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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出于对地方部队的畏惧。而围攻过围子的百姓们则坚决支持新政权。
当人民党的部队开始种植冬小麦的时候，围子里头的百姓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百姓都是要吃饭的，人民党接管了围子里头的粮仓，固然令这些百姓们感到不满。但是这些百姓毕竟也不是粮仓的主人，粮仓都是刘八爷这些地主和宗族们掌管。倒是人民党以公田的名义种下的冬小麦才是关键。既然是“公田”，就意味着粮食是要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的。灾年并不是仅仅影响一年的收成，大灾之后一两年内的日子都会很惨。能够这么快恢复了基本的田地种植，意味着只要不继续闹天灾，第二年的收成还是有基本保障的。
人民党召开的地方大会上定下了一个章程，种下的冬小麦收获之后的三成归人民党政府。剩下的收成按人头分，每个人一天一斤口粮分发一年的粮食。如果还有剩余的话，这部分粮食就作为储备粮放到县里头统一调配。刘家铺的百姓们要做的是提供劳动力来照顾庄稼。
这年头雇用壮劳力的费用很不低，部队上千的精装劳动力在这次种植当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加上种子也是人民党提供的，百姓们其实占了不小的便宜。于是这个章程得到了通过。连带着，群众们对人民党的抵触情绪也低了不少。在这个基础上，人民党开始组建地方农会，免费提供新式铁农具给百姓。
这些工作都是为夏收之后大规模实施全面土改做准备的，吴辽对这项工作非常着急。如果不能借天灾的时机完成土改，建立起新制度的基础，以后的工作就极为困难了。所以人民内务委员会的同志们虽然给他带来了相当的不快，不过比较起眼前的工作来，这点子不快根本不算什么。
吴辽开始讨论属于自己的工作，人民内务委员会的同志们同样在讨论工作。这次带队的是齐会深，虽然在谈话的时候他看着平静，当只剩下委员会自己的同志，大家也都露出了疲惫的神色。被询问的同志还有其他工作可做，齐会深他们却只能不断的发问，不断的问询。这对他们的精神和体力同样是一种很严峻的考验。
“齐书记，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对同志们有点过于苛责了。”问话的人是毕庆山。他是齐会深从上海带来的新同志。毕庆山是山西太原人，庚子事变的时候山西破坏教堂很是厉害，结果外国人要求山西不仅要恢复教堂，还要大建教会学校。结果毕庆山就是读的教会学堂，接受了新思想，能山西口音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高中毕业后毕庆山上了山西大学堂。在学堂里头读了陈克的著作《唯物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文化传承》，他和几个同学觉得找到了心目中的引领者。他们干脆就一起跑去上海拜访陈克。但是陈克那时候已经到了安徽，这几个青年只见到了齐会深。和齐会深畅谈之后，这几个人干脆就选择进入上海仁心医学院就读医学专业。齐会深到根据地的时候，毕庆山坚决要求跟着同来。在党校接受了培训之后，毕庆山成了新组建的人民内务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
听了毕庆山的问题，其他同志也有些相同的想法。大家都看着齐会深，想听听这位开始逐渐承担起人民党党政工作的书记怎么回答。
“庆山，如果没有咱们的调查，过一段时间突然有人说这位周义英同志和刘勇毅这些土匪有瓜葛。她之所以举报这些土匪，只是因为她想自保，不得不出卖同伙。你说那时候咱们该怎么办？”
“那时候再调查也来得及吧？”毕庆山答道。
“那时候再调查？你看看这位周义英同志的回答。”齐会深指着问询记录，“这几处明显就自相矛盾了么。”
几位年轻同志围过来一看，果然，周义英前面说是自己只是听到了关于刘勇毅的问题，后面则说是自己专门询问了刘勇毅的事情。而且关于时间上的问题，前后也有出入。有提到上午的，有提到下午的。看完了这些，年轻同志们都皱起了眉头。
齐会深看着同志们的警惕神色，忍不住笑道：“我不是说这位周义英同志有什么问题。周义英同志没有问题，她是有着足够的警惕性的。但是，从这些对答里头就能看出周义英同志情绪上的变化。如果她仅仅是实事求是的回答问题，那就只会有时间上的错误记忆，而不会有主动询问和被动询问的不同。时间上的错误记忆，是因为大家忙，没记清。这种纰漏很正常的。但是主动询问和被动听说的这种矛盾，则是心态上的问题了。”
听了齐会深的话，毕庆山想了一阵才问道：“齐书记的意思是，主动询问显得很有功劳，而被动的听说，就只是本职的工作了？”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齐会深对毕庆山的分析表示了赞同。
毕庆山微微皱着眉头，“从咱们整体的问询情况来看，周义英同志只是被动的听说，她去群众家里头只是为了农会工作的事情。和刘勇毅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不是说瞎话么？”
“庆山，你也不用如此的上纲上线。对于周义英同志来说，这可不是说瞎话，而是心态上的问题。按照陈主席给咱们培训时候的说法，这也是人之常情。”齐会深笑道，笑完了之后他的神色又严肃下来，“但是，如果这件事还过去没几天，大家还没有来得及有那么多想法，这心态里头邀功的情绪就让陈述内容有些变化了。没有咱们现在的调查，以后再调查，你们觉得那时候得到的情报里头这种个人情绪化的东西又会有多少呢？”
莫道前路无知己连锁反应（四）
人民党中央派遣人民内务委员会工作小组调查“刘勇毅反革命事件”，在提审刘勇毅等反革命份子之前，内务委员会先调查了五河县当地当政机关与之有关的人员。这件事对于五河县的党政机关可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刺激。内部调查结束之后，内务委员会并没有去提审被捕的刘勇毅及其同党，而是自行召开了一个内部工作总结会议。五河县党政机关的同志并没有能够列席，这让五河县县委书记吴辽相当的不满。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不满归不满，吴辽实在没有可以直接那出来说的理由。人民内务委员会的工作组一来没有影响地方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二来工作组除了不笑不寒暄之外，不发火不批评，仅仅是询问了一些问题。让吴辽整整不满的是调查方法过于冷淡，让被调查者心里头很不舒服。可这个问题恰恰没办法拿出来直接抱怨，调查组是来查问题的，不是来慰问的。不能要求人家笑脸相迎。在这种不满与不快中，吴辽干脆也不去继续招惹调查组。
调查组对县委书记吴辽的心情一点都不在意。齐会深主持的会议中，首先分析的就是五河县当政部门的工作作风。这并不是他们对吴辽以及五河县的同志有什么意见，这是陈克在人民内务委员会工作组出发前安排的工作内容。
自从人民党创立以来，党组织里头一直缺乏镇压反革命的机构。理由其实很简单，人民党还没有建立起革命政权，自然没啥反革命可以镇压。虽然也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但是陈克一直觉得必须建立起对内进行肃反整风的机构。虽然认毛爷爷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右之分。”但是这不等于陈克认为可以无限制的放纵各种派系的纷争。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朝代里头都习惯采用“异论相搅”的模式。也就是让朝廷里头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派系和想法存在。这样可以让君主比较轻松的控制各个派系，反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想找出打压某一派的理由，完全可以采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秦桧杀岳飞，还能说出个“莫须有”。“异论相搅”对于玩权术的好处可以说是显而易见。
对于社会主义政党，这种古代的权术就是完全有害的。党向来讲统一思想。路线争论，甚至是路线斗争固然不可避免。但是这种斗争不能没有底线。人民党绝不能无条件的允许任何争论。为了保证基本的纲领能够被贯彻，人民内务委员会这种机构就必须存在。
当然，陈克不会傻到现在就明明白白的直说，“我建立人民内务委员会就是为了将来肃反用的。”而且作为一名技术派出身的人物，陈克认为既然要肃反，那肃反就绝不能是一场无原则的政治倾轧。如果变成了党内同志为了权位展开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大乱斗，陈克觉得自己干脆就用人民内务委员会把自己肃反掉算了。
肃反是要肃清反革命，整顿错误思想。这是一件极具理论和实践高度的技术性工作。借着打击根据地内部反革命的机会，人民内务委员会自打创建起级别就相当高。齐会深作为中央常委直接领导内务委员会的工作，在他的手下配备了不少精兵强将。这次到了五河县，他们除了要调查清楚“刘勇毅反革命团伙”的问题，还要对五河县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分析。
“现在收集到的情况来看，县委和地方上的同志工作热情很高。根据地第1037、1064、1079条的询问情况看，吴辽同志对于监督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但是工作方面还是比较细致。”
“周义英同志是军属，对党很忠诚。有报恩心理，理论认识不足。根据2117、2200条的问询看，她现阶段的心思还在工作上。”
“武工队的同志”
一条条的具体事例以及相应评价不断的进行汇报和汇总，齐会深一面看着同志们按照预先编写的问询纲要进行分析，心里头觉得有些异样。
这是陈克提出的一种心理分析方法，陈克自己也承认现阶段这种条例很“形而上”很“机械”，人心这种东西也不是做实验，可以完全规范化和量化处理的。但是齐会深很赞同陈克的另外一种观点，“我们需要的是发现与提拔坚守原则服从纪律努力向上的人民党党员和干部。虽然以后随着工作的深化和积累，这种分析会越来越深入和细致，不过人民内务委员会对内监察的任务不是弄出什么整个人类心理的全部分析，内务委员会的任务是要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检查和评价。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合格的党员与干部们的心理活动规律，这些合格的党员们遇到问题该怎么想，怎么办。如果是因为一些党员和干部自己不合格，结果在评价中因为标准而被曲解了他们的本意，那么这等冤假错案我们也暂时得接受和容忍。”
而且齐会深认为人民党现阶段对党员的要求并不过分，“实事求是”“说实话，办实事。”只要党员们能够贯彻入党仪式上所发下的誓言就可以了。人民党的内部党会上经常讨论到底该怎么工作，包括现在的五河县党委书记吴辽在内，大家都认同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是这错误应该分为主观和客观。”客观错误只是能力问题，能力这种东西通过工作和学习总是会提高的。但是主观错误就是品质问题了，这绝对不能放过。
到现在为止，五河县的同志们主观上还没有犯任大错误。大家的目标都是把工作做好，而且也坚守了自己的岗位和职责。不喜欢监督，希望能够稍微夸大一点自己的功劳，这等思想倾向固然很危险，不过现阶段还是可以通过组织学习和教育来改进的。暂时不用上纲上线。
分析完了五河县的情况，这才轮到“刘勇毅反革命团伙”的问题。党内对这个团伙的态度很一致，“必须杀一批！”大家的分歧在于怎么杀，杀多少。
部队上的同志态度最强硬，他们基本上认为“反革命可以全杀了”。徐电领导的司法口对于杀多少，怎么杀并无坚决的态度，他们坚持的只是必须由司法机关审判后判刑这么一件事。态度还算“温和”的是政工干部和行政干部，何足道与路辉天都建议采用首犯严惩，从犯宽大的模式。但是到底谁是首犯，谁是从犯。应该以何种标准来判断首犯和从犯。在没有更加具体的调查前大家都只能表明自己的基本态度，而不能确切的下定论。所以陈克提议组建人民内务委员会的建议才得到了通过。这个新组建部门的职责之一就是“肃清反革命”，党委就委派这个新组建的部门先对这件事本身进行调查，然后再根据调查报告进行讨论。
在齐会深带队出发的时候，陈克除了交代要对党政部门进行调查问询之外，还反复强调一定要对这个武装团伙进行细致的调查。弄明白这些人都是抱着何等目的参与到反革命行动里头来的。遭到来自民间的武装进攻，这对人民党是第一次。张有良曾经叫嚣过要对人民党实施武装进攻，而身为大地主的张有良是不能划分到人民范畴内的。刘勇毅本人却不是有钱人，他甚至还在凤台县的难民营里头待过一段，初期收集到的情报里头，跟着刘勇毅的那些同伙也是以普通百姓居多。陈克对于消灭围子的地主向来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但是要对普通百姓们采取暴力的时候，陈克怎么都觉得必须谨慎又谨慎。
工作组进行了分工之后，开始提审战斗中被俘的“刘勇毅”反革命集团。
人民党的内部讨论会上一直强调要讲科学，讲民主。陈克到现在为止能够稳坐党主席的位置，而且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除了因为他能够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总是能够以身作则的去工作之外。陈克在诸多领域里头的“理论指导”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日子以来，陈克已经逐渐不去第一线了，这不等于他就开始享清福，自打回到这个时代以来，陈克只要有空就把自己学到过的东西写下来。当然，陈克自然不会写动漫和a&v这类无聊玩意。他把自己见过的学过的社会与科技方面的知识，无论是否正确，他都先给写下来再说。
除了成系统的教材之外，其他内容可就五花八门了。各种有科学依据的，以及经验数据依据的还算好。那些陈克从电影电视里头看到的相当夸张的当噱头卖点的“知识”，陈克也一视同仁的写下来。只是会专门注明，“此内容未必可靠”。
这些记录了各种知识的文献都会归档，分级别向党内同志开放阅读。陈克自己清楚，这些玩意里头记错记漏，而且或许根本就是错误的看法是堆积如山。但是同志们的想法则不相同，光是能在一年里头写出百事万字的东西，在大家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更别说这些内容很明显都是不同的知识范畴。大家从未见过如此博学的人，不管陈克如何强调这些内容的不可靠性，党内同志的习惯则是“看了再说”。
齐会深他们出发前，除了向林深河等公安系统的同志们取经之外，还习惯性先去图书馆搜索了一番与审讯有关的文献。陈克对这部分的阐述七零八落，很明显是信马由缰的想到什么写什么。也亏的齐会深他们有足够的精力把这些玩意看完了，然后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大家定下了属于自己的方案。
审问是从低级人员开始的，能够成为领头的人，一般都不是无能之辈，审问他们的时候需要做足够的准备。最好能够让他们感觉自己已经众叛亲离，所有他们曾经的部下都已经背叛了他们，抛弃了他们。当这些高级人员的心理上从高高在上的状态变成跌落深谷的心态。这样才能彻底打掉他们的气焰。想做到这一步就得积累足够的情报和信息。能够提供这类信息的就是低级人员。
莫道前路无知己连锁反应（五）
当“反革命团伙”的低级人员被这样装束的同志们带进来的时候，他们的畏惧感十分明显。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服装某种意义上强化了他们的这种感受。这服装搭配源自陈克那些杂乱无章的众多记述中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