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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会声名狼藉的！”
在另一个时空的真实历史中，杨度便积极主张君主立宪，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登基称帝大肆鼓吹。袁世凯对其也恩宠有加，曾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然而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刚一出炉，杨度便遭到全国上下齐声唾骂，在其家乡湖南被称为是“汉奸”，其好友梁启超也称他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后来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名列第一，当真是臭名昭著遗臭万年！
杨度打开折扇摇了片刻，才接着说道：“古人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一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虽然这两句话都是古代君上对于普通民众不太信任的言论，但眼下公众民智未开，对于这场关乎国家气运的生死大战只怕是消极躲避远远多于积极支持，所以百熙真要想收拢人心，恐怕对日作战的消息暂时还不能公之于众。
“好在中国民众民智未开，虽然有些人已经接触到一点民主共和思想，但绝大多数民众在两千余年皇权统治下，心中对于皇帝、京城还有眷眷之心，对于政府颁布的公告、法令还有几分畏惧之心，这也是百熙你树立名望，拉拢民心的上好机会。所以你要尽快返回京城，用国务院命令对各府道州县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乃至高年耆宿、学问纯粹等名人加以褒奖，挑选严厉方正之人到各地巡视督查，对贪官污吏、匪徒恶霸加以严惩，借以彰显威权！”
汤寿潜笑道：“此计大妙！古往今来民间最喜欢的故事便是良善之人得到上官褒奖、奸恶之辈受到上官严惩，若是再加上钦差巡查、清官断案，那就更加广为传颂了！如此一来，百熙你的名字自然也会不胫而走，随之传遍四方，深入万千民心。”
对于这种俗套的情节，孙元起谈不上厌恶，更谈不上喜欢，当下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然而提出了另一个思路：“自古以来，无论是皇上太子还是文武百官，都喜欢稳坐在戒备森严的深宅大院里，凭着各地报上来的奏章文书来了解民间疾苦。稍有外出则是前呼后拥如临大敌，等闲难得见上一面。究其原因，无外乎是当时交通不够发达、通讯不够便捷、风气不够开放、礼制不够宽松，即便偶尔有几个皇帝出京巡访，轻则被御史认为是靡费公帑、扰动地方，重则被后世讥为寻欢作乐、不务正业。现在交通通讯如此便利、民主共和风气渐开，咱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去、请进来呢？”
杨度稍稍一愣：“百熙的意思是？”
孙元起解释道：“所谓‘走出去’，就是上至大总统、内阁总理，下至各部部长、次长等，在合适时间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走访慰问、调查研究，乃至探究实情。比如近期苏北遇到旱灾，就可以前去探视灾情具体如何，然后决定应该如何救济；再比如河南地方不靖，便可以亲临该地区检查战备、督促作战等等。如果时机允许，甚至可以到周边的国家走访交流。”
在孙元起的印象里，后世各国元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花费在奔赴各地调研、出国访问上面。而在民国初年，从上到下，大家根本就没有主动走出京城的念头和意识！
第四八六章得民心者得天下（下）
汤寿潜大吃一惊：“难道百熙你打算四处巡视，乃至出国访问？如今军旅未息，民生艰苦，四海动荡，八方告急，我们本应当镇之以静，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何况现在民党余孽横行江南，北洋残部密布华北，若是有不逞之徒，效博浪之椎（张良在博浪沙命人用大铁椎行刺秦始皇），行豫让之举（豫让埋伏在桥下行刺赵襄子），那可如何是好？都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熙你一身不仅关乎新中国党的兴衰成败，更关系到国家气运，岂能轻易以身犯险？”
这也难怪汤寿潜吃惊，中国古往今来数百位皇帝中，外出巡狩封禅或者借着体察民情名义出京胡天胡地的皇帝倒也有那么几位，可出国访问的事情还真没人干过。据历史记载，中国国家主宰第一次以“元首”身份出访外国的还数常凯申，那是1942年2月4日至21日他在出席开罗会议之前顺便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并会见了甘地、尼赫鲁等人。
——虽然在此之前，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数次浪迹海外，与日本首相等磋谈“中日提携，拯（gua）救（fen）民国”计划；常凯申也曾于1923年受孙中山委派，以孙逸仙医生代表团团长的名义访问苏联；或许还可以追溯周丞相、朱太尉、邓太宗等人早年周游亚欧之事。但这些人在出国之时都不是国家元首！
杨度也道：“现在大总统软弱无力、国会名存实亡，百熙你虽然名为内阁总理。实际上就是国家最高元首。一旦外出，警卫森严则地方扰攘。费用浩繁；轻车简从则容易被宵小之辈所乘，为祸非细，当日在东北为人所刺身中三枪便是前车之鉴。所以百熙你最好还是谨慎外出！”
听到杨度提起三四年前东北那桩子事，孙元起仿佛觉得受创处还在隐隐作痛，却还是摇头道：“当年东北遇刺之事纯属意外，咱们岂能因噎废食？再者说，现在是民主共和社会，朝为总理暮为路人。何必端坐在九重宫闱之中故作高深神秘？”
汤寿潜又劝道：“可是现在天下初定，政务繁殷，事事都需要你拍板定夺，你怎么能一走了之呢？而且眼下距离清帝逊位不过两年多时间，国内对于君上的看法还秉承皇权时代的规范，觉得君上应该勤勉节俭、仁慈爱民、摒除私欲、戒绝冶游。若是百熙经常出京巡视，只怕民间舆论会有负面之词！”
孙元起知道改变这种成见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当下只好稍稍退让：“当然，孙某出京之前定会仔细权衡好政务与巡视的关系，不会如同黄鹤似的一去不返，更不会根刘禅一般乐不思蜀的，还请蛰翁、皙子尽管放心。”顿了一顿又说道：“所谓‘请进来’，既包括把各省民众请到京城来。也包括把洋人请进中国来。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家积贫积弱，为了防止东西洋各国窥伺，便严禁外国人在中国内地随便经商游学、开矿建厂，唯恐他们见到好东西便动手抢走。
“现在中国境内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只怕洋人比咱们自己还清楚。已经不用再提防什么。而且马上欧洲就要爆发大战，各国兵力都会留在本土。失去了坚船利炮作为凭恃的洋人就好比被打断了脊梁，也硬气不起来，咱们终于可以站直腰板跟洋人们打交道了。客观地说，洋人们在工业、农业等领域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把他们请进来，心平气和地向他们请教求学，咱们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汤寿潜道：“百熙把洋人请进来，无非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道理倒是好懂。可为什么要把各省民众请到京城来呢？”
孙元起答道：“刚才咱们不是提到现在中国技术落后、民生多艰、民智未开、民气不振么？于是我不禁想到宣统二年（1910）四五月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当时共吸引了近三十万观摩者，总成交额达数千万银元，获得远道而来的美国、日本等国考察团高度肯定和极力赞赏，不仅使得国人眼界大开，对我国近代工业发展起也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记得当时报纸评价劝业会是‘全国之大钟表，商人之大实业学校，产品之大广告场，输送本国货以向外国之轮船、铁道’，‘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足见其影响深远。既然端午桥（端方）、张千里（张人骏）都能想到开办劝业会来鼓励兴办工商实业，难道我们就不能东施效颦，在京城办个全国性质的劝业博览会？”
汤寿潜是江浙著名的实业家，对于四年前烜赫一时的南洋劝业会自然印象颇深：“老夫记得当时劝业会足足开了近半年时间，整个江南都为之轰动。若是现在能由百熙出面组织这场全国范围的劝业会，再邀请美国乃至欧洲的企业参展，肯定会对我国工商业发展起到强烈刺激作用！”
孙元起道：“预计今年下半年欧洲就会乱成一团，估计英法德意等列强是抽不出身来参加展会了，不过现在美国工商业已经后来居上，有他们参加便完全足矣！而且欧洲大乱对我们工商业也是件好事，因为各国忙于战争，以前对我国本土工业造成严重压力的外国商品倾销肯定会有所缓和；另外，大战期间交战各国大肆扩军备战，民用工业相应削减，会造成日用品不足，进而急需从中国进口大量纺织品、面粉、桐油、猪鬃、火柴等货物，这也为我国本土工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为了扶植民族工业快速发展，内阁也会对关乎国计民生、战争期间需求强烈的企业予以大力支持，包括出台减免税收、低息贷款、政府参股、给予奖励等政策。华熙银行则会对部分经营困难、规模较小的企业加以整合，充分利用欧战的契机抢夺国内外市场，从根本上解决国内士绅过度依赖土地、农村过剩劳动力难以安置等问题。”
汤寿潜抚掌道：“如此最好！华熙银行若是有什么举动，百熙不妨跟老夫说一声，江浙士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证鼎力支持！”
谢过汤寿潜之后，孙元起接着说道：“咱们不仅要办劝业会，还可以办学术交流会、边疆风俗民情展览会、全民运动会等。尤其是运动会，不仅能够增强国人的体魄，摆脱‘东亚病夫’的讥讽，而且可以凝聚民心，弘扬志气，最值得大力举办。记得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时候，法国人顾拜旦与12个国家的79名代表决定成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开创奥林匹克运动，并在希腊雅典举办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曾向清政府发出诚挚邀请，希望中国能够派出代表团参加此项盛会。
“可惜那时的大人先生们根本不知奥林匹克运动为何物，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则，完全无视了邀请函的存在。于是中国与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就这样擦肩而过。在此之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开办一次，但中国几乎每次都遇上重大天灾人祸，比如1900年第二届时，恰值庚子国变，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入京、帝后西狩，自然无暇关注；1904年第三届时，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大打出手，英军则攻入西藏拉萨；1908年第四届时，光绪皇帝、西太后先后驾崩；1912年第五届时是清末民初大变革时期，人心惶惶，更是无人关心这个问题。
“光绪三十四年（1908）第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之际，天津有本杂志名叫《天津青年》，曾提出了三个振聋发聩的疑问：中国何时参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参加运动会、举办运动会不仅仅出人出钱出力的问题，更关乎民族气魄、国家尊严。或许咱们暂时还举办不了一届奥运会，而且预计在后年举办的第六届奥运会很可能因为欧战而停止，那咱们能不能现在就着手培养运动员，以便六年以后参加第七届奥运会呢？”
汤寿潜道：“老夫记得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的时候曾附带着举办过一次全国运动会，我们何不仿照此例，再举办一届全民运动会呢？”
孙元起道：“孙某的意思也是这样！当然之前南京举办的那场运动会虽然名为‘全国’，其实参与者不过140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大中小学生，娱乐多过竞争。咱们这次在京城举办的这场全国全民运动会，将会由北平铁厂、汉阳铁厂、致用医药等企业赞助，奖金优渥，不花费一分公帑，但必须范围更广、声势更大、项目更多，以期达到增强国民体魄、凝聚全国人心的目的！”
第四八七章圣人道大能亦博
汤寿潜笑道：“听到百熙提及用劝业会、运动会、交流会、展览会等凝聚人心，老夫倒是想起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另一个会来，他们同样以‘维持国运，挽救人心’相号召，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吸引文人士绅数以万计，不少人为之如癫似狂。”
孙元起马上便反应过来：“蛰翁说的是孔教会吧？”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改良过的儒家虽然没有跻居国教位置，但在思想、法律、选拔、制度等国家社会方方面面都烙上自己的印记，然后逐渐融为一体，孔孟之道也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然而随着现代化过程而产生的制度变革，却使得原来与传统制度融为一体的儒家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体制性支持。特别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度废除，使得儒家的传播渠道、儒家与权力之间的关联都被一刀斩断，造成儒家出现了“魂不附体”的状况。
在清政府覆灭之后，儒家更是有如孤魂野鬼无处安顿。在儒学面临如此困境的时候，自幼接受儒家经典熏陶、安身立命与孔孟之道高度契合的文人士绅眼见民主共和大行其道，而传统的中华五千年政教却跌落尘埃斯文扫地，一个个都不禁忧从中来，担心儒学就此沦亡，中国文化也将随之不保。而且他们觉得儒家对于维持中国当下社会秩序和文化认同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借鉴西方启蒙运动后政教分离的方式。想把儒家教会化，为失去制度性支撑的儒家寻求一种超越于现实权力而对社会秩序和国民道德发生实质性作用的“孔教”。
在辛亥革命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孔道会”、“孔社”、“尊孔会”、“孔圣会”等提倡尊孔读经的儒学社团，但这些都是自发成立，不成规模。就在此时，此前一直有创立孔教会的康有为授意他的学生陈焕章模拟基督教建制，联络前清遗老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等人于1912年孔子诞辰日（即10月7日）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
孔教会之所以刚一成立便产生巨大影响，迅速超过孔社、孔道维持会、孔道会、宗圣社等团体，不仅因为沈、朱、梁等人都是前清副部级高官（比如像沈曾植曾任安徽布政使，梁鼎芬曾署湖北布政使。朱祖谋则是礼部侍郎），而且这些人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大词人（比如沈曾植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被誉为“中国大儒”；朱祖谋是晚清四大词家之一，编有著名的《宋词三百首》），即便是年近三十出头的陈焕章也蜚声内外。
陈焕章15岁便进入广州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23岁乡试中举，24岁联捷甲辰恩科（1904）进士。25岁赴美留学，经过两年语言学习后，入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31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所著《孔门理财学》由哥伦比亚大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付梓问世，并先后得到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社会学宗师韦伯等大牛的点评与肯定，于是他暴得大名。然后回国组建了孔教会。
而孔教会成功的另一方面原因便是陈焕章积极采用了西方组建社团的某些方法，不仅向教育部人员寄送自己所著的《孔教论》一书，以谋求教育部上下的支持，而且还组建事务所作为全国孔教总会机关，并在上海创办出版了《孔教会杂志》。孔教会的影响随杂志的发行日益扩大。直至遍及全国。
随着孔教会在北方影响渐大，一场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那时候正值国会召开。陈焕章便说动了几位国会议员，请他们在参众两院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消息传出，南北函电交驰，各种社会力量纷纷请愿或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尤其是蒙、藏、维边区代表反应尤甚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