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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性影响的青年科学大奖。
但由于各种原因所限，孙元起终其一生也没能设立这个奖项。直到他与世长辞之后。才由民国政府、中华科学院、经世大学、华熙银行等共同设立“孙元起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该奖项奖金高达50万元，颁发给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电子、农业、数学等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且年龄不超过40岁的青年科学家。习惯上被简称为“孙元起奖”。
尽管该奖项几乎囊括科学技术所有领域，但每年最多只能评选出4名获奖者，还有不少年份出现空缺。所以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最难获得的科学奖项。但凡能获得这一奖项的青年学者，几乎都在科学技术史上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见赵景范有些意动，孙元起又接着说道：“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想要在中国打开局面，往往是通过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打动上层统治者，比如维修钟表、铸造大炮、观测天象、修改历法等等。从而在朝野之间取得一席之地。自前清道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进而威胁上层统治者，传教士的手段方法也为之一变。除了传统的‘奇技淫巧’外，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医疗、教育等日常方式来消除隔阂，接近民众。从而传播福音。
“事实也证明，这些手段确实比走上层路线或真刀真枪胁迫更为有效。现在各种教会兴办的大中小学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很多学校也因为教学成果卓著而成为开明士绅教育子女的首选之地，比如我之前任教过的崇实中学就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资助创立的，还有美国公理会创立的贝满女中，而美以美会资助的汇文中学更是遍布京津苏沪各地。
“当然，更有名的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各类大学。像北京有美国公理会、长老会、伦敦布道会、美以美会及伦敦医学会合办的协和医学院，美以美会独办的汇文大学；上海有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圣约翰大学、美国南北浸礼会兴建的上海浸会大学（后来的沪江大学）、天主教耶稣会主办的震旦学院，苏州有美国监理公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南京有美国美以美会建立的金陵大学，杭州有美国长老会主办的之江大学等等。这些兴办教育的传教士不仅达到了传布福音的愿望，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赵景范低声辩解道：“我只想宣讲《圣经》、传播福音，并不想依伴哪个教会，更没有兴趣和能力创办学校。”
不知是孙元起没听见，还是他不想纠缠于这个内容，依然在教育问题上大肆发挥：“在我看来。神父的传教布道与老师的传道受业其实并无二致，大家都是言传身教，只不过传授内容不同罢了。现在中国民众民智未开、生活困苦，无论是做神父还是当老师，首要目的都是开启民智。让他们拥有赖以谋生的技能，从而积极向善。而作为神父的你，或者作为老师的我，难道不该率先垂范么？
“现在你有能力得到一份工作，薪酬足以让自己衣食无忧，而且行有余力还可以用来助人，为何还要以传教布道的名义去夺取贫苦民众菲薄的收入？我觉得传教布道不一定非要是衣衫褴褛、头戴荆冠奔走四方，也可以用自身的一举一动、业绩风范来感染世人，甚至后者的效果比前者更好，咱们都熟悉的丁韪良老先生就是最好的例子！”
赵景范想要点头，却随即变成了摇头道：“不行，如果我在经世大学或中华科学院工作的话，只怕——！”
孙元起马上明白了赵景范的顾虑：“你父母那里，我会去跟他们说的。如果你还觉得不放心，也可以把实验室建在上海或别的省份。如何？”
第四四四章欲别东风剩黯然
赵景范沉吟片刻：“如先生所说，孝敬父母不仅是人伦之本，也是教法戒律。学生这些年来求学于异国他乡，没能尽到赡养之责，而且时有忤逆之处，确实子职有亏。如果先生能够说服在下父母的话，我倒愿意在中华科学院的研究所里工作一段时间试试，闲暇时间得以侍奉父母，略尽子职。”
孙元起随即声音一沉：“虽然我同意你信教传道，但同时也要为你立下几道规矩，亦是借你之口告知在中国传教布道的中外宗教界人士必须遵守我国法纪，不得恣肆妄为。如果胆敢触犯国法纲纪，轻则革除教职严禁传教、驱逐出境永远不得入华，重则置之以法决不轻饶。你当谨记在心，他日若有违逆，勿谓孙某言之不预也！”
孙元起本来就是老师出身，这些年又历任侍郎、尚书、内阁大臣、总长、总理等要职，再加上刻意训诫，说话间颇有些威重肃杀之气。赵景范连忙屈身答道：“请先生训示！”
孙元起道：“首先一点，传教不得干涉政治。或许你要说你只专注于传教，对政治没有半分兴趣，怎么可能会干涉政治？事实上，宗教与政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数十年前太平天国、白莲教、天理教、义和团、云南回乱、陕甘回乱等都是前车之鉴。尽管有些宗教与政治关系相对疏离，只不过是力有未逮、所谋者大而已，并非是‘丝毫尘事不相关’。就拿天主、基督等教来说，自晚清以来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往往另具其他政治目的。比如窃取和收集各种情报；而且他们的传教手段，也往往是依靠超宗教信仰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强力，为其国家的侵华政策服务。”
赵景范肃然答道：“学生生于斯长于斯，自幼受先生父母教导，深知民族大义。虽然不能献身疆埸卫我家国。但绝不敢为此卖国求荣之事！”
孙元起道：“政治亦有大小之分。当初不少西方传教士为了招徕信众，自恃背后有国家撑腰，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凌驾于地方官府之上，操纵司法审判，强占土地房屋。乃至包庇奸人、残害良民，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怨恨。然而清政府畏惧引起外交纠纷，又因列强的政治或军事压力而无力管束外国传教士，遇到这种事情经常是裁抑中国民众的反抗，使得传教士更加肆无忌惮。
“正因为传教士不断展示出来的强大威力，吸引了不少居心不良的信徒。他们信教并非单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而是为了入教之后可以狐假虎威，借助外国传教士的势力而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如果这等无赖接受洗礼加入你的门下，之后被官府抓住加以严惩，你会不会出于宗教热情而伸出援手，对官府施加压力？如是有，便是干涉政治！”
如有教友犯法被捉。教友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闻风而起，也不管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总之围攻政府要求立即放人，否则就是“破坏宗教信仰自由”、“伤害国内外同胞信众感情”，政府也马上变成专制愚昧、腐化独裁的代名词，可以打砸抢、可以被推翻。此种戏码孙元起屡见不鲜。而且这类事情不仅出现在清末，近一二十年在某些宗教地区也时常出现。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博客、微博等新媒体不断涌现，这种事情也出现得更加频繁，尤其是如今的“公知党”。对于这一手法更是驾轻就熟。比如平度拆迁事件甫一爆发，真相尚未大白天下，马上有数百名新闻记者、律师“为了正义、良知和期待的法治”自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千里驰援，以煽动的言辞祸乱天下，对政府施压。意图操纵司法审判。
赵景范抿抿嘴：“学生传教之后绝不干涉政治！”
孙元起又道：“其次，传教不得与其他宗教或教派发生剧烈冲突。早在基督、天主等教派传入之前，中国就已经拥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包括自己的本土宗教道教、流传演化近两千的佛教、在西北一家独大的天方教、在开封已经式微的一赐乐业教等等，此外儒家忠孝仁义理念各种更是深入人心。本来他们也都是棱角分明的石头，但经过数百上千年的磨砺融合，它们大多都已变得圆润光滑，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剧烈冲突。但近几十年间突然涌入的西洋天主、基督等教，好比是热油锅里突然掉进几滴水，顿时引发无数骚乱。
“我也承认，广大中国人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及官员士绅，反对洋教传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动机也不完全一样，其间夹杂着很多落后、保守、狭隘的民族情绪。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天主、基督等教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冲击，比如不祭拜祖宗、不跪叩父母、不进入祠堂等，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你想想，你的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他人呢？”
赵景范闻言若有所思。
孙元起接着说道：“第三，传教应当允许信徒背教。据我所知，在西方的大多数宗教里面，背教都被视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而且在教会的训导下接受信仰，就永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变更信仰，或疑惑所信的真理。一旦有人背教，轻则动员所有教众出面规劝，重则罔顾国家法令施以惩戒。但近世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对于世界本原更深邃的探索，以及人文科学对人类本身更丰富的了解，宗教在严格规范信众日常生活的作用已经日趋淡薄，行为的背教乃至信仰的更改都会成为常态。
“《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所谓‘信教自由’，既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不信仰宗教，也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所以无论是以宗教区分的族群，还是以宗教归类的人群，他们中的个人都完全有权利选择不信或者改信，谁也不能强迫。尤其是神职人员！”
赵景范有些犹豫：“为什么不允许神职人员规劝背教者呢？有些教众在初始的时候信仰不够虔诚，就好像迷途的羔羊，这个时候正应该由牧者来指点迷津，让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才是！”
孙元起不客气地反驳道：“在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谁是羔羊、谁是牧者之说！再者说，那些神职人员就能确保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那世界上还要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干什么？直接到神学院等待神灵启示便好！”
赵景范有心反驳，但最终只是张张嘴巴，没有说出半句话来。
孙元起随即又说道：“第四是传教过程中不得引诱、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不得在学校发展教徒，更不得利用宗教妨碍义务教育。未成年人思虑单纯，缺乏判断力，不谙世事而又容易轻信，好比是一张洁白的宣纸，染朱则赤，染墨则黑，一旦受影响则终身难以改易。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宗教都把少年儿童当作最好的发展对象。但未成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现在国家贫弱如此，安能让这些未来建设国家的生力军投身到宗教中去？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国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普及推广义务教育，用意便在培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栋梁人才。如果学校变成传教场所，又或者好不容易千里挑一选出几个优秀人才，突然他要捐弃所学，决定为宗教实业奋斗一生，那岂不是成了‘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如果你真要有心传教，大可以到川藏云贵等边远贫穷身份，既能破除愚昧，也能教化民众，那才是功德无量！”
赵景范顿时面红耳赤。
孙元起犹自不觉，径直说了下去：“最后一点，传教是你个人行为，不能利用孙某、景惠、行止等人的名义，以免搅动地方、惑乱百姓。这五点你能做到么？”
赵景范恭谨地答道：“先生教诲，学生句句铭记在心，定当时刻遵从！”
“孙某之前曾教了你一些理化知识，但你现在既然矢志传道，那些东西不过是你谋生的工具，以后迟早都要被丢弃的，我这个‘先生’就有些名不副实了。而且你们基督教中是不是对师徒关系也有明确界定？不如以后你我就以郎舅相称，莫要再提什么‘先生’、‘学生’了！”说罢孙元起挥了挥手：“你先回我半山居的宿舍小住几日，等你父母情绪平息再回去不迟。”
赵景范一怔，良久才单膝跪下，随即换成双腿，恭恭敬敬地给孙元起磕了三个响头，哽咽着说道：“学生赵景范叩谢先生拯救教诲厚恩！”
孙元起不禁回忆起当初共同寄寓在马神庙、后海的那段时光，依稀看见十岁左右的赵景范正跟在自己后面拎着书包，有模有样地学着自己的步伐走路；他瘦小的个子正伏在课桌上，一笔一划地完成自己布置的作业……想到此处，孙元起也有些黯然神伤。
第四四五章知君最是梁夫子
赵景范走后，孙元起一个人在经世镇上信步而行，秘书陈训恩和卫兵则远远地缀在后面。
孙元起走得漫无目的，思绪更是漫天飞舞，好像是在思考赵景范的抉择，又好像家事、国事、天下事同时奔赴眼底涌上心头，眉头紧锁再也解不开。仔细想时，却又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在思考任何事情，甚至连自己是不是在想都有些模糊不清。
眼看天色逐渐昏黑，十月份京郊山间的晚风也颇有几分凉意，孙元起才从这种混沌状态中醒悟出来，发觉自己无意识间已经来到经世大学门口，叔祖孙家鼐老大人题写的校名石碑依旧横卧在草坪上，只是当初的鎏金已经完全褪去，只剩下暗黑的笔迹；周边来来往往的学生都行色匆匆，或是赶着去校外参加饭局，或是在外面刚吃完饭急忙赶回学校上晚自习。
越过校门走进校园，便看见对着校门的绿地上影影绰绰树立着无数石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镌刻捐款人姓名的功德碑，唯有正中间那个高耸的石幢是去年年初树立的“护校之役殉难将士纪念碑”，底座上刻满了在卫校之役牺牲将士的姓名、籍贯、职务。这些牺牲的将士绝大多数都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本该有更灿烂的人生，结果生命却在这里画下了休止符。
孙元起不禁想起宽慈仁爱却有刚正廉直的叔祖父孙家鼐老大人，他们那辈的传统士子心目中最大的理想，应该是在忠君孝父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生晋太傅，死谥文正”的奋斗目标。老大人科举高中状元，曾任光绪帝师。又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以乡举重逢被赐封为太子太傅，达到并超过“生晋太傅”的人生辉煌。在此末世有此荣华，完全算得上是飞黄腾达、恩遇优渥，所以他在去世前唯一的挂念就是死后能否谥为文正。
可是那些死于护校之役的青年，当时究竟有什么理念支撑才敢于与数倍于己的清军殊死搏斗。最终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是出于使命，还是形势所迫？或许在他们心中，也有一个崇高的信仰吧！想到此处，孙元起对着纪念碑深深鞠了三躬。
就在孙元起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咦，这不是百熙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孙元起急忙转身：“任公校长？天色已经昏黑，你怎么还有雅兴出来散步？你身边的这位是？”
来者正是现任经世大学副校长、中国政策研究院院长兼《独立评论》主编的梁启超。自从去年年初接手中国政策研究院和《独立评论》之后，梁启超积极组织人员调查分析中国各地区、各阶层实际情况，结合中西方已有经验，为政府提供政治、经济、教育、法律、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政策参考，同时对现阶段政府和社会的弊端提出尖锐批评。为国家改革做出辛勤的劳动——其中也包括替孙元起这个穿越者背黑锅的重大历史使命。
梁启超的目光依然温暖深邃，眼睛流动的神采似乎在暗夜中也放出熠熠的光彩：“梁某身边的这位名叫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