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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还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出兵平乱理直气壮。只要我们能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荡平叛乱，就算英俄两国心里不痛快，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派兵干涉。”
见杨永泰欲言又止，孙元起又劝慰道：“畅卿毋庸多虑！出兵外蒙之事我会仔细斟酌的，不会轻举妄动。眼下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袁项城的和平谈判，在陕、甘、晋、新等沿边各省编练民军不过是做好另手准备以防万一，成军至少也得在半年以后。目前我们首要任务依然是国会竞选。”
杨永泰这才放下心来。
孙元起可以杨永泰稍安勿躁，但外间征蒙抗俄的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远非孙元起所能平抑。在12月初，北京、天津、上海几乎同时出现民众到俄华道胜银行挤兑的行动。仅北京一地，短短三日之内就被提取现金二百五十万元之多，导致各处商店场肆都不敢收道胜银行的钞票，该银行发现的纸币甚至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孙中山也不甘寂寞，一会儿主张万不可承认《俄蒙协约》，务必要坚持到底；一会儿主张对于《俄蒙协约》眼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以观沙俄政府的行动；一会儿主张改革币制，解决财政困难，坚持长期抗俄，直至取得胜利；一会儿主张组建中日联盟，共同对抗俄国。总之，在报纸上玩得不亦乐乎。
黄兴也上书袁世凯，条陈自己的平叛建议，要求各省抽调精兵4000人组建征蒙军队，二十二个行省共计可得8。8万人，如此规模定可稳操胜算。他甚至凭借自己的半吊子军事水平，给征蒙军勾勒出北上的路线，即由北京出张家口，经内蒙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行抵土谢图汗部西北的库伦。天天在京城里听戏遛鸟的黎元洪也主张用兵入蒙。
在众人纷纷扰扰宣扬征蒙抗俄之际，孙元起囿于自身原因无法直接派兵北伐，也无法公开支持武力平乱，只能坐视事态变化，这就是困扰他的根本原因。
好在处于困扰之中的并非只有孙元起一人，还要包括袁世凯和内阁诸人。对于袁世凯来说，既不愿轻易动用他的老本北洋军远征，也不能容忍异己军队通过征蒙而立功壮大，更害怕采取武力行动会在外交上引起种种纠纷而对他不利，真可谓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当然，要说压力最大的还不是袁世凯，而是外交总长梁如浩。这位新科总长也是流年不利，上任没多久就遇上了这档子麻烦事，在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之际，只好亲赴沙俄驻华使馆，要求沙俄公使库朋斯基电告俄国政府迅速取消《俄蒙协约》。库朋斯基甚至没有请示俄国政府，便直截了当的拒绝了：对不起，条约已经签字公布，恕难取消！
都说“弱国无外交”，此言极是。大总统袁世凯主张尽力以和平手段解决，内阁总理赵秉钧对外政策采取和平亲睦主义，梁如浩他一个外交总长能有多少辗转腾挪的空间？顶多就是放下颜面亲赴使馆交涉。如今亲赴使馆交涉失败，又怕遭受舆论抨击，梁如浩当天便提出辞呈离开了北京。
此时正是外交的关键时刻，外交部不可一日无主，赵秉钧思忖良久，只好起用对俄国极为熟稔的前总长陆徵祥。——陆徵祥当日主动辞职就是因为信仰天主教，不肯加入国民党，阻碍了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的形成。此时又把陆徵祥请了回来，无疑宣告执政才两三个月的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就此破产！
第三九六章也学刘郎去又来
就在陆徵祥就任外交总长不久，国民党激进派报纸《民权报》突然在头版头条刊发长篇评论，对当前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了犀利的见解。文章的大致意思是：“近一两个月来库伦之乱甚嚣尘上，全国上下都在激烈讨论武力征讨外蒙之事。诚然，武力平叛是解决外蒙叛乱的有效手段，但国民却不知道在武力平叛之外还有解决蒙乱更有效的方法，那便是国会大选。因为现在是民国初始，无论对内平定叛乱，还是对外解决外交纠纷，首先必须得巩固国基。国基巩固与否，此次大选为第一决定性因素！有志之士无不知此。——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你就out了。而且你也不再是有志之士，转而变成为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现在国内民众往往以不能抵御外侮来责备政府，殊不知政府中人正是利用边疆危机来愚弄国民，转移民众对于内政尤其是国会竞选的注意力，以便于他们上下其手从中播弄。所以，尽管爱国民众都希望边疆早日平定，政府却迟迟不愿出兵，根源就在于他们不愿边疆平定。这种心理就好像列强想利用我国内政混乱来实现其侵略意图一般，虽然手段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等当不为政府所引诱，集中注意力于国会竞选，选举出符合民众意愿的政党议员，进而组建符合民众意愿的政府，对内迅速平定叛乱，实现民主共和；对外解决外交争端，建设睦邻友邦。如此则和平随至、富强可期！”
这个论调很像后世论坛上民煮柿油党的语气。
在他们看来普世价值就是灵丹妙药，只要民主自由实现了，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前咄咄逼人、对中国领土垂涎三尺的列强立马摇身一变，成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文明绅士，不仅会迅速退兵。甚至连以往割地、赔款都会吐出来。而那些国内的土豪军阀们也会温良恭俭让起来，只要国会一声令下，马上就“十四万人齐解甲”。
什么，饥荒问题怎么办？切，真没见识！只要民主自由了，天上会噼里啪啦自动往下掉牛奶面包，要多少有多少。哪还会有饥荒问题？——当然，如果你只喜欢愚昧落后的稀饭馒头，吃不惯高贵冷艳的牛奶面包，那就另当别论了。
虽然在孙元起看来《民权报》的社论很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不过却有效地把媒体的注意力转回到内政方面来。记者们似乎也厌倦了一群政客坐在会客厅里高谈阔论数千里外喇嘛、王公和牧民在不毛之地的穷折腾，开始关心起发生在身边的国会竞选。
如同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的那样。群体是无意识的，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在媒体有意识引导的情况下，社会舆论顿时为之一变，大家突然间都忘记了外蒙独立带来的边疆危机，开始热烈讨论起国会议员竞选来。而且国会竞选也确实精彩，绝对够十五个人瞧半个月的！
清末实行新政时曾设立资政院，资政院议员分钦定、民选两种。共200人。其中钦定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十六人，满汉世爵十二人、外藩王公世爵十四人、宗室觉罗六人、各部院官三十二人、硕学通儒与纳税多额者各十人，合计100人，均由皇帝委派。另有民选议员100人，虽然名为“民选”，其实却是由各省谘议局推选，大多数是地方士绅，少数是留学归来。要说如此大规模“民选”。民国元年的国会竞选可真算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正因为这是头一回，所以才倍加热闹，各种手段是层出不穷。
正大光明的公开竞选手段自不消说，比如各党派充分利用本党的舆论机关、报刊杂志进行广泛宣传；组成“助选团”到各地演说，张贴海报、标语、传单鼓吹本党政见，炫耀本党候选人的声望权威；开设夜学，发放候选人名片。教选民填写本党候选人姓名等。这些大家都司空见惯。
真正令记者和读者们感兴趣的是那些见不得光的非法手段，诸如选票作弊、投票违规、开票做假、金钱贿选、裁判不公、政府干涉等等，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报道。但要说最刺激、最吸引眼球的，还是竞选的全武行。在这个领域。国民党出镜率最高。
国民党如此露脸，除了己方候选人数众多、对手报纸刻意渲染等原因外，还在于它前身同盟会便具有很浓重的暴力倾向，甚至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也时常因为一言不合而大打出手。比如1912年4月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等人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议事，因为宋教仁赞成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被马君武认为是替袁世凯当说客，出卖南京政府，对宋教仁大肆言语讨伐。宋教仁年轻气盛，按捺不住性子，便打了马君武一耳光。马君武立即还以颜色，照着宋教仁脸上就是一拳，宋教仁左眼顿时受伤出血，在医院躺了大半个月伤口才勉强愈合。
当然，马君武素来骁勇善战，当众斗殴的光辉事迹屡屡散见于野史轶闻之中。如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勇武好斗，他必定当仁不让位列前茅。除了宋教仁被他辣手摧花外，惨遭他荼毒的还有曾任临时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的李肇甫、著名诗人苏曼殊等人。
在暴力行为方面，同盟会的女会员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尤其以唐群英为甚。1912年3月20日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唐群英等因为女子参政权问题企图闯入会场，参议院下令禁止入内。唐群英恼怒之下，挥拳击破窗户玻璃，手掌受伤鲜血四溢。警卫上前阻拦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用脚“踢之仆地”。
唐群英最光辉的业绩还是殴打宋教仁。因为宋教仁在党纲中取消妇女参政权，唐群英于1912年8月27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对宋教仁进行公开殴打。据当时报纸描述，唐群英是“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国民党（同盟会）对待自己人尚且如此，对于敌党自然更下得去手了。1907年梁启超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成立大会召开那天，以陶成章、张继为首，革命党几百人携带手杖跑来砸场子。梁启超刚讲了几句，张继就用日语大骂道：“八嘎！”（日语“馬鹿”，笨蛋的意思）接着就喊“打！”革命党人举起手杖就开始横扫千军，梁启超等人则抱头鼠窜。梁启超对此事终身难忘，从此一直把革命派叫做暴烈派、暴民政治。
国民党员不仅打人，而且以打人为骄傲。比如《中国报》主笔程梦余，无缘无故打了法制局局长施愚两个耳光，第二天还得意洋洋地把打人事件刊登在报上，自以为很英雄。而号称最懂《庄子》的国学大家刘文典，平生也以踢了常凯申一脚而自得不已，不过踢没踢、踢没踢着现在还是两说。
在民初这场纷纷攘攘的选举中，一方面是初始实行民选时的蓬勃朝气，一方面是各种丑态毕露的乌烟瘴气，两种似乎对立的氛围却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酝酿出某种类似于午夜酒吧的喧嚣与颓废。
根据袁世凯九月份公布的第一届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各省及蒙藏青海众议院议员初选举定于1912年12月10日举行，复选举定于1913年1月10日举行。在整个十二月中，各地上都在不断演着同样悲喜剧，有些人因为因缘际会而当选省议会议员，顿时仿佛如同范进中举，房屋、田产、奴仆、财货都蜂拥而至；有些人则是耗尽家财，破产竞选，最终依然未能如愿，以至于悬梁自缢。
在已经完成的各省众议员初选中，国民党稳居榜首，占据了36％的份额；新中国党虽然不敌国民党，却也有28％，暂居第二位；而共和党以24％的份额，屈居第三位。初选成绩和最终结果之间虽然还有不少的变数，但变化不会太过悬殊。
这样的结果对于新中国党算是上佳表现，令孙元起、汤寿潜、杨永泰等都心满意足地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对于国民党、共和党来说，这样的结果却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对国民党，他们尽管坐稳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宝座，优势却不够明显，很难实现宋教仁在竞选之初设立的“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组成一党责任内阁”的目标。
孙元起此时已经在全国各地奔波了两三个月，其中劳苦可以想知，好在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他在上海稍事休整之后，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在那里，他将面临一场特殊的选举。
第三九七章乱鸦又向寒林集
孙元起此次北上，是为了准备参加中央学会的参议院选举。
“中央学会”是个奇怪的名字，现在几乎没人知道历史上还存在过这样一个组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存在时间非常短。从1912年8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明文规定由中央学会选出参议院议员8人开始，到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中央学会最重要的任务选举参议院议员成为镜花水月，中央学会也不了了之，总共不过存在一年半时间。若是算正式组建时间，恐怕还要更短。
尽管中央学会一直以来寂寂无闻，但它在学术脉络和政治体系的传承中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根据1912年11月29日袁世凯签署颁布的《中央学会法》，中央学会是全国性学术团体，直接隶属于教育总长，以研究学术、增进文化为目的，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从学术定位上看，中央学会应该是取法法兰西学士院、美国国家科学院、日本帝国学士院的规制，并上接唐宋元明清以来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的传统，下开民国中央研究院、党国中国科学院的先河。
民初政府对于中央学会的建立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甚至把它与各省放在同等位置，分配了8名参议院议员名额，相比之下，各省也不过才有10个名额而已，由此可见其对中央学会的重视程度。当然，这份尊崇并非始自民初政府，而是脱胎于清朝末年的资政院，因为在资政院200人名额中，就有10个是钦定给硕学通儒的。在中央学会之后，这种传统也一直保持，像后世民国国民大会有教育团体、技师团体、医药团体、社会贤达等名目，党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也同样有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教育界等界别。
按照道理来说。中央学会在学术和政治上都有自己的独特地位，不应该如此轻易夭折才对，怎么会一岁而殇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学会尚未成立，大总统府便急匆匆地颁布了《中央学会法》，致使中央学会先天存在严重缺陷，自然难以长命百岁。
首先一点是中央学会的地位。
从《中央学会法》第一条可以看出，中央学会是教育部直属的学术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科学院就，推进学术和文化发展，性质类似于近代国家的科学研究院。但《中央学会法》的第十六条又规定，只对学会会长、副会长及各部部长酌给公费，普通会员则分文皆没。也就是说，学会会员仅是兼职。并非专职研究人员，这又与民间普通学术团体类似。
另外，国家研究院一般直接直属于中央政府，而中央学会是直属于教育部。由此可见，中央学会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研究院，也不是普通的民间学术团体，应该看作是国家研究院的雏形。或者民间学术团体向国家研究院演变的中间过渡形态。故而中央学会的地位非常尴尬。
其次一点是中央学会的定位。
中央学会作为全国性学术团体，对其成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成就应该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但《中央学会法》却规定：会员由具备国内外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或者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资格者互选，满五十票以上当选；外国人对于中国学术有特殊贡献者可以推荐为名誉会员。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就有资格当选为会员。尽管民国初年大学生还是凤毛麟角，远不像今天这般俯拾皆是，但每年也有近千人。一个以研究学术为己任的高层次研究学会只要求大学毕业生即可入会。《中央学会法》所定会员资格未免有些失之过宽。
袁世凯最初提出“中央学会”名称的时候，孙元起还是教育总长，在他看来，中央学会应该是泛指一切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既包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