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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现在对北洋猜忌甚深，德国海军近在肘腋，朝廷不一定会裁撤海军，相反，各支舰队都有损失，为了应对德国人地威胁，说不定还要继续扩建，在朝廷眼里，军舰是上不了岸的，想造反的可能性很小，可陆军就不同了，北洋陆军在战争初期规模就已经不小了，在战争中又不断补充，这支实际上由汉人将领控制的强大武装已经引起了朝廷里满族权贵的普遍不安，这支军队一旦“反水”，满清王朝很可能就不存在了。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在接连两次对日作战中，日本人为了挽回败局，还对中国发起了“宣传战”，弄了个什么“告十八行省豪杰书”，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这一段极有煽动力的话在中国人当中可以说起了相当可怕的作用，让东北境内地好多汉人见到日本人就放弃了抵抗，反而把日本人当成了救星，成了“汉奸”，此次收复平壤，因汉兵逃亡者过多，刘铭传不得已让大量满族军队前来配合作战，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战争结束后，朝廷急不可耐地想要裁撤北洋陆军，这个日本人的“挑拨离间”，在里头起了相当大地作用。
朝廷裁军已是定局，自己正好趁此机会将北洋陆军当中的优秀将领象段祺瑞这样的都弄到自己麾下，以特攻队和护路队等等名义保留，为北洋陆军留下一丝火种，一旦中国再次面对列强的入侵，这些人就会成为保卫国家的主力。
只是整个国家依然由这个动作迟钝效率低下执着于满汉偏见的满人王朝所把持，他每想要前进一步，付出的艰辛太多了。
可究竟什么样的国家组织形式，才适合于现在的中国？
江穆齐写的那几篇文章，象《中国国体浅议》，《日本明治维新之我见》，《泰西诸国政体简介》，分析得很有见地，但也有不足之处。
江穆齐在《中国国体浅议》中提倡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不是英国式的“虚君立宪”，而是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实君立宪”，这和康有为们的想法如出一辙，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少数民族高高在上统治包括汉族多数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和英法德日不同，中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要想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不成为“民族国家”是根本不行的现在的中国，汉民族占大多数，他们历经了少数民族的征服，奴役，甚至愚化，历史造成的民族裂痕是很难让他们对满族建立的王朝国家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象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反对异族压迫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即使在曾国藩的湘军真正把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后，湘军内部就有很多人打起了推翻清王朝的主意，有的将领甚至给曾国藩暗中递纸条，问曾国藩“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吓得曾国藩把纸条吃到了肚子里，战争结束后不顾李鸿章的劝阻，急三火四的裁撤了大部分的湘军，又做《家书》以明志（李鸿章在战后看到了中国的主要威胁是西方列强，所以把淮军保留了下来在后来的战争中承担起了“国防军”的任务，从这一点来看，李鸿章的眼光已经比老师高出许多了）。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各地其它民族的起义也此起彼伏，西北陕甘回民起义也曾让清廷伤透了脑筋（陕西原来有很多回民，现在被杀得几乎看不到了），说到底，都是少数民族高压政策的结果。
而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日本，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辽阔的沙皇俄国，其实也和中国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其实，如何修复民族裂痕，让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让华夏各民族对自己的国家有高度的任同感和归属感，才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多民族大熔炉”的国家基础上，才可以实行那些西方的“先进制度”，离开了“民族国家”的前提，这一切的一切，都将是空中楼阁！
（二百）康有为的“馊主意”
孙纲想通了这一点，感觉到后背有些阵阵发凉。
自己将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和艰辛，才能实现这一步？！
仅仅有一支强大的海陆军在手里就够了么？
建立“民族国家”的“大中国”的同时，是不是意味着清王朝统治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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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取代清王朝而起的新生政权，会用什么来凝聚华夏各民族到她的旗下？
清王朝几百年的奴化统治造成的主要民族之间的裂痕，应该用什么办法修复？
真是复杂得要命。
古语云：不破不立。可“破”过之后，用什么来“立”呢？
“破”倒还好说，可这个“立”，难道也能通过“蝴蝶效应”来解决吗？
他一想起自己学生时代对“政治课”那“根深蒂固”的“恐惧”，心里就开始发毛。
一个政治课成绩总在“及格”和“不及格”之间徘徊的家伙，会成功解决这个“应用题”吗？
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们，会成功的推动“维新变法”吗？
这些个问题，连着困扰了他好几个晚上。
即使身边倾城美女的柔情缱绻，也没法子让他真正的平静下来。
他现在才觉得，如果不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自己所做的一切，终将化为流水。朝会的日子终于到了。
当李鸿章和孙毓汶在朝房里看见孙纲又是黑着眼圈来的时候，两个老家伙又是向上回一样，彼此“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没有说什么。
朝会在“勤政殿”举行，参加的大臣地数量可是比上回要多太多了。
从上次皇帝下旨单独召见，孙纲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光绪皇帝了，和皇帝之间仅有的联系就是“专折奏事”。这次再见到年轻的皇帝，看见他现在的样子。孙纲还是吓了一大跳。
曾经面如冠玉地青年皇帝现在的脸上已经看不到英爽之气了，完全是一副病容，抑郁寡欢地样子变得更重了，两次中日战争的胜利好象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快乐，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已经让他感觉到了莫大的压力，尤其是那个“戊戌宫变”给他的打击和惊吓，让他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难以承受。
虽然“宫变”的消息被严格封锁了，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外界还是多少知道了一些消息。一时间谣言四起，“小道消息”满天飞（这是中国人的特有“嗜好”），说什么地都有，甚至有传闻说皇帝已经驾崩了！弄得“朝野骇异，友邦惊诧”，光绪皇帝这次抱病召开如此规模的朝会的目的，其实也有平息民间“小道消息”的成份。
让孙纲感觉到奇怪的是光绪皇帝御座后的帘子。他用眼角地“余光”已经瞥见了，慈禧太后其实就坐在后面。
慈禧太后也来参加朝会，可是不多见的哦。
江穆齐不让自己表露出对“维新变法”的真实意图，是不是和她有什么关系？
但是。孙纲从后世的很多史书中知道，慈禧太后其实对“变法”也是持赞成态度地。
孙纲曾看过费行简写的《慈禧太后传信录》，上面记载，早在变法之初，在一次他们母子的“私人谈话”中，慈禧太后就曾对光绪皇帝说过，“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这一番话说得可谓言辞恳切，母子之情溢于言表（尽管他们并不是亲生母子），孙纲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有些感动。
光绪皇帝在内心深处一直惧怕慈禧太后的威势，可这次听到慈禧太后向自己坦露心迹，抑郁冰释，才会有了以后的放开手脚“大干”的举动。另一位维新派改革家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也写道：“孝钦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评价的也可以说十分中肯，没有偏见。
那么，后世地某些历史教科书中地“主流观点”，都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想不明白。
他收拢了自己不着边际地思绪，让自己平静下来，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眼前的朝会上。
此次朝会还是由恭亲王奕主持，这位“鬼子六”王爷现在的样子，也和李鸿章有的一拼了。
才六十多岁的奕头发就已经几乎全变白了，他清癯的面容也含着一丝阴郁和忧愁，他可能也已经从李鸿章那里知道了孙纲的那个“四管齐下”的方略，但对这种“走钢丝”策略的具体操作，他还是心中无数，疑虑重重。
这位咸丰皇帝的弟弟，三朝元老，曾经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同李鸿章主办洋务，让大清朝出现了短暂的“同治中兴”，在中国政坛上显赫一时，慈禧太后为了将他引为强助对付政敌，也给予了他巨大的权力。但随着他地位的不断高升和声名鹊起，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在后来又对他进行了多次“打压”（这个“平衡之术”慈禧现在已经玩得可以说“炉火纯青”了），结果反复的浮沉磨平了这位“贤王”昔日的棱角，挫折了他的锐气，遇到重大事件他不敢提出应对的策略，中法战争中他的表现就让慈禧太后很不满意，结果被“全班撤换”，长期闲置，甲午战争时才又被重新起用，现在的他和李鸿章“战战兢兢”地推动着这个国家前进，现在，大清国又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他心中的焦虑可想而知。
朝会很快进入正题，恭亲王沉声说道，“此次日本借德国强占青岛之时不宣而战，侵犯朝鲜，进而长驱攻我大清，所幸海陆将士用命，才得击退狂寇，然战果却为他国所吞，今日本已成瓜分豆剖之势，英国邀我大清与列国共议，事关重大，当如何应之？可奏于皇上知道。”
“禀皇上，臣以为，日本与我大清同为东亚古国，一衣带水，若就此亡于西方列强之手，恐对大清不利，”一个人朗声说道，“当设法保全日本为上。”
孙纲听得吃了一惊，怎么还会有人这么想？
还“一衣带水”？不如说“一衣带血”更为合适。
他不由得抬眼循声望去，看见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约四十多岁的似曾相识的中年官员在那里说道。
他一下子想起来这个人是谁了。
“戊戌变法”的关键人物，核心推动者之一，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先生。
“日本两次经朝鲜犯我大清，亡我之心昭然若揭，这次亡于他国之手，可谓罪有应得，何故要予以保全？”翁师傅一听就沉不住气了，不由得大声问道，
康有为向翁师傅略施一礼，以示尊敬，然后说道，“日本离我大清不过一海之隔，与朝鲜更是近在咫尺，泰西诸国若以之为久居之地，我大清稍有微动，彼闻之便可瞬息而至，或以兵势相压，我大清海疆绵延万里，兵船无多，不可能处处设防，若任由日本为他国亡之，恐有大害。”
他这一番话很显然说动了某些官员，光绪皇帝听得不由一愣，日本人这次差点没杀了他，还是康有为想办法把他和珍妃给救了的，可他居然说要保全日本，着实出乎光绪皇帝的意料。
“今日保全日本，就能保证其异日不复犯我大清吗？”李鸿章听了也感觉有些奇怪，不由得问道，
康有为象是不屑于回答李鸿章，而是对光绪皇帝说道，“日本与我大清同为亚细亚之古国，皆为黄皮肤之同种人类，文化伦理有共通之处，非欧洲白种人可比，彼国民曾受我孔圣教化，又通西方之所长，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势日上，此番两次犯我大清，以其国军人篡政故也，轻启兵端，欲行掠夺之事，是以败亡，若我大清能助其复国，彼当感我存邦保种之恩，我大清当可引为强援，守望互助，以御西人。”
孙纲听得连连摇头，康有为说的头头是道，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可是，他对日本人的了解，从他刚才那番话来看，也只是皮毛而已。
想不到连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先生，居然也是“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学说”的“中毒受害者”。
康有为出的这个大大的“馊主意”，要是真的付诸实施了，那中国以后的麻烦可就大了。
（二百零一）就这么跑题了？
“此为割肉饲鹰之举，万不可行。”孙纲看这位“维新主力”还在滔滔不绝振振有词的“兜售”他的“中日同种论”，实在忍不住了，插了一句，打断了他的话头。
这位康大先生如果在后世的INTERNET上发表如此“言论”，不被愤青们“人肉搜索”追打成生活不能自理才怪。
“何为割肉饲鹰之说？倒要请教。”康有为显然对他的这个比喻十分不满，话语里隐含怒气的反问道，
“只要统一之日本出现，其犯我大清及朝鲜就为必然之事。”孙纲说道，
“何以断言？”康有为立刻追问道，
“此乃岛国之民之天然扩张侵略性使然，”孙纲答道，“彼之文化虽多得之于我，又能随机而变，融西法于其国，然彼不晓我圣教礼义之精要，只知利害得失，不晓是非正义，不明感恩仁厚，此等禽兽之邦，只宜分而压制之，若使其复统一之势，必遭其反噬。”
“即便如此，留它一口气在，牵制泰西诸强，有何不可？”康有为不服气地反问道，
“若允其复国，就是让它缓过来了，那就是可以喘口气了，而不仅仅是一口气的问题了。”孙纲说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是很大的，曾有言，日本之于中国，得益最厚，而为祸亦最烈。”他看了看光绪皇帝，又说道，“臣以为。日本之为泰西诸国所瓜分，与我大清有莫大之利。我大清只可力促之，不可保之。”
“日本战败，原是大清口中之食。此番仅占二小岛。余皆落入他国之手，皆汝辈之误！还敢在皇上面前妄言！”康有为鄙夷地看着他说道，
孙纲听他话中讥讽之意甚浓，心中暗暗气恼，表面上却不以为意，从容说道。“孙子曰：上兵伐谋，两国交战，兵势互有强弱，如何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胜利。才是克敌之道，非在一城一地之得失也，此番我大清虽夺占日土甚少，然较占其本土全境，得益则远胜之。”
所有地大臣们听得全都一愣，光绪皇帝的表情都不自觉地悚然一变，孙纲似乎能感觉到帘子后面的慈禧太后吃惊的样子。
这帮人无论是维新派也好。洋务派也好。守旧派也好，该给他们讲讲大课了。
“何以见得？”李鸿章可能知道他要说什么。很“配合”地问了一句。
孙纲也学着康有为，给李鸿章施了一礼，说道，“此番明里是英法德俄四国趁火打劫，抢占日本本土，行瓜分之事，我大清之战胜果实为他国所窃，可实际形势远非如此，我大清虽将日军逐出朝鲜，又以海军断其海道，使其经济濒于崩溃，可要想占其全境，非海陆大军二十余万不可。此即占我大清全国总兵力之四分之一，非一时所能调集也。且纵能集此兵众，现我海战大胜，海权操于我手，举数十万众跨海东征，登陆其本土或能成功，若久占之，绝非易事，且如此大规模用兵，粮饷又从何而来？国家纵能支应一时，亦无法久持，那时虽得其国，大清也将因此陷入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