，国民党内部对蒋委员长的忠诚心自然高不到哪里去。从而给了共党以极大的渗透空间，搞到了“哪儿有国民党，哪儿就有**”的程度。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甚至被渗透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局面：蒋委员长下令剿共－－》共谍郭汝瑰制定剿共计划－－》共谍刘斐审阅剿共计划之后上报－－》共谍沈安娜记录一些临时的修改并整理上报－－》共谍韩练成负责保管已确定的剿共计划－－》剿共计划经由几乎全是共谍的南京军话总站下达－－》出兵剿共
更神奇的是，哪怕后来知道了这些人是共谍，党国的诸位将领依然表示不信，认为这是共党的离间计。因为按这些共谍搞出来的原始版本作战计划，就算打不了胜仗，至少也不会输得太惨——因为做地下工作的人心中至少还有一个度，不敢搞得太出格，生怕露出马脚——而被蒋委员长亲自下手令修改过，又用电话直接打到每个团里遥控指挥的作战计划，才是导致党国诸军屡屡惨败，一溃千里的不二法门
由此可见，蒋公这位“千古伟人”、“当代岳武穆”的战术水平，究竟有多臭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黄埔生的话，在蒋公手下当国民党员，恐怕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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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日渐崩坏的世界（）
楔子：日渐崩坏的世界
公元1848年1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夜晚时分，市中心大广场的白天鹅咖啡馆，楼上一间普通客房内的住客仍未就寝。
忽明忽暗的昏黄灯光，将两个年青人的影子投射在房间的墙壁上。
随着烛光的摇曳，影子也微微地晃动。有些时候，这种晃动会大一点，那是两个年轻人在轻声的交谈，而当影子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即使在门外的走廊上，也能听到他们愤怒的争论和大声的咆哮。
当然，这种颇为斯文的争吵，比外面街头的吵闹实在是逊色多了，就连从房门外经过的服务生，也对此不以为意。而楼下咖啡厅里那些高谈阔论的客人，更是对此一无所知。
确实，在白天鹅咖啡馆楼上争执的两个年轻人，都不是什么社会名流，而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破落户和一个普通商人的儿子，并且这两人还都是在欧洲饱受排斥的犹太人。
在前不久，其中一个说话做事比较张扬的年轻人，更是被法国政府以“危险的革命者”和“传播反动言论”的罪名驱逐出境，不得不移居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住在白天鹅咖啡馆的廉价客房里，没有工作，积蓄用尽，全靠他的商人朋友接济为生，走到哪里都会受人白眼。
不管怎么样，最后的争执终于结束了，他们一起把桌子上乱七八糟的文稿和书籍推到一边，开始在一张精制的信笺上沙沙地写着字，由那个破落户执笔，而他的商人朋友在一旁监督。
从标题和内容上看，这是一份某个小政党的纲领文件。
像这样因为某些人一时兴趣而诞生的“俱乐部政党”，在当时的欧洲宛如路边的野草一般数不胜数，差不多每一天都会在咖啡馆和啤酒馆里诞生几个，其中的绝大多数党派，都像朝露一样无声无息地诞生，然后又悄无声息地消逝，只有极少数才能跻身上流，在议会中取得一席之地。
不过，这两位年轻人所谋划的政党，却并非为选举而成立，而是以战斗为纲领的
昏黄的灯光下，蘸墨水笔在信笺纸上流动，一切都很安宁，就像过去无数份文件被起草的时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