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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三百八十亩地，得交34200斤粮食。”胡汉三随口就答道。
刘存勇吓了一跳，他家的土地实际数目正好和这个差不多。而往年报土地的时候，他总是能少报50亩。没想到这么一个把戏居然被戳穿了。
“胡营长，我家只有330亩地。哪里多出来这50亩。”刘存勇连忙解释道。
“嗨！”胡汉三按照税警培训时候交给的技巧叹了口气，“刘老爷，以前收税都是朱秉贵那几个人收税，中间玩的那些花活大家都清楚的很。本来朱秉贵按律得处斩，张都督有好生之德，饶了他一条命。你说朱秉贵还敢不说实话？你要一定说你家没有这么多地，那也可以。你和朱秉贵一起到县衙去打这个官司。官司你能打赢，这五十亩地的税我们就不要了。你看如何？”
这话可是把刘存勇给吓住了。素来是官府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且不说朱秉贵现在已经是税警的人，也是官府的手下。就算朱秉贵是个普通人，一旦刘存勇进了官府，掏的钱就根本不止这50亩地的4500斤麦子钱。当下100斤麦子5块银元，4500斤麦子也不过225银元。他这等大户进了官府一次，上下打点的钱就不会比225快银元少。更别说这官司他又根本不可能打赢的。
心里面虽然已经认命，刘存勇却是堵得厉害。他忍不说道：“胡营长，俺们村旁边的镇子就是人民党在管，他们也是这么收税，可只收了三成。咱们能不能少点，四成，四成五也行啊。”
“哈哈。”胡汉三大笑起来，“别人说这个话，我觉得也就当他吃饱了撑的。刘老爷你这话就太可笑了吧。人民党要分地的事情刘老爷你不可能不知道，你要是觉得咱们税收的高，你可以去投奔人民党么。到时候你家的地能保住？”说到这里，胡汉三突然就冷下脸恶狠狠的说道，“刘老爷，这第一次这么收税，兄弟我就当没听见。你再给我说一次，我就直接把你送官府去了。”
看胡汉三如此油盐不进，刘存勇也没了办法。见刘存勇已经准备接受现实，胡汉三又换了笑脸，“刘老爷，你不要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庄寨今年种了人民党的一茬麦，随便一亩地收成就能超过200斤。你家的好地只怕就能打300斤粮食。一亩地要你90斤粮食，算起来比三成税还低。都这样了，你还非得不老实，让兄弟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了。”
这话摧毁了刘存勇最后的心理防线。如果真的能只收一次税，一亩九十斤麦子，在今年这个大丰收年的背景下，刘存勇完全能够接受。他只是怕官府说话不算数而已。连最后的消息都被知道了，刘存勇叹了口气，愿意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了。不过刘存勇并不准备完全屈服。眼下的问题是一码事，可当下各地议会也建起来了，议员也都选出来了。刘存勇不是不认识议员。他下定了决心，被收了税之后可不能白收。既然河南都督张镇芳公开说只收一次税，那么议会的议员们就得让这话落到实处。
庄寨百姓今年收成不错，即便是被收走了五成税，留下的粮食还能够吃。加上税警部队人数多，肯乖乖交粮食的，税警也不过分骚扰。不肯交粮食的，二话不说就给捆起来准备带走。如此情况之下，再也没有百姓敢对抗税警。一天内粮食就被收齐。不过庄寨里再也没了欢庆的气氛，家家户户都愁眉苦脸。
就在庄寨税收完成后的两个月后，也就是1912年10月底，袁世凯给河南都督张镇芳的嘉奖令到了河南。虽然税警部队还在外头玩命的收税，但是在北洋军第二镇统制段芝贵的主持下，河南省都督府与民政局的官员们哪里肯落在后面。尽管张镇芳对这场“庆功宴”并无兴趣，却实在不能驳了这些部下的面子，河南省省会开封召开了一场相当盛大的宴会。
张镇芳是一再要求宴会从简，可这么多高级文武官员加入，谁也不敢真的简办。众人怕张镇芳生气，所以私下达成了意见。宴会在北洋军军营召开，不包酒楼，尽量不声张。众人参加宴会的时候全部距离军营一定距离就步行，车马轿子都停在不被注意的地方。除此之外，专门从淮阴请了最好的厨子，至于各种菜色是绝对奢华精美。
其他官员早早就进了军营，河南都督张镇芳的马车驶近北洋军营门的时候，北洋军仪仗队早已经排开阵列，《北洋军在前进》的军乐奏响，门外以第二镇都督段芝贵为首的文物大员列队迎接。张镇芳下车之后，众人是热烈鼓掌。
这鼓掌的心情倒是相当一致。此次袁世凯公开大赞张镇芳税收的政绩。“税收有方，杜绝酷吏盘剥”，总之，把张镇芳夸的如同一枝花般。袁世凯不仅是对张镇芳赞不绝口，还把嘉奖的公文分发给北洋各省的都督那里。这摆明了是要给各省都督树立一个榜样。原本张镇芳就是袁世凯的亲信，又经这么一件事，官员们若是不赶紧趁机拍马屁反倒奇怪。
河南都督张镇芳对当下的局面倒是有喜有忧。面对一众迎接的官员，他也温言相对。毕竟这些属下在税收这件事情上就算没有出大力，至少也没有给张镇芳找别扭。光这一点就很是了不起了。
众星捧月般把张镇芳送进了宴会厅，就见摆了二三十桌的酒席。参加的有一百多人，八人一桌坐下。段芝贵作为宴会的主人，自然起身讲了祝酒词。无外乎是张镇芳治豫有方，税收得力。将来必然进入内阁高升之类的场面话。
张镇芳听着这些话，脸色平静竟看不出有什么高兴之处。因为这次税收的结果实在是大出张镇芳意料之外。河南东南地处黄淮平原，在平原地带税好收不少。各地官府们因为第一次面对税警部队这样的组织，也还不太清楚怎么应对。所以原本想象的糟糕局面竟然没有发生。
特别是与人民党接壤的地区，由于不少村落，甚至不与人民党接壤的大地主们都采用了人民党的“一茬麦”，收成普遍不错。其中一个很扎眼的就是商丘大地主尚家。尚家也是良田千顷，几乎代代都有人做官。而眼下尚家最著名的“官员”却是人民党淮海省省委书记尚远。人民党根据地土改分田地这件事，经过种种宣传，河南各地大多数人都知道。所以大地主们旗帜鲜明的反对人民党，尚家原本作为豪门大户，纳税从来不积极。这次居然破天荒的配合了税警的工作。尚家家族的六万亩地，一气就交了540万斤粮食。按照一石麦子5块钱计算，这可就是27万银元。到了阴历八月，各地第一批征收好的粮食计算下来，竟然超过了10亿斤。市价就已经是5000万银元。
税警学校不仅仅是培养税警，在周镇涛的安排下，还有专门的计算部门。这个部门就是负责田亩统计的。河南耕地面积广阔，光确定的夏粮耕地就有三千万亩左右。虽然很多地暂时收税困难。经过这一轮税收之后，张镇芳是信心大增。按照现在的税收法子，能把税收给普及下去。折合成麦子，一年能收27亿斤，市价上亿银元。曾经的税收难题立刻就解决了。
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张镇芳向工商民部提出出口粮食的申请得到了通过。日本这几年缺粮，按照周镇涛所说，日本为了能够大量出口生丝，土地大部分都种上了桑树。结果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早就多次遇到过的问题，“毁田中桑”。结果粮食产量骤减，日本政府不得不进口粮食以弥补国内粮食缺口。粮价压低之后，日本政府与北洋政府确定了一个协议，直接从中国进口50万吨，也就是10亿斤粮食。其他各省根本没有足够粮食能够出售，张镇芳正好抓住了这个机会。河南有京汉铁路，运输方便，从北京到天津港也有铁路。这批粮食能够直接运去港口装船。袁世凯自然要对张镇芳大加赞赏。
段芝贵的祝酒词好不容易结束了，酒席也就正式开始。张镇芳坐在主位上，段芝贵陪坐旁边。向张镇芳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段芝贵笑着说道：“张都督，我北洋第二镇的粮饷全靠张都督出。这已经是秋天，马上就要到了年末，却不知道粮饷何时能够到位？”
张镇芳只是笑而不语。一提起粮饷的事情，张镇芳心里面就一阵烦闷。可就在此事，与议会议员代表坐在一起的河南省议会议长王杰却端了酒杯过来敬酒。王杰曾经加入过同盟会，在同盟会接近解散的局面下，他就干脆在河南自立门户。拉拢地方士绅，在河南议会选举的时候，原本没有能选上议长。结果袁世凯“钦点”的河南议会议长杨源懋在六月病故。此时正好是河南税警马上就要下去收粮的关键点。王杰就大力游说地方士绅，以保护士绅利益为噱头，终于选上了议长。
因为收税得力，张镇芳得到袁世凯的赞赏，张镇芳自然是高兴的。只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次税收制度改革也带来了不少“副作用”。首先就是内部矛盾，黄淮平原地区的议员们如同商量好了一般，不管是原本出身同盟会的，还是支持袁世凯的“统一党”，一起要求张镇芳的都督府不能食言，只收这一次税。
这些苍蝇一般的议员在议会中纷纷串联，县议员，省议员，乃至国会议员大部分都加入其中。甚至有人敢要求张镇芳在河南省议会中公开保证不会食言。这可是把张镇芳气坏了。
平心而论，张镇芳倒也没有故意破坏“只收一次税”这个承诺的打算。可是官场最怕的就是许诺，例如这次虽然粮食出口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他发给袁世凯的电文里面，要求袁世凯及时把卖粮食的款子扣除当年该上缴国家的税款后发还给河南。就如张镇芳所担心的那样，袁世凯大赞张镇芳税收有功，对张镇芳的请求含糊其辞，只是一个劲的催促张镇芳把粮食赶紧运去北京。
官场上的事情就是如此，什么时候都得留好几个心眼，对下级如此，对上级更要如此。官大一级压死人，更别说面对的是袁世凯。要是袁世凯手里有钱的话也不会威逼北洋各省都督一定要向中央缴够定额税收。如果粮食全部给袁世凯运去，袁世凯是根本不可能立刻把钱给河南发过来。即便袁世凯自己真心想这么做，日本人什么时候给袁世凯钱这也是个大问题。更别说袁世凯不可能这么这么做。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局面，张镇芳手里面有粮却没有太多钱。郑县因为铁路的关系成了河南的新贸易中心，不过这个贸易中心毕竟时间短，税收的再狠也不可能刮出太多油水。紧邻河南的人民党又不缺粮，靠河南本地的粮食贸易，一时半会儿也消化不掉这么多的粮食。反倒因为粮商知道官府手中有这么多粮，粮价不涨反跌。
袁世凯一封封电报发过来，催促张镇芳赶紧运粮与日本交易。张镇芳以粮食运输艰难为由，能拖则拖。可是伸手要钱的人是越来越多。一个个说的自己跟揭不开锅一般。再加上王杰等议员们兴风作浪，张镇芳脸上虽然平静，心里面已经恨不得在酒壶里放上毒药，把这群王八蛋统统送上西天。
见王杰过来敬酒，张镇芳连酒杯都没摸，只是淡淡笑道：“我不胜酒力，就不能陪王议长了。”
即便被拒绝，王杰跟没事人一样笑道：“张都督，您得到大总统的青睐，这得祝贺您。不过河南百姓已经交了这么多税，日子也实在是艰难……”
没等王杰说完，坐在张镇芳身边的中央持派大员雷震春就起身笑道：“王议长，今天是酒宴。不谈公事不谈公事。”
雷震春和张镇芳一样，都是袁世凯的亲信。在河南税收中，雷震春看似没有插手，却始终参与各种会议。有这个证人，张镇芳也觉得安全了不少。毕竟和周镇涛在一起，太容易给人落下把柄。
撵走了王杰，雷震春却对张镇芳说道：“张都督，这运粮之事我觉得不妨快些吧。”
张镇芳心里面又是一阵恼怒，雷震春在税收的事情上没出什么力，可是到了此时，他根本不考虑张镇芳的难处，一个劲的催张镇芳赶紧把粮食运去天津。作为中央的特派大员，能督促把粮食运去天津，就是雷震春的大功。以雷振春的角度来看，张镇芳已经是河南都督，位高权重，给北洋中央送去粮食就是该干的事情。
有段芝贵和雷震春左右相陪，张镇芳觉得完全没了胃口。即便面前是家乡菜，他也只是随便夹了几筷子就不再吃。
雷震春再次问起这个运粮的事情，张镇芳没说话，段芝贵倒是插话了。“雷大人，张都督的粮食有些是要卖了给我们北洋军发饷的。现在军饷马上就要用尽，何不先在河南卖了粮食再说。我们北洋军发饷从来都是按时，现在钱不到，我心里面可没底。”
在这件事上，雷震春不可能站到段芝贵这边。他咋了一下嘴，“段统制，国家国家，国事当排在前面。若是中央政府都没钱这国事怎么支撑？而且张都督税收有方，军饷之事当可放心。”
张镇芳听了这话突然乐了，他是被气乐的。也不吭声，张镇芳拿起筷子再次开始吃菜。他已经想明白了，反正当下他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此时若是因为这些公事耽误了吃饭的心情，岂不是吃亏。
这心情没有维持太久，张镇芳刚吃了两筷子，就见有传令兵急匆匆的跑进来直奔段芝贵而来，见张镇芳在传令兵不敢吭声了。大家都是官场上的人，张镇芳与段芝贵起身去了旁边的屋子，传令兵这才敢禀报，“陆军部电报，住宅北京的北洋第八镇兵变。”
听闻这个消息，张镇芳只是瞪大了眼睛。段芝贵已经惊呼道：“什么？”
正待细问，却有张镇芳的亲随急匆匆跑了过来，张镇芳以为是收到了北京兵变的消息，随口说道，“什么事，说。”
亲随见张镇芳下令，也不管段芝贵这个“外人”在，他禀报道：“舞阳的税警营禀报，当地的土匪白朗造反，袭击了税警营。税警营伤亡甚重。”
“什么？”张镇芳忍不住说道。倒是段芝贵瞪大了眼睛，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张镇芳的亲随。
莫道前路无知己第一章骚乱（一）
1912年10月24日，北京城大白天就已经戒严。店铺住家关门闭户，路上只有巡逻的北洋军士兵和站岗的警察以及弃置的死尸，此外则是外国兵士腾马往来。偶尔有外国记者沿路拍照，萧条零落有如死市。很难想象这就是不久前还一片繁荣的中华共和国首都北京。
越接近东交民巷，外国士兵就越多。外国士兵多是骑兵，高头大马在街上巡逻，视觉效果上格外有震慑力。各国使馆都是门卫森严，荷枪实弹的士兵们紧紧把守住使馆。而在使馆当中，公使们指挥着参赞们收集情报，派人向国内发电汇报，或者与更核心的成员商量对策。
英国公使或许是所有驻华公使中最焦虑的。英国作为世界的霸主，作为当下世界秩序的引领国家，这至少是名义上的引领国家。在很多问题上就不能是简单的考虑。
大使和头等参赞两人坐在小会议室中，讨论的话题并不是近在咫尺的袁世凯北洋政府，而是千里之外的人民党地方政府，还有远在万里之外的一场战争。
1912年10月9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即黑山）所组成的“巴尔干同盟”，由于向奥斯曼帝国提出给予马其顿和色雷斯自治权的要求遭到拒绝，在沙皇俄国支持下对土耳其宣战。经过激战，塞、门两军进占马其顿和亚得里亚海沿岸；保军控制伊斯坦布尔以西地区；希军进占爱琴海诸岛；土军败退到埃迪尔内、约阿尼纳和斯库台等地。
巴尔干被称为欧洲火药桶，这块地区牵扯了太多的欧洲列强利益纠葛，在欧洲列强矛盾不断激化的当下，列强们勉强还能维持基本的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