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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和混**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沈从文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文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唯一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就真的跟现在的电影黑帮片一样，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不当回事总之记得尽量躲开便是。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中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投资家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中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子弟，为了在戏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白俄”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日子的悲惨富人相比，民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企业家的日子尚属滋润。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名义上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又没有保护性关税，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沿江到处设卡收钱，税率普遍高达20％甚至40％。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流氓，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几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时期也铁定要被蒸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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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民国年（）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现在有些“砖家”鼓吹美式民主，把选票这玩意儿说成是金丹妙药，只要有了选票就有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繁荣，人民可以用选票逼迫政府发福利给大家，从而人人都过上好日子。而在转型期间，最好把军队和国家资源都交给犹如上帝一般无私伟大的美国人代管
上述这些谬论已经流传了多年，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但问题是，他们又进一步回顾历史，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有人格尊严的时代，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电台和报纸就有好几百家。在三民主义的光辉下，中国人民自由的买，自由的卖，自由的游行，自由的批评政府，特立独行，牛气冲天而到了新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就统统没了，人民在**暴政之下变得了无生趣，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针对上述赞歌，我不由得也想补充一句：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时代，并在1949年初达到历史的高峰。当时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厕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圆券当手纸
——这些“砖家”觉得如今言论不自由，我倒是觉得，如今的大陆已经是言论太自由了，甚至对网络阵地简直是放任自流，才会群魔乱舞、谣言纷飞。按照党国的标准，很多人早就应该被抓起来关号子了。
最起码，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可以公开说“这个国家言论不自由”而不被抓进去压土袋，然后朝鼻子灌辣椒水活活弄死，也不会被警棍皮鞋当街殴打到吐血残疾，甚至于连夹着子弹的恐吓信都没有收到（国民党时期的军统、中统，几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这个，从来没人敢说他们违法），你还要怎么自由？
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全都没有想过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民国时代的统治者不是不想对民众进行高压管制，也不是没有做过高压管制（不要光看学生上街游行，没看到他们接着就被高压水枪射击，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关进监狱），问题是执行能力太差，管不过来罢了。
先说说北洋政府，这个政权给人的印象就是乱，自从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些大人物争相上台，中间还复辟了一次大清国。至于内阁，更是好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时候老百姓还没弄清楚大总统是个什么人，台上就已经换人了。
由于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诸位总统、总理们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当中，光是要稳住各方势力就已经很不容易，控制舆论之类的细枝末节就顾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夺权的反对派，通常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的同时，也会用报纸之类的媒体对执政者大肆攻击。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压制得住舆论？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务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压管制，问题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特务机关往往是刚搭了一个架子，还没开工呢，上头的人就已经倒台了，于是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没少做过查封报馆之类的事情。而民国名记邵飘萍，也是被张作霖下令枪毙的。
到了统治相对稳固的蒋委员长治下，自由、民主和人权什么的就更是扯谈了。他当年清党杀得人头滚滚，又何尝讲过什么法制？这货可是以黑帮理念治国的先驱，公然喊着“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大独裁者（虽然因为本事太差，很多时候会被人阳奉阴违，做不到真正的独裁）。如果他真正尊重言论自由，鲁迅就不会挥泪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而闻一多和史量才也不会挨枪子儿了。
——民国之言论自由？民国只有把伟大领袖，人民的父亲蒋委员长敬之爱之的自由！同时坐视无辜之人被抓进监狱，名人被特务暗杀，民众被军警打死之自由！
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民国年代还是有那么多抨击政府的“雄文”诞生见报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许多敢于大放厥词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们，都是名噪天下，交友广阔的神通广大之辈。不仅自己手里有钱，在政府里也是有人有关系，不光结交政府要员，还认识不少颇有分量的洋大人（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只要往租界里一躲，这交涉引渡就得费上老鼻子的劲儿（类比我国当今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有多艰难），对蒋委员长来说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触犯到一定底线，纵然是军统和中统这样凶名卓著的机关，也不愿意随便下狠手，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表现得比较“客气”。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不知多少不走运的富商士绅、显贵名流，也都先后蹲过党国的监狱，只能等着人拿钱托关系保释出来。
而在没背景的基层平民这里，国民党对那些抗议闹事的穷人们，难道曾经少抓了么？少杀了么？
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之所以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彻底的舆论封锁和压制。一是因为国民党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力度几乎为零，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带和农村）还是清代的宗族体制在“代替”政府进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中，也有许多行业内都是黑帮、财阀跟高级官僚的亲属族人在掌握。这样一来，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实现彻底的舆论管制，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地方的士绅宗族，虽然不至于违背根本利益，倒向共党，但对蒋家王朝的忠诚心也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如果有人只是大骂蒋委员长的话，恐怕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蒋委员长搞**。
二是全国始终有很多省份处于军阀割据的半独立状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联合对抗中央，当地人自然只知“xx大帅”而不知蒋委员长，甚至还在军阀的有意诱导之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反蒋宣传。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打个比方，在抗战前，汪精卫、胡汉民跟蒋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对台戏，为什么不能一枪把他们两个都崩了，从此党内再无反对派？
道理很简单，要是这么两枪下去，只怕是不光没了反对派，连党也没了。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合体，光是压制军阀，对抗共党，就已经异常吃力。蒋委员长的位置，可从来都没有封建时代的皇帝这么稳固，国民党内的反蒋集团从来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如果蒋委员长对这些竞争者没有丝毫容人之量，非要置于死地的话，整个政府只怕是顷刻间就要散架。
三是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让人民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念，必须有一个渠道宣泄出来。这种仿佛火山喷发一般的力量，又岂是“党国”那薄弱至极的基层组织能够管制住的？
事实上，像**这样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力度，即使是在党国搬到台湾以后，也没能完全做到啊！
因此，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观念先进，想要维护言论自由、开放，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杀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