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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混到驻华公使位置的日本人绝对不是笨蛋，瞅了这样的现状，公使就明白中日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顾维钧这次看似友好的旅行邀请是在向日本驻华公使示威呢。
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表现形式很可能是全面的惨烈战争，也可能是制造出两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这样的两支军队剑拔弩张的实施对峙。就如同《韩非子？？五蠹》：“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日本陆军已经不准备和中国“执干戚舞”，中国陆军与空军在台湾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强大装备、火力、技战术方面的差距，已经让日本陆军绝望了。别说进攻中国，日本现在连染指朝鲜的念头都没有。只要中国没有执干戚“舞”到日本本土，日本陆军就阿弥陀佛啦。
至于日本海军的现状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中国钢铁产量已经是日本的五十倍。哪怕中国用在建造军舰上的钢铁比例只有日本的五十分之二，其新建军舰的吨位也有接近日本两倍的水平。更何况中国在造“干戚”的时候可相当的卖力。
面对中日两国之间的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日本公使一开始的时候还饶有兴趣的问这问那，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他意气消沉的不言不语。日本内部的“昭和维新”行动搅乱了日本的局面，中国要是趁此机会杀进日本，日本驻华公使能做的也就只有“最强烈抗议”这么一件事而已。
顾维钧当然看出了日本公使的态度，他笑道：“公使阁下，我这次请您来参观的都是中国的精华地区，看起来好看一些也并不奇怪。不过我在想，日本也有非常富饶的地区，如果日本的精华地区也能够达到中国的这种程度，不知道阁下觉得这是否对日本是好事。”
日本驻华公使并没有直接回答，在外交上这话代表着相当的意味。既是威胁，也是一种示好。日本驻华公使很快就想明白，顾维钧的意思很可能是想表示对日本某股势力的支持，而且在试图劝说日本驻华公使也对这股势力进行支持。至于这股势力到底是谁，其实也不用多猜。在日本，北一辉这个非国民的名声足够响亮。作为公认的对华友好派，也是日本这次“昭和维新”的发动者以及领导者，北一辉自然是中国要支持的对象。
“如果贵国真的希望日本能够达到贵国的这种程度，那么贵国准备怎么实现你们的想法呢？”日本驻华公使问道。
“一个国家如果处于全面的混乱局面，是注定无法进行自身建设。同样，如果一场变动之后仅仅是最终恢复原状，那么流淌的血，牺牲的人命价值何在？”顾维钧慢慢的说道，“阁下想必是知道我的个人经历。满清覆灭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因为满清是肯定会覆灭的。但是在北洋覆灭的时候，我却觉得心里面天塌地陷，我所知道的中国好像跟着北洋一起覆灭了。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对我说，十几年后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强大更富裕更文明的中国的外交部长，我一定会认为那个人是在胡说八道。”
搞外交的很多话其实不用说的这么明白，既然顾维钧已经把话说的这么明白了，日本驻华公使也完全理解了顾维钧的想法。这是在劝说日本驻华公使投靠“昭和维新”派，而且不是驻华公使一个人投奔过去，还要让驻华公使回去煽动尽可能多的人投奔“昭和维新”派。
日本驻华公使并不反对这种建议，正如顾维钧所说，日本驻华公使很清楚顾维钧这传奇般的人生经历。能够在先后两个政权出任外交部长，而且顾维钧本人并没有遭受到任何“叛徒”的指责，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玩味的事情。
或许是很顽固的坚持者中日的敌对立场，日本驻华公使很快就冷静下来，他虽然认同顾维钧所说的“过去”，不过他也发现了顾维钧很巧妙的隐藏的一个事实。那就是顾维钧并没有主动选择新的人民党政府。在北洋覆灭的时候，顾维钧仅仅是承认了失败的实施，以投降的方式表示了对新政府的态度。如果顾维钧当时选择的是公开抛弃北洋政府，主动投奔人民党政府。想来他的名声绝对不会像现在一样值得称道。
不管什么时候，为了谋取利益实施叛变行为的叛徒会被打上不可磨灭的叛徒印记。
顾维钧很快就理解了日本驻华公使的沉默，他笑道：“如果公使阁下并不认同昭和维新的理念，也不希望日本走上中国的道路，那么可以完全不理会我说的这些。如果阁下是真的认同昭和维新派的理念，是真的希望能够为日本人民做一些事情的话，我想阁下也自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道不同不相与谋，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样。顾维钧本人也是前几年才明白了人民党所宣称的“无产阶级”的概念。例如他顾维钧就是一个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决心一辈子吃外交饭的人。顾维钧既不想拥有资本，也没想过要独占什么权力。当然，从个人利益角度而言，顾维钧也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承认，得到相应的报偿。
人民党反复讲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顾维钧当然希望中国的现行制度能够保护无产阶级利益。从这个阶级立场的角度来看，顾维钧觉得无论是占有土地的土地分封制度，或者是占有权力的权力分封体系，或者是占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是无产阶级制度上的敌人。
尽管顾维钧本人与地主、封建权力者、资本家，都这血缘或者师友的关系。尽管顾维钧本人即便是觉醒了阶级觉悟，也没有让他产生什么仇恨的感觉。但是顾维钧已经很明白，在现有的制度与旧制度的斗争中，顾维钧会因为亲情去同情甚至在生活上给与同时拥有“阶级敌人兼亲友”帮助，可顾维钧是不会再站到阶级对立者的立场上去，不会去支持这些人希望维持的制度。
顾维钧对这个认知有时候感觉很苦恼，人类毕竟是感情动物，人类是拥有肉体的生物。纯粹理性的判断经常会给感性带来相当的痛苦，而这感性引发的精神痛苦也经常会带给肉体痛苦的感觉。所以对日本驻华公使的沉默，顾维钧非常能够理解。
人民党中并非没有“叛徒”，尚远、蒲观水、严复，还有很多人都是真正的叛徒，他们也在人民党中获得了地位与声望，在退出政治舞台与人生舞台之前，他们还有着巨大的权力。然而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为了追求这些地位、声望、权力而背叛以前的效忠对象。他们参与革命的原因仅仅是他们希望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并且矢志不渝的为这个革命理想而奋斗。对于顾维钧这样的人来讲，想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
在顾维钧尝试着劝说日本驻华公使的时候，日本天皇裕仁也感到了巨大的痛苦。在他面前跪着的是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伏见宫博恭王并不是因为接受了昭和维新派的建议，前来探望天皇的安危。而是在海军爆发的叛乱中被抓了起来，海军的叛乱者们把伏见宫博恭王作为“礼物”送给掌握着东京的昭和维新派，然后又经由昭和维新派的“善意”而出现在裕仁面前的。
伏见宫博恭王元帅是陆军大将伏见宫贞爱亲王长子，本名爱贤。出继华顶宫，改名华顶宫博恭王，但是预定继承伏见宫家的弟弟邦芳体弱多病，就回到了伏见宫。称伏见宫博恭王。1886年4月12岁就进了海兵16期，可是9月份就因受不了军校对皇族的照顾退了学，去德国弗伦斯堡海军学院留学。
伏见宫在德国不是镀金，而是实打实的受教育。读完了海军学院以后还上了研究生班。回来以后又在海上干，因为反正不是什么至亲，天皇也不稀罕，别人当然就更不管了（反正也管不了）。
在日俄战争黄海海战中，他是三笠号后炮指挥官的少佐第三分队长，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负伤后拒绝了军医的救治，要求军医先去处理重伤员，是赶来的炮术长加藤宽治少佐把他硬抱下去的。就这样他成了英雄。此后历任浪速号、日进号副舰长，1907年再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历任高千惠号，伊吹号大佐舰长，横须横镇守府少将司令，海军大学校长，第二战队司令，第二舰队中将司令，军事参议官。1922年47岁就成为海军大将，升迁速度之快，在日本帝国海军中空前绝后。1932年进入元帅府，成为日军第一对元帅父子（第二对是寺内正毅/寺内寿一父子）。
昭和天皇即位后，极力控制军队。1933年伏见宫接替条约派的谷口尚真出任海军军令部长，和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一道，代表天皇在幕后操控海陆两军。
在见到伏见宫博恭王之前，裕仁已经见到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这位负责与统制派一起清洗陆军的家伙见到裕仁之后痛哭流涕。现在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尽管性情刚烈，可被一群年轻海军军人俘虏带来的屈辱让他面如死灰，眼瞅着也有潸然泪下老泪纵横的趋势。
代表裕仁去控制军队的两位亲王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裕仁已经清楚他为了控制军队做的努力此时终于寿终正寝。裕仁从伏见宫博恭王那里得到了不少外面的消息，统制派陆军也曾经吆喝着要攻入东京，拯救天皇。这快两个月过去了，统制派控制的陆军一动不动。在未来看样子也指望不上他们。现在海军也站到了“昭和维新”派那边去。昭和维新派现在还在逼着裕仁接见那些前来诉苦的日本泥腿子，并且不断制造各种“人民的天皇”这种弥天大谎。
愤怒的情绪是真实的，然而裕仁却感到了一种恐慌，因为他发现日本的局势已经越来越脱离了他的控制，倒是向着“昭和维新”派所希望的方向一路狂奔起来。
失败的预感如同阴云般笼罩在裕仁的心中。
莫道前路无知己104青萍之末（五）
工农革命军中央卫戍区政委黑岛仁，也就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位黑岛仁一郎，再次踏上自己的祖国日本的国土，是1937年6月19日的事情。以个人身份重回日本之后就不可能得到人民党的官方支持，黑岛仁一郎是知道的。日本现在乱的很，暗杀事件经常发生，黑岛仁一郎也是知道的。然而黑岛仁一郎毕生的理想就在眼前，他并无畏惧。
三十多年前，黑岛仁一郎与一群日本青年跟随陈天华登上前往中国的轮船，他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日本。借助推动中国革命成功后的力量，然后彻底改造日本。消除日本所有的不公正，不平等，建立一个真正能让日本人民安居乐业的新日本。
回想年轻时候意气风发的日子，黑岛仁觉得自己那时候真的是年轻。根本没有想到革命到底是如何艰辛的过程。但是黑岛仁从来没有任何的后悔，中国革命证明了一个更先进的社会能够把人类解放到何等地步。黑岛仁再也不会因为血统而向任何人敬礼或者跪拜，再也不会看到不平的事情却束手无策。
即便革命了也未必能带来地上天堂，黑岛仁很清楚。只是不革命的话，包括黑岛仁在内的日本人民就只能在黑暗中不断挣扎哀号。
一回到日本，黑岛仁这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与其他已经在中国身居高位的老家伙们一起投入了革命之中。他们与并没有要求与他们在中国等同的地位，大部分人作为基层加入了“昭和维新”的部队，任何一支革命军队若没有政委的话就只是空有热情而缺乏灵魂。
另外的行政方面的人员则投入了整合现在“昭和维新”派已经控制的地区的工作上。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所有实力派都在等待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至少是等待着看到明确未来的那一天。日本有深厚的分封传统，在中央政府被控制之后，日本各个地方迅速开始组成了自己的地盘。“昭和维新”派甚至连关东都没有能够完全控制。
历史上很多直接控制中央的起义到了这个阶段也就完蛋了，或者是起义部队无法维持对中央地区的控制，最后自己在重重的问题中组织涣散，终于被击溃。要么就是不得不与以前的各个地方实力派们妥协，革命果实最终被窃取。
北一辉对此非常担心，黑岛仁也有着同样的担心。眼下的局面已经很胶着，昭和维新派们要建立的新制度与日本现行制度有着天堑鸿沟般的不同。无论是社会结构，组织方式，还是营运制度，都与日本现行模式大大不同。一定要形容的话，新制度的政府能力要比现在的日本政府强出去太多。
既然裕仁犹如茅坑里面的石头般又臭又硬，其他势力都在等着看，那么“昭和维新”派们需要抓紧每一分钟完成对日本的控制。有了中国的明确支持，看似在国内举步维艰的日本“昭和维新”派们有着相当的空间来施展手脚。
首先就是恢复工农业生产，原本的官僚体系基本都不肯接受维新派的命令。既然这帮人不肯听话，维新派就靠着手上的武力自行建设。维新派首先发表通告，在维新派控制区实施“减租减息，扶助工农”的政策。
在农业方面，凡是向维新派登记自己田亩的农民，地租与税收总量不超过总产量的50％。在工业方面，借着人民党开放了自己市场的机会，以及海军的加入，维新派们掌握了进出口的大权。除了将军队的所属企业改造成国有企业之外，日本维新派还得到了来自中国的“出口信用贷款”。也就是说日本可以向中国借钱购买他们需要的原材料。木材、铁矿、旧设备，日本维新派终于掌握了相当程度的筹码。
黑岛仁这帮老家伙有着丰富的军事与行政经验，官僚们不合作，靠了了民主集中制的选举以及培训制度，这些人艰难的开始组建起维新派的行政体系。
在旧势力中第一批顶不住的是日本官僚体系，他们中间的不少人极度反对兵变。兵变之后他们纷纷选择躲避，大部分大权在握的官员都拒绝与兵变者合作。只是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兵变发生到7月，三个月没有薪水之后低级官僚们终于忍不住。不与逆贼合作的前提是中央政府还有权力与实力在手，现在从天皇到各个大臣，所有的大人物都处于被监禁或者被半监禁的状态。三个月不上班，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那些薪水，连带着权力带来的好处与好处费也都不见了。
兵变者们坚持了三个月都没有倒台，低级官僚们的心中是火烧火燎的焦急。六月底七月初，他们又看到了告示，兵变者们竟然“沐猴而冠”一样开始组织临时政府了。凡是在被兵变部队控制的东京地方民政单位中重新上了户籍的人，就可以申请报考“公务员”。眼瞅着日本“昭和维新”派们竟然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权力之旅，这条道路还是日本各级官员们自己让出来的。这不能不让这些家伙们意外之中又大感恐慌。在口袋越来越憋，以及对未来前途的担忧之下，终于有那么一批低级官员用行动向“昭和维新”派表示了屈服。也就是说，到新的民政部门登记了新户籍，拿到了自己新身份证。而且报名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也就在日本这些低级官员开始尝试改换门庭的时候，日本的“几大”钢铁集团的头子们也开始与“昭和维新”派们开始接触。这些接触最初是维新派提出的。北一辉利用自己的渠道，向这帮钢铁企业提出订单生产的要求。由维新派提供铁矿，这些钢铁企业开始生产。
北一辉在关东大地震时期积累的人脉当中有不少是大学生，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有些关系生分了，而有些年轻人一直在追随着北一辉。日本反封建联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