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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成想同盟会中居然冒出一个宋遁初。不仅在内整合同盟会各支部资源，在外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团体，而且还想通过在国会大选的获胜来组建纯粹政党内阁，这完全打碎了袁项城之前的如意算盘。以前危及不到自己的时候，袁项城自然可以放任不管；现在居然意图与自己对抗，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理。袁项城素来崇尚实力，蔑视规矩；宋遁初年少轻狂，锋芒毕露，也不是善茬。一旦两者发生冲突，你觉得事情可以善终么？”
蒋志清无所谓地答道：“既然他们想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正好可以坐收渔利之利。”
杨度依然忧心忡忡：“能够坐收渔利之利自然最好，怕只怕覆巢之下无完卵！”
蒋志清道：“怕什么？只要我们兵精粮足，就不怕任何人使绊子。管他是同盟会还是北洋军，动我们一下试试？剁下他们的爪子！”
听了蒋志清杀气腾腾的狠话，杨度为之冁然一笑，旋即问道：“杨某这段日子忙着各种工厂开工、攀枝花铁矿开采，还要陪着百熙请来的洋人四处考察，撰写修改西北发展计划，整天忙得焦头烂额，都没时间询问川军进藏情况。今天正好遇着你，说说看现在情况到底如何？”
蒋志清道：“还行吧！六月初的时候，川军抵达川藏边境的巴塘，与驻守西藏桑昂曲宗、薄宗程凤翔部取得联络，获知西藏局面虽然日益糜烂，但还在可控范围内，于是继续前进。在进军江卡途中，遭遇到自察木多、八宿一带南下的藏军骑兵数千人，结果被我川军百余门迫击炮一阵狂轰滥炸，顿时溃不成军。他们连阵前的木栅栏都没碰到，就逃之夭夭了。据战后统计，至少毙敌九百人以上，缴获马匹、牛羊无数，彻底减轻了我军的后勤压力。
“正是因为江卡这一战打出了气势，此后入藏途中再没有遇到什么强有力的阻拦，估计他们此时已与新任西藏办事长官程凤翔等抵达吉尼、硕卡一带了吧？据说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年初以来一直游说袁项城，让中央政府封土登嘉措为全藏教主、其他名号如旧。也不知孙先生许了袁项城什么好处，他居然一直都没松口。朱尔典眼看我军已经入藏，便请驻印英军武装护送土登嘉措自噶伦堡启程返藏。如果他们与我川军相遇，只怕会有一场恶战！”
杨度又问：“那走青藏线包抄的徐树铮部可有消息？”
蒋志清挠了挠头：“徐树铮部主要是骑兵，青海又非常荒凉辽阔，消息本来就传递不便，而且消息都是先传给甘肃的张育和（张世膺）、陕西的赵行止，然后再经他们之手转发给我，所以我们对徐树铮部的动态也了解不多，最新的消息也是一个月以前的。不过从电报上看，他们进展还算顺利。电报上说，徐树铮部先是在春夏之交配合张育和（张世膺）、程虎臣（程子寅）的第四十五混成协攻略甘肃，随后由兰州、西宁一线进入青海的。
“在青海他们并没有遇到太多阻拦，目的也主要是向蒙藏王公、贵族、喇嘛等宣示我军的存在，随后纠合部分多罗郡王、贝勒、台吉以及丹噶尔贡生杨冶平、西宁举人丁耀奎等名士，在海南（海南指青海湖以南）建立青海都督府，徐树铮被推举为都督。随后兵分两路，一路在青海巡视，一路直指唐古拉山口，准备南下西藏。”
杨度听完颇为满意：“如此甚好！建立青海都督府意味着青海已经设省，在年底的国会大选中至少有10个众议员、10名参议员的名额。虽然我们新中国党未必能够获得该省全部席位，至少眼下已经占得先机，同盟会、共和党等纵使再花力气，也很难有什么上佳表现了。”
蒋志清微微颔首，然后问道：“你问完了我，也该轮到我问你了。我且问你，陈养铦之前被你丢到川南的穷山沟里修路，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该不会被你折磨死了吧？尽管咱们不待见他，可他毕竟是大总统府派下来的内务司长，还是孙先生的便宜学生，弄死了可不好交代！”
杨度摇着扇子哈哈大笑：“杨某自然知道分寸，怎么可能把他弄死，让大家为难呢？只是之前见他在川南筑路颇为方略，功劳匪浅，便请他到川西调解汉、藏、羌、彝各族之间的矛盾去了。中正都督你也知道，川西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加上各族之间矛盾重重，这工作劳力费神，一时半会儿你听不到他的消息也是正常的。”
蒋志清这才放心：“没弄死就好、没弄死就好！其实这个陈养铦还真是个人才，凡事不可做得太过，历练一两回也就够了。若是把他得罪得太狠，以后没准会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患。”
杨度闻言点了点头：“中正都督与我心有戚戚焉！杨某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准备等他这次把事情办完就调回成都，仔细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心无二意可堪大用，明年年初的时候把他派到重庆，负责协助出川的刘明昭、尹昌衡所部攻略两湖。说到底，四川只是守成之地，要想有所作为，终究要下窥两湖，直逼江浙！中正都督，难道你就没想过衣锦还乡？”
蒋志清也感叹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蒋某自然时刻想回去看看。人人都说少不入川，可我还是觉得江浙最好。为了能早点回家看看，看来我还得再多练些精兵，随时准备沿江东下！”
第三七七章君为北道生张八
北京。
自从确立内阁总理人选之后，五巨头会议的气氛明显轻松许多。在京城九月秋高气爽的日子，几个人坐在阳光明媚的会议室里，喝着好茶，像朋友一般聊着当前国内外政局变动、经济发展、民生苦乐，倒也其乐融融。其场面与经世大学学生在自习室里闲谈并无二致，区别只在于学生们那是“书生意气”，而他们几个则是名副其实的“指点江山”。
当然，所谓的“五巨头会议”并不是每人都有固定的发言时间，大多数时候是孙中山主讲、黄兴补充，袁世凯在一旁大声叫好，黎元洪、孙元起两人则主要负责充当热心听众，不时点点头、鼓鼓掌，活跃一下场内气氛。
其实现场气氛已经非常热烈，根本不需要他们两个帮忙，因为孙中山的演讲极具煽动性，尤其是在描绘耕者有其田、训练精兵百万、修筑铁路十万英里的宏伟蓝图时，听得大家都是热血澎湃、心旌摇动。袁世凯的叫好则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几乎孙中山每提出一个问题，他都会像看戏看到名角出场一样大叫一声“好！”当孙中山说到动情之处，他还会高兴地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每当这个时候，孙中山也会照例回报一声“大总统万岁”。总之，气氛极为融洽，场面极其感人。
在这种情投意合、你侬我侬的大好局面下，不少人都缴械投降或改弦更张。比如像黄兴。本来在北上之前，他对袁世凯极为抵触排斥。结果到北京和袁世凯见面之后，不知是被灌了迷魂汤还是被喂了蒙汗药，态度竟然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数次对媒体表示：“黄某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家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划，尤为感佩！凡我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皆应出真实爱国心。以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简直是被迷得神魂颠倒，比孙中山所中的毒还深！
孙元起作为后来人、旁观者，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故而还能保持基本清醒，依旧对袁世凯提高警惕。至于其他人能保持几分理智，那就很难说了。所以他在会议间隙，经常会偷眼打量会场中各人的神态和微表情。想看看他们心底的真实想法。
这一观察，真还让孙元起收获颇多。
记得9月中旬的一次会谈中，孙中山突然兴致勃发，开始大谈他的铁路梦想：他准备先修三大铁路干线，一条由广州出发，经广西、云南、四川。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条由长江入海口出发，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以至新疆伊犁；一条由秦皇岛出发，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以达乌梁海。资本定为六十亿元，里程计划为二十万里。期限十年。筹款方法是借款修路，允许外人承办，但限期若干年收归国有，条件不能有碍中国的主权。
孙元起边听边有些忍俊不禁：能提出这样设想的人该有多天真啊！据自己所知，西藏在整个二十世纪是一直不通铁路的，除了资金短缺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技术方面困难，比如多年冻土、高原缺氧、天气恶劣等。就凭二十世纪初的科技水准，估计集合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都难以修通横贯西藏的铁路，何况根本就不可能汇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放开技术放方面的难题不讲，且说修路的资本问题。六十亿元是什么概念？1911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白银3亿两，折合成银元有5亿多元；同期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财政收入是7。02亿美元，约合银元也就14亿多；而老牌列强大英帝国财政收入是1。04亿英镑，约合银元不到10亿。也就是说，孙中山准备在十年之内借用美国的四年全部岁入，或者是英国的六年全部岁入！这可能么？
然而孙中山目光坚定，态度诚恳，神态自若，看上去信心十足。眼光掠过袁世凯，只见他嘴角一侧微微上翘，眼角的鱼尾纹更加明显，眼睛里不时浮现几分讥讽的神情。但孙中山话音刚落，他却马上鼓掌欢呼道：“好！中山先生在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克强先生建立十万家大企业，宋卿培养五十万国家文职人员，百熙建立三十万所各类学堂，袁某愿在此期间训练一百万精兵。我们同心协力，何愁中华不兴？”
“大总统万岁！”孙中山也跟着欢呼道。
看来作为成功的政治家或革命家，首先必须得是一名善于言辞、表情丰富而又动作自然的优秀演员，有时候不仅要骗得大家相信，甚至连自己也要深陷其中。
孙元起观察最多的人，还是和自己同属跑龙套角色的黎元洪，毕竟自己抢了他半个湖北，还摆了他一道，自然要知己知彼。这位“首义都督”长得胖乎乎的，一脸圆脸尽是敦憨之色，看上去确实像是位忠厚长者。每次袁世凯征询他的意见，答案都是“好好好”、“是是是”，其他时候则像锯了嘴的葫芦，一言不发。怪不得被人称为“黎菩萨”。
如果你要真的以为他是好好先生，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他嘴上不说，但孙元起从他的细微表情和小动作可以看出，他对所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罢了。当然，他现在只是个无权无势的副总统，也不敢胡乱表现。但黎元洪越是隐忍，孙元起越是对他提高防备，因为能够这样隐忍的一般都是狠角色，何况这个老胖子还是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牛人呢？
真因为孙中山滔滔不绝、黄克强神魂颠倒、袁世凯刻意逢迎、黎元洪皮里阳秋、孙元起冷眼旁观，所以眼下“你好我好大家伙”的团结局面一直得以维持和延续。
不过孙中山北上，并不只是为了在大总统府过过嘴瘾，忽悠忽悠袁世凯，他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出席同盟会的改组大会。
同盟会之所以要改组，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因素，也是当时客观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但无论怎么说，都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的推动：宋教仁。
宋教仁在政治上可谓天纵奇才，他的辉煌经历还得从结识黄兴说起。宋教仁二十一岁时在武昌普通中学堂学习，课余时间喜欢讨论革命，机缘凑巧结识了黄兴。因为革命志趣相同，两人很快成为至交好友。光绪三十年（1904），两人在长沙成立华兴会，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
随后宋教仁来到日本，联合多家革命团体成立了同盟会，他在会内担任司法部检事长，还曾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可谓一时风云人物。但他也仅限于是风云人物，因为人们提及革命党的时候只会提及孙、黄二人。至于宋教仁，不过是其中一员干将，影响力甚至不及直呼光绪名讳的章炳麟、刺杀慈禧太后的陶成章、满清翰林出身的蔡元培等人。这也是宋教仁苦恼之处。
很快武昌起义爆发，这是主要由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主导的起义，同盟会只是一个边缘化的角色，而且这场起义造就了黎元洪、孙武、吴兆麟等一批元勋，让孙中山、黄兴等人倍感压力，遑论宋教仁之辈！故而同盟会不得不抢先成立民国临时政府。
在临时政府中，宋教仁作为湖南参议员，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极力主张采用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别人由此窥见宋教仁的野心，知道他想做内阁总理。同盟会元老、立宪派领袖以及清政府反正官员都大为不忿：你宋教仁算老几？也配做总理？结果不仅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设总理，甚至孙中山提名宋教仁担任内务总长也未获参议院通过。
好在不久南北议和达成，民国政府北迁，宋教仁终于可以在内阁中露脸，但也只是排名靠后的农林总长。而且在地方上，有北洋系、湖北系、川陕系等名目的地方豪强；在内阁中，赵秉钧、孙元起、张謇等名声也都远在自己之上，自己要当总理似乎遥遥无期。恰值此时，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同盟会因为革命成功、目的达到而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
革命成功后，对于同盟会未来走向，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没有个明确规划，甚至不少人认为解散也无不可，宋教仁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他看来，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是功成名就，甚至可以相约放弃参加总统竞选，担保袁世凯必然当选，当选后十年不换总统。而自己呢？一旦失去同盟会这个凭仗，还有什么资本和赵秉钧、孙元起、张謇等去拼斗？
所以同盟会不能倒！不仅不能倒，还要争取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第三七八章我是西州熟魏三
可眼下的事实却是，自北迁之后同盟会就已经失去对临时参议院的控制，沦落为和新中国党抢夺第二大党的配角；而且临时参议院的席位已经被瓜分殆尽，很难找到同盟会扩编的空间。
怎么办？
这个问题自然难不倒宋教仁。他马上就想到了解决办法：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在参议院中占有相当席位的统一共和党。而且与其他政党联合，还可以降低那些同盟会元老对党派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增强自己的实力与地位。
可同盟会的那些元老哪个不是人老成精、奸猾似鬼？一眼就看穿了宋教仁“掺沙子”的伎俩，对于改组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同盟会系革命同志数十年留学所成，如今应当以生命维护这一伟大的名号，让它与民国共享荣光，怎么能随便改组呢？大多数普通会员也认为“同盟会”三个字是老字号、金招牌，不应当随便改组。
宋教仁对此予以严词驳斥，认为眼下同盟会流品猥杂、泥沙俱下，内部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导致整个党派四分五裂、涣散无力，在临时参议院中影响力甚至不及新成立的共和党、新中国党，其根源就在于同盟会组织庞杂、思想陈旧、革命目标模糊。为淘汰流品、融合新旧，重新振作，并力争在国会大选中获胜，同盟会就必须要改组，而且要尽快改组！
同盟会的元老则反唇相讥，同盟会之前又不是没有改组过。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越改越乱，越改越差。所谓“流品猥杂。泥沙俱下”、“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四分五裂，涣散无力”等弊端，其实都是彼时改组所造成的。谁知道这次改组会不会雪上加霜？在结果不可预知的情况下，最好“一动不如一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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